[纪念改革开放]我在西安四十年——西安市政府研究室退休干部叶芝德

西安老干部 2019-03-13 14:14:19

    时光如流水,来无影去无踪。不知不觉中,我在西安生活整整四十年了。

实话实说,我在西安生活已经远远超过在陕北老家的时间,但我对陕北的感情还是要深于西安。这应该和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感情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所在。噢,忠孝万岁!但这儿毕竟是我的第二家乡,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西安四十年变化写出来。

1978年春天,一个留着小平头,浓眉毛,大眼睛,脸颊瘦削,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后生,穿着棉袄棉裤,棉袄上套着印有白色“东方”两字的劳动布工作服,脚穿母亲一针一线纳做的黑条绒千层底鞋,肩上扛着用陕北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随着人流出了西安火车站。在五路口挤上了一辆西行的10路公交汽车,在西安一所最古老的大学门口下车后,开始了在这个城市的漫长生活,这个人就是我。

下了10路公交车后,第一眼就看到这所大学的校门似曾相识,细一想和我们县办农场的大门一模一样,几天后我就把这所古老的大学称之为“县办农场”。新上任的校长(当时叫革命委员会主任)至少是陕西一流的教育家,大刀阔斧的开始了校园建设,大兴土木,到处种花种草,还修了一个紫藤园,大门推倒重修,这一下学校漂亮多啦!校门当时应是西安高校中最好的校门了。可校长也因为种花种草落了个不雅的外号——“花花公子”。那时我们高等学府高级知识分子们的观念有多落后啊!进入新世纪,西安在长安区建了一个大学城,我多次乘车路过大学城“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门,也许是这所大学埋藏过我最珍贵的感情,每次路过,我都会细细观望,校园特别大气,特别美丽。大学城里所有的大学都漂亮,这才是我们中国的大学,这才是我们莘莘学子读书的地方。

四年大学我随着季节变化增减衣服,但那件印着“东方”两字的劳动布工作服从不离身。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把同宿舍的城里同学吓了一跳。睡下后,我又去厕所小解,同宿舍哪位清华附中高六六的同学大声惊叫,“你咋连裤衩也不穿!”我不理解他的一惊一乍。陕北农民大人小孩,除夏天穿大裤衩子外,谁还会多此一举,里面再穿个小裤衩,真没见过世面!咋那么没文化呢?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睡觉不穿裤衩,另一种人睡觉穿裤衩。还清华大学附中呢?还高六六呢?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教学质量咋就那么差呀!连这个都不懂。楼里住的全是男同学,上厕所有必要穿衣服吗?谁不知道谁呀!第二天一位同学送了我一个小裤衩,说“这是城市的文明,要尽快适应。”噢,我明白啦,城里人就是小裤衩!同学们的衣服也很单调,有三个季节是穿深蓝色的卡红卫服,夏季是白色的确凉衬衣。女同学的衣服也很呆板,都是单色调的,不鲜艳,也不漂亮。记得历史系有两位女生,长得很漂亮,可能是不喜欢专业,上课时经常到我们班旁听。有一位夏天穿一条翠绿色的百褶裙,非常打眼,我认为她是校花,可其他同学认为和她同来听课的哪位才是校花。城里人喜欢“变”,“变则通”嘛。外语系1980年考来一位省长的千金,城里人的审美目标马上转移,公认为她是校花。乡下人“一根筋”,“坚持就是胜利”嘛,至今我也认为穿百褶裙的女同学是校花。前几年,网络上吵吵,说“重点大学无美女”,好像也有道理。实事求是的讲,这些校花都不及我供职单位的打字员张惠敏漂亮,小张那才是闭月羞花之容,落鱼沉雁之貌,标准的美人。小张是岐山的一只金凤凰,“凤鸣岐山”还不够,直接飞到古都,“凤鸣长安”啦!

可能是1979年吧,胡耀邦带头穿西服,开始了中国人穿衣的大解放。现在我们看看,满大街的人们穿衣千姿百态,奇装异服早被异装奇服消灭。特别是女同胞,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你穿上再美丽的衣服,也被满大街的美丽淹没。《易经》上说,“乾为天,坤为地”,地贵藏,才能厚重,才能载物。现在女同胞们越穿越少,越穿越露,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杞人真担心会影响到大地的沙漠化!

上大学后,我变成了城里人。每月国家给我22.5元助学金,供应30斤粮,80%细粮,20%粗粮。我从小在陕北吃糠咽菜,学校灶上的饭菜感到特别香,真有进入人间天堂的感觉。城里来的同学都怨声载道,说灶办得不好,饭菜不好吃。好几位同学常把粗粮饭票送给我。一次吃中午饭,同学又抱怨饭菜时,我实在听不下去,就说“这饭菜顿顿超过年夜饭,咋不好!你们家过年还能吃什么?”同学们怔了一下,哄堂大笑,我感到他们笑得莫名其妙,好像在笑他们自己。至今有时同学相遇,有的同学还拿“天天过年”的话和我开玩笑。我越来越对同学们把吃剩的菜倒掉、吃剩的馒头扔掉感到痛心和气愤。给我们授经济学课的是一位资深的讲师,现在已经被一些人称为经济学的“西北王”了。刚给我们讲授了羊皮换斧头的“价值规律”,作业是写论文。我心里还有气,怀着对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同情,用“价值规律”分析了“粮价太低,工业品太贵”背离价值规律的不合理问题,得出了“农村人养活城里人,农民养活国家”的结论。论文写的情理交融,感动了老师。老师上课时,让我给全班同学朗读,我一口标准陕北话,同学们一句也没听懂,这位可敬的老师又用他很浓重的浏阳腔读了一遍。

大学四年我没有回家,每逢过春节,一些回家的同学就把烟票、糖票送给我。我在农村时养成了抽烟的毛病,上学后就到土杂品商店买烟叶,揉碎用写过的作业本上的纸自己卷着抽,遇到开心事,花9分钱买包羊群烟解馋。现在同宿舍的同学一提到我抽的旱烟味,还大摇其头。

记得1979年大年三十日,我拿好多烟糖票去商店想买盒好烟过年。当时买了一包3毛钱的墨菊烟,旁边一位顾客看见我手里拿一把烟票糖票,就跟出来,要用钱买,我感到别扭,就白送他,他又不好意思白拿,就用我给的烟糖票买了很多烟糖后,硬塞给我两包牡丹烟。除夕夜,我一个人住在学校一座最大的学生宿舍楼,满怀悲愤写了一首长诗,有两句我现在还记得“问床上破被,何时换绫绸?看杯中白水,哪日成美酒?”。

小时候大人斥责挑食的孩子总爱说“你还想吃鱿鱼海参呀!”到现在,我鱿鱼海参不知吃了多少次,布票、粮票、肉票、烟票、糖票、付食等各种票证也早就取消了。奇怪的是人们现在突然喜欢吃杂粮、粗粮了,现在杂粮反比细粮贵。上大学时,想吃肉菜没钱买,现在是怕胖,尽量吃素菜。四十年来人们吃饭菜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开始是有啥吃啥,发展到啥好吃吃啥,然后是想吃啥吃啥,现在是身体需要啥吃啥。人们啊,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陕北不产棉花,被子一般不厚,尽管冬天,气温零下20多度,外面很冷,但窑洞内的土炕却热乎乎的,晚上孩子们蹬开被子也不会受凉。我离家时拿了一床半新的被子,母亲给我缝了条褥子,当时家里只有父亲母亲有褥子。西安气候比陕北暖和,冬天最多零下10度,但当时教室、宿舍没有暖气,反显得特别冷。同学们了解西安的气候,都是两条棉被。我的棉裤穿两年后,棉花溜动,大腿间只剩两层布,刺骨的冷,除上课,白天我坐在床上盖着被子看书,晚上穿着棉衣睡觉。我的千层底鞋也烂了,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马驷送我一双皮鞋,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穿上皮鞋,感觉很美,很神气。说到鞋,还有件有趣的事。当时国家颁布了大学生体育运动标准,十几个运动项目,如全部达标,学校奖励一双高级运动鞋,还给发一个大学生运动达标的证书。那天体育课测试百米成绩,城里同学们都穿跑鞋,跑鞋我上高中时见过,但看到鞋前面长几个铁钉,担心跑起来绊倒出危险,穿母亲做的布鞋又不利索,干脆赤脚跑。枪声一响,我就冲在前面,总害怕两边穿钉子鞋的同学扎着我,拼命往前跑,我赢啦!这一次测试百米,只达标我一个人。最后,我除最容易达标的1500米长跑没有通过,其余都通过了(问题还是出在鞋上),一项没通过也就等于全部未达标,高级运动鞋最终没有穿到我的赤脚上。夏天教室宿舍也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除穿劳动布工作服去教室上课外,就在宿舍脱个光膀子看书。大学四年,我在宿舍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宿舍安四张架子床,住七个人,很拥挤。2000年后,我也去过几所亲戚上学的大学学生宿舍,一般四个人住一个房子,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很不错。夏秋两季西安蚊子特别多,我没有蚊帐,学校给每班发一瓶敌敌畏农药,被我占为己有,把瓶盖打开放在床下。一次实在被蚊虫叮咬得受不了,我就把敌敌畏沿我床边洒了不少。当晚同宿舍的同学都喊头疼,一夜未眠,我反而呼呼大睡做着美梦。天明同学们都叫我“铁人”,我反说他们个个是“纸老虎”。

1978年暑假,我的印象里这是西安天气最闷热的一个夏天。最后一门课考试前夜,历史系一位女学生被杀,这可能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桩大学校园学生被杀案,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考完试后,同学们都回家了。我的宿舍就是历史系1977级学生延艺云写的电视剧《半边楼》一层正对厕所的房间,楼南北坐向,宿舍的窗户正对着西方,没有围墙,窗外就是太白路,当时是一座整楼。紧靠我宿舍南边房内,停放着被害学生的尸体,女学生父母都是这所大学的老师。白天来焚香烧纸,撕心裂肺的痛哭,晚上11点后,整座楼只有我一人陪伴死者。可能是女同学顾及了同学的情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只觉得酷暑难当。就把同学们的洗脸盆接满凉水,把所有的毛巾都放水盆里浸湿,我光身子躺在木板床上,把还流着水的毛巾搭在身上,过一会就把水换一次。一星期后,我患了痢疾病,到校卫生院去看病,大夫听了我的叙述后,大惊说:“幸亏你身体壮实,不然早出危险了。”要给我输液,我求大夫先吃几片药,大夫说:“最多试一天。”常不吃药的我吃什么药都是神药,第二天病就好啦!

半个月后西安下了一场我印象中最大的暴雨,校园内几棵手臂搂抱不住的大树连根倒地,我住的楼也裂开几道能塞进砖头的缝。这座楼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曾经关押过政治家习仲勋、著名作家柳青等人。我一直一个人住到开学后,和同学们一起全楼撤退,搬到了操场边最大的学生楼。这栋楼后来拆了一半,变成了延艺云的《半边楼》。

工作后,换了好多办公室,开始时夏天没有电风扇,冬天没有暖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办公室夏天有了电风扇,九十年代后期就有了空调,冬天也有了暖气。2000年后,又装修了办公室,很漂亮,也有了电脑,办公实现了自动化。为节约能源,大院专门发出文件,夏天,空调不能低于26度。好惬意的人们啊!上班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结婚后和妻子蜗居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了五六年,母亲带着我儿子来,四个人住一起,只好在床下铺上羊毛毡,我和儿子睡在上面。再后来有了两间单独的房子,跨入新千年后,我就住上了单元房。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房子面积变大了,装修豪华了,家具高档了。人们现在又在挑拣居住周围的环境和楼房的人脉啦。人啊!永不满足的人啊!

上大学时,西安的公交汽车、电车线路超不过30路,现在至少也有100路。

记得刚上大学不久的一个星期日,在离我校最近的一所高校上学我的高中同学来邀我一起去城里逛,并首先声明来回的公交车票由他负责。我们每人5分钱的车票坐6路公交车到了钟楼。先到钟楼书店转,一架书一架书的参观,真是开了眼界。后又到解放商场逛,当年的解放商场是我们县百货公司的十倍放大景象,好像有四五排平房,里面货倒很多很齐全,商场很普通,一点大城市气息也没有。我俩也到新城广场溜了一圈,感到没什么看头。回校时上车的人特别多,哪辆6路公交汽车挤得一塌糊涂,除了挤还是挤,如再挤上几个人,可能就把车挤破。因为没法买票,下车时没买票的人很多,这时我俩或许有逃票的念头,刚走几步,就被也下车补票的售票员喊住,我除照毕业照时戴过校徽,从来不戴校徽,戴着感到别扭,他倒是把校徽戴得很端正,售票员看清我俩是大学生后,利用城里姑娘伶牙俐齿的优势,把我俩数落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当她数落到你俩肯定是工农兵学员时,我觉得不能让工农兵学员背黑锅,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很优秀的人才,他们如参加高考,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被淘汰,工农兵学员是两极分化,良莠不齐。我就实事求是的解释了一句:“我们是考上的。”没想到这一句话换来好多人的同情,售票员的火力也顿消,我同学要补票时,她反而不让补,并说以后坐这辆车,免票。我俩喜羞参半,一路无语,走回了学校。人常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当时是“两个五分钱羞煞一对大学生”。

在西安市工作时,上班大院里没有多少车,每一个部门也就一两辆上海牌轿车。随着城市像摊大饼一样不断扩大,二环路、三环路相继贯通。现在竟然把高速公路修到了秦岭脚下,在关中大地划了一个很大的圈。大院里车满为患,公有的车都不够停,再加上更多的私家车,大院就变成了停车场。很多城市汽车已分单双号出行了。路是越修越宽,越修越长,越修越美,可架不住大车小车几何级数的增加。永不满足的人啊!总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

也说一下我俩那天逛的三个地方。新世纪初,解放路新华书店大楼开业后,钟楼新华书店就成了该保护的文化遗产了,解放路新华书店的高大、威风、先进、气派,反衬托出钟楼新华书店的破旧、落后,真是寒酸到让人们将要忘记没有钟楼新华书店就没有解放路新华书店的地步。

解放商场拆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女士设计,盖了一座特别现代、特别豪华、特别响亮的开元商城,过去西北地区民生商场是老大,开元起来后,已攀跻到全国十大商场之列。民生商场这个老大哥在开元商城小弟面前只能点头哈腰,屈居第二啦。有些市民对开元商城的外观颇有微词,说像一只螃蟹在钟楼旁爬着。我认为这责任不在张院士,西安补修了明城墙,闻名世界。但规划上又限制了城墙内的发展。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

广场的变化也很大,1978年的新城广场除了大,没有看点,现在除了变得小了许多,可变得越来越漂亮起来,水泥地面被大理石取代,修了个喷泉,虽然不大,水却喷得异常的高。升旗台特别庄严,每天升降国旗,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本地的人们肃穆观看,成了古都的一道新风景。

改革开放后,西安修了不少广场,但大雁塔广场风景独好。2006年我有幸在大雁塔广场旁边住过几个月,只要有空我就到广场去欣赏美丽。朋友们调侃说我去欣赏流动的美(美女),实际多数我是去欣赏凝固的美(建筑)。大雁塔广场从设计到建筑都非常美,很有文化,堪称世界一流。我最欣赏的是广场地面上的书法作品,观赏最多的是张旭和怀素的草书。一天,我正观看广场西北边上怀素的“千字文”书法,来了一队打着“湖南大学”旗号的旅游团,有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来享受怀素“千字文”的书法美。忽然一老者惊呼:“错了,西安人把怀素的‘千字文’书法,弄错啦。”我赶紧看他用拐杖指出的错处,马上回答他:“对不起,西安人没有错,是你们长沙人错了。”湖南大学的老教授们充满狐疑,我赶快解释:“可能是怀素会背诵‘千字文’,写时没有照着书写,把好几个字写的和‘千字文’原文有出入。‘怀素家长沙’,不是你们长沙人错啦!”他们还是不大信我的话,我接着说:“尽管有‘天下文章出三湘’的说法,但西安也不是没有文化的地方,不会犯这种小儿科错误,我家有怀素的书法‘千字文’帖,我经常看,你们还不信,去买一本怀素写的‘千字文’对照一下,就知道是你们长沙人错了。”事后,我细想能自觉得为西安辩护,说明我是热爱西安的,西安也没白养活我三十年。这件事真的引来了美女。一位大雁塔广场的礼仪小姐,听到了我和湖南大学长者们的对话后,彬彬有礼的对我说:“老师,我能拜您为师吗?”我大惑不解,问她:“我能教你什么呢?接物待人方面吗?”她笑了,笑得很灿烂,说:“请您把广场上所有草书教我认一遍。”从来没有引起过异性注意的我,受到这么美丽小姐的抬举,真是受宠若惊,我异常兴奋,晕晕乎乎地和她一起把广场上所有的草书认了一遍。从这一方书法走向下一方书法途中,她也问我一些看得出她知道的问题,如“初唐三绝”、“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之类,她的文学素养非常好,哪个下午,我可真愉快啊!

大雁塔广场的夜景就更美啦,夜夜市民和旅游者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很是壮观。五光十色的射灯组成了一幅立体世界名画,据说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把如醉如痴的人们直接送入人间天堂。美啊!没有别的,只剩美啦!

变化也不是尽如人意,有些变化就让人感到不舒服。1978年我买一包羊群烟是9分钱,现在一包羊群烟得10元钱,尽管包装和质量不同,但价格上涨的幅度也太大了;1978年一碗羊肉泡馍是4两粮票,4毛钱,现在到同盛祥、老孙家去吃,就得近30元,当然不要粮票了,碗也变小了,味也更好了,但价格差距也太大了;药价也涨得厉害,1978年看感冒病几毛钱就行了,现在得上百元还不一定看好,当然治疗的方法也变了,过去是大夫开几片药,现在是先化验后输液;子女上学的费用也特别高,我上学报名从来没出过钱,就是上高中,国家每月还给我8元钱助学金,可大学扩招后的学费之高,令人咋舌,我真难想象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女是如何完成学业的;社会风气也好像不如过去好,1978年前后,在公交汽车上给老弱病残孕妇让座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2002年元霄节我带老家的人去革命公园看灯展,回家时,我抱着我父母亲一岁多的曾孙女叶繁和一大家人上了公交车后,没有一个人让座,司机(现在自动售票没有售票员)大声喊了几次:“那位乘客给抱孩子的同志让个座。”坐着的人都“顾左右而言他”,无一人有反应。从此,我偶尔坐公交车,有座也宁愿站着。

还有两个变化更是让我忧心的。一是吸毒的人越来越多。解放初罗瑞卿领导的公安系统一年就关闭了烟馆妓院,中国几十年绝少有吸毒的人。改革开放后,毒品慢慢流进来了,如山洪泛滥,吸毒的人不断增多,已经对家庭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祸害(吸毒者大多先祸害家庭,后祸害社会)。我就不明白,各省各市提出的发展战略都充满豪言壮语,但还没发现哪一个省哪一个市提出的工作计划把该省该市建成无毒品省、无毒品市。现在倘若某市长能在任期内建一个无毒品市,就功德无量,老百姓肯定会给他树碑立传。二是贪官越来越多。毛泽东有七分成绩,有一分就是治贪官。记得我上高中时,原籍在我们县的一位中央某部长的侄子在合营饭店卖饭票,贪污了数额并不大的粮票,就被判了十年刑(肯定是判重了。粮票是无价证券,现在的法律就无法给他定罪)。当时漏网的贪官肯定是极其个别的。现在一旦揪出贪官,就是贪污几十万,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过亿的也有好几位。1985年党中央就开始纠正不正之风,反腐败的呼声逐年增高,可贪污腐败好像有了抗药性,总是根治不了。我以为,只有让全社会感受到贪污腐败成了最高风险的行为,我国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现在落马的贪官都有情妇,一些人就理解为女人害了贪官。我历来认为,美女祸国说不成立。只能说这些贪官,贪权、贪钱、贪财、贪色,无所不贪,女人是受害者。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女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共产党解放妇女,要求男女平等,但现在的妇女地位还是低,各种大会的主席台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贪官的情妇们的色被贪官贪污耍弄后,情妇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也会要求补偿,这样情妇们又逼着贪官做了坏事,由受害者变成害人者。

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咱是老百姓,那就“自信人生一百八十年”吧!

我把自己感受到的西安四十年来普通百姓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写出来,深感言犹未尽。未尽的话,留到再过二十年后,写“我在西安度花甲”时补充。又过四十年,到公元2078年,我肯定会在“我的百年西安生活”里淋漓尽致的写完心中的西安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