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和事

无梦书屋 2020-01-13 16:49:47



1959—1962年,我在西安市三十中学上初中。三十中学在西一路北边的西新街上。记得好像就在我进中学的那一年,街对面的电信大楼翻新扩建,扩建后的楼顶上多了层“塔楼”,塔楼四面镶上了四座巨大的钟表,那钟表每到正点先是奏响《东方红》乐曲,继而就发出“咚咚”的报时声——是几点“咚”几声。悠扬的乐曲和钟声几乎传遍西安的各个角落。于是,这电信大楼便成了当代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那年月,通讯工具十分落后,老百姓、包括一般工厂、学校、机关单位与外界的远程联系主要是靠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而这两项都要到这里才能实现,所以这楼也被称作“报话大楼”。于是这报话大楼和大钟表的知名度就直逼钟楼大雁塔。

从一进中学大门,我就和灾害“撞了个满怀”,用陕西俚语说叫“端端碰上了个偏偏”!

那段光景的最大特征就是:“饥荒”,或者叫“饿”!
                                                        

饥饿的孩子们

上学时我在灶上吃饭。灶上每天的午饭基本一样:六个人为一组,开饭时每一组都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圈中间是一个盛菜大盆,里面主要是水煮白菜、萝卜,有时加点土豆或粉条;一个大约为18公分口径的铝盆盛的是米饭(有大米、小米,更多的是高粱米),有时也有蒸馍、杂面花卷等面食。菜和饭都是由“吃饭小组”组长分。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时的孩子们真大公无私,每次分到最后,“饭长”留给自己的总是最少的。

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喝汤:领到饭菜的同学一边往嘴里狼吞虎咽地吞食,一边就到灶房后面去排队。那队伍从后门逶迤到前门延伸到操场。干啥呢?舀米汤。一名炊事员蹲在一口大锅的旁边,用一把长把勺子从锅里舀汤,排到跟前的同学弯下腰把碗伸过来,接一勺汤转身快步离去。急啥?急着再转到队伍后面排队,运气好了就有可能再盛一碗。

啥汤让人这么稀罕?西湖牛肉羹还是传说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都不是,是比白开水多了点颜色的米汤。

那时灶上蒸米饭是先将米放到清水大锅里煮一下,米煮烂了再捞出来蒸(据说这样显得量多)。我们排队等候的就是这种煮过米的汤。这汤不要饭票也不占定量,但毕竟有点“米腥气”。如果到了锅底,弄不好还能盛上几粒米来。所以算术学得好的人在排队时就多了个心眼,争取排到锅底见米的时段。如果哪天不做米饭,灶上就会烧一大锅开水,里面撒把盐再扔些烂菜叶子,叫“高汤”。为喝高汤,同学们也是要排出一字长蛇阵的。

我亲眼见过为喝汤而发生的一个事故。

那天蹲在锅边舀汤的是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炊事员,等锅里几乎没汤的时候,炊事员起身要走,排到跟前的一位同学就哀哀地说:“还能刮一两碗,你就给俺舀上吧。饿呀师傅!”

师傅可能是蹲累了,不情愿为那口残汁劳力费神,恨气地把勺子一甩说:“我胳膊短,够不着,想喝自己舀去。”

那同学喜出望外,从灶台捡起勺子,急头绊脑地就去“打捞”锅底的那几粒米。忽然“啊”地一声尖叫,那同学一头栽到大锅里。

幸亏锅里已经没有几口汤了,幸亏灶火里已经“釜底抽薪”了。那同学只是磕破了额头,刮伤了脸皮,不然……

那时同学们之间自觉地回避一种问候:“吃饭了么?”因为这种话很容易让人觉得你虚伪。明知人家饿得眼睛发蓝,问啥哩问!有一句话却是大伙常挂在嘴边的:“唉,你说咱咋就不知道啥叫个饱呢?”真的是不知道啥叫个饱。有一度灶上卖“高价馍”——所谓高价就是不要粮票,用高出几倍的价格卖粮或粮食制品,也叫“议价粮”。二分钱一个的蒸馍卖到两毛,再涨到两毛五、三毛……有两个同学下了狠心,一人买了10个蒸馍,当着炊事员的面一口气吃完。按食堂算法,10个馍等于二斤粮。炊事员问:“饱了么?”两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没。能赊账不?能赊账再来5个。”

有句俗话叫“没良心的肚子”,那时的人们全都有个“没良心”的肚子,只知饥不知饱,填不满的无底洞。

年轻人,你一定不相信:肚子不就是胃么?人的胃就那么大点儿,还会有填不满的时候?老头瞎编!

老头绝不敢瞎编。不信你回家问问你的父母或爷爷奶奶,问问那时饥饿是啥滋味?问问他们那时吃饱过么?别说他们是普通老百姓,就是当过七品上下的官儿,他们知道啥叫饱么?

但是我要讲老实话:我对饥荒年代的饥荒感受并不深刻,至少是没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原因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叫“习惯了”。自打我记事起,或者更远点,还没脱离娘怀时就经受着饥饿的考验。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娘坐在床边上,一边拍我一边哼着的一首民谣:“儿呀儿,你快睡着。人是一盘磨,睡着就不饿……”更何况,在进中学的前两年,不是已经经受了一场饥荒的考验了么?那叫“热身”。有了那场“热身”垫底,“大赛”开始后就多了份抵抗力。所以饥荒年代对我“没咋的”!除了瘦得皮包骨头,胃里常常泛酸水,没啥大碍。

但是,我那受苦受难的娘,撑过熬过数不清的磨难的娘却在饥饿的打击下患上了“浮肿”。

浮肿病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患者遍布城乡,涉及各个行业,各色人等,甚至官员。

开始人们把这称作“虚胖”,就是看着你的皮肉鼓胀着,像是胖了,可你用手指一摁就是一个深坑,半天都弹不起来。浮肿者四肢乏力,精神萎靡,动不动就会发晕。后来知道这是病,要命的病!那时也果真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

浮肿的根子在饥饿,饥饿的原因是营养严重缺失。

营养,顾名思义就是为人体营造维持生命的养分。营养缺失,人何以堪!

因为饥荒,学校里的体育课取消了。甚至连课间操都不做了,因为经常有同学在操场上晕倒……我从小学就喜欢听大喇叭里播放的体操曲:“预备……一二三四……上身运动……下身运动……”特有节奏感,特“阳刚”!可是那声音却在饥荒中消失了。

因为饥荒,班上不时有同学退学。那些退学的同学走时,他(她)哭,同学们哭,老师也是泪眼矇眬。我们的班长叫边中和,比我大两岁,个头高、壮而魁,人却极憨厚。他退学时,全班同学泣不成声。退学后的边班长到了北郊渭河岸边的草滩农场去种地(我曾想过:如果坚持下来,我们的边班长一定会上大学甚至会干出大事业),临走时他对我说过:“到农场总能混口饭。不是为我,我弟弟妹妹都饿得没人形了。我都是成人了,得救救他们呀!”

边班长是找到了“有口饭吃”的退路才退学的,可有的同学却并没找到任何退路,熬不过饥饿的折磨也退学了,他们的境遇更加凄凉。班上有位姓郭的同学,人长得特标致,俊美(用现在的话就叫帅哥),又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吹箫、弹钢琴(那时会玩这几种乐器的学生可不多,据说这位郭同学是跟着在陕歌工作的姑母长大的)。他在上二年级时退学了。而就在那一年的冬天,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从小东门外的“破烂市(场)”走过,突然就发现那位郭同学与我擦肩而过。只见他蓬头垢面,上身穿着到处绽花的黑棉袄,两手紧紧地插进袖筒;下身穿着一条刚刚到膝盖的单裤子,又黑又脏的赤脚趿拉着一双没有后跟的布鞋,简直比乞丐还乞丐!

记住:这是一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冬季!

记住:那是一位长相俊秀、才华横溢的16岁的花季少年!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但我想过,如果不是因为饥饿而辍学,长大后他一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艺术家。

他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同样为16岁的我目瞪口呆。我没有喊他,他也没看我,那一幕我这一生都难以忘却。

我记得他的名字,但我不忍心说,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样一种状况。那天气,是会冻死穷人的啊!

愿上天保佑我那位苦命的同学!
                                                                  

西安街上“抢馍的”

近年来,有一种犯罪在大小城市里甚嚣尘上,刑法上叫“抢夺罪”。作案者一般是两个人(也有“孤胆英雄”),骑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转悠,瞅准目标(多半是挎背包的女性)后飞车向前,以闪电般的速度,伸手夺下他人财物(挎包)后便飞车逃逸。这伙“飞贼”抢到的多是女式包里的钱币、金银首饰、银行卡等值钱的东西。最不济也能落个胭脂口红唇膏之类的化妆品。

饥荒年代,西安街头也有“抢夺”犯罪,不过他们抢的物件和现在的飞贼完全不一样。他们抢的是“进口物资”——蒸馍或其他能吃的食品。那时西安人把这伙贼叫“欻馍的”(欻:陕西方言,即“抢夺”,下文将以“抢馍的”代之)。

我在鼎兴春泡馍馆(这个泡馍馆当时在西安挺有名,现在早已销声匿迹了,不过我还能准确地指出它的原址:北大街西华门十字路西百米处。如今这里是西安一家超时髦、超豪华的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场所,叫“钱柜”)里就见过“抢馍的”现场表演。那时这饭馆早上卖早点、豆浆、油条和甑糕。甑糕也是西安名小吃。盛甑糕的是一种比碗浅、比盘子深的小瓷器皿,也叫碗吧。买甑糕的一般是端着这碗站着或蹲在街上吃。那天我去买了两根油条,刚走出门口,就听有人“啊”地喊了一声。这一声是在告知大家:我碗里的甑糕被人“抢”了!喊声刚落,那人撒腿就向北边跑去。好奇心驱使我也急忙跟了上去。两三分钟后,那人在路东的通济坊口追上了那个“抢馍的”。我也后脚跟前脚地到了现场。只见那个“抢馍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干净的地方,头发比鸡窝还乱,满脸都是黑垢痂,嘴里还在嚼着刚夺来的甑糕。见主家追上了,那人并不慌乱,伸出攥着热甑糕的右手,谦恭地说:“给……还给你……我只吃了一口……还热着哩。”“主家”一看那手,顿时刹气了。那手脏得让人恶心反胃。

于是“主家”长叹一声:“算我倒霉!你吃了吧。”便转身而去。
这是我目睹了全过程的“抢馍事件”。我没亲眼见过的多了。听人说,一些“抢”热甑糕的,因为“下手”时是直接把手伸到碗里抓起热甑糕,所以常常在吃完甑糕后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烫得褪了一层皮。有些“抢馍的”被“主家”撵上后,当你面在馍上“呸呸呸”吐几口唾沫或抹一把鼻涕,有更绝的就把馍往自己裤裆里一塞,在里面蹭几下再还给你。那玩意,谁还能要啊!

“抢馍的”就是那个时段的一个特殊群体。人数众多,经常会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食客”的身前身后,给你表演个“虎口夺食”,“打你一个冷不防”。按说这种事也应划入犯罪之列,但那时的政府比较宽容,只称他们是“流民”,并不问罪。其实那些“抢馍的”巴不得政府抓他去蹲号子呢!监狱里总得管嘛。(有位老警察对我说:那年月,有的犯人刑期满了,死活不愿出狱,说回去弄不好就饿死了。)

“流民”这个词历史上就有。解释大概有两种:一是“流离失所漂泊异乡的人”;二是盲目流动的人群。咱们的政府爱面子取的是后一种解释。所以流民的另一种称呼叫“盲流”。其实这个称呼也是见表不见里。这些人背井离乡时可能有不知路在何方的迷茫,没有明确的流向,但他们心里强烈的、出自人性本能的愿望就是:活下去!树挪死,人挪活,为了活命,他们只能选择流浪。

陕西的盲流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带的河南、安徽、山东的农民。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沦落成为盲流的呢?

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搅动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谎祸。

以河南为例: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实际产量为281亿斤,但河南的大小官员在浮夸风的吹拂下热血沸腾,豪气冲天,层层虚报,最后报给中央并公之于世的竟然是702亿斤,翻了将近2.5倍。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那就得以此向国家交征购粮吧?可是,粮在哪?有人愤愤地说:把农民从唐朝就省下来的粮食都交上去也凑不够数!可那些把牛皮吹破天的官员们却不管这个,交不够公粮的农民所受的惩罚你现在怎么想都不为过!

那一时期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饿死?官方至今没有公开的数字,民间学者调查得出的数字是三千六百万!我信然。

像历史上的灾年一样,中原、江淮一带的饥民为了活命,只有外出逃荒。(其实这个词并不准确,逃荒者,即为了躲避荒年而出逃,荒年指的是自然灾害,那几年是自然灾害么?)虽然陕西也和全国一样处在饥荒的阴影笼罩之下,但饥民们从祖辈人逃荒留下的“历史经验”中认定:陕西咋说也比咱这强些吧。于是,一拨又一拨的“山东”饥民便如过江之鲫般越过函谷关涌向三秦大地。(顺便“卖弄”一点历史知识:自战国以来,函谷关就成了分界西部与中原的一个标志,崤山函谷关以西属秦,称关中;函谷关以东的地盘则统称山东。所以我们在读史书时,切不可把书上的“山东”误认为单指今天的山东省。)

逃命的饥民扒火车沿陇海线涌向关中,涌向西安。西安的民政、公安在临潼、灞桥站东等处设防拦截。但饿疯了的盲流们如决堤之水,又怎能拦截得住啊!于是,政府就打开收容站暂时收留下他们。收容站装不下了,就往下面单位分流,让有条件的单位替政府分忧解难。所谓有条件的单位就是那些出苦力的地方,比如浐灞河边的砂石站、郊区的砖瓦窑等,让那些“盲流”靠下苦力挣口饭吃,过段时间政府再将他们“遣返”回原籍。而很多被遣返的人死活不愿回去,中途便用跳车等手段重返西安,实在没办法了就去街上当“抢馍的”。

为什么宁肯当“抢馍的”也不愿回故乡呢?因为逃荒就是为当地政府脸上抹黑,给政府脸上抹黑一上纲上线就成了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一旦被当地政府抓住,绳捆索绑“叨治”一顿是轻的,重的就有可能“黄泉路近”了……
                                                          

也有“撑死的”

我们上学那会,西安城墙里的餐馆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40个。如身你想到餐馆(那时叫饭店、食堂)吃饭,先把你的进餐券“亮”出来,有进餐券的再去排队用粮票和钱买饭票。进餐券是一次性的消费凭证,是火柴盒大小的盖着红色印章的薄纸片。进餐券是政府发的,每个单位每月也就那么几张。那时的“官”比现在的官清廉,领到进餐券后多半是发给下属,有的就当作一种奖励:你这月干得不错,给你张餐劵让你给嘴“过个生日”。

西郊电工城有个青年工人,当月评了个先进工作者,车间就奖了他一张老童家羊肉泡馍馆的餐券。老童家泡馍馆在火车站广场前。小伙跑了十来里路,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又是半年多没尝过“腥气”,所以,就下狠心一下子买了6个饦饦馍,给大老碗里掰了4个,又给不要钱的“高汤”里泡了两个,没良心的肚子总算被他填平了。吃完饭他就沿着西五路朝回走。走着走着渴劲就上来了,碰到路边有茶摊,就买碗茶;碰到有自来水管,就嘴对嘴地灌几口凉水。结果呢?结果是当他走到离厂门不远的地方时,一声嚎叫就仰面朝天倒下了——撑死啦!小伙最后的那声嚎叫只吐了一个字,对这个字,厂里的工人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吃”,有人说是“饱”,有人说是“美”,还有人说是喊了声“妈……”

写到这里年轻人会问:“不是人人都有口粮定量么?连中学生每月都供30斤粮食呢!咋会饿成那样子?现在的人,谁一个月能吃光30斤粮食。”                                


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因为没油水。人的肠胃是要靠油水来养活的。没油水,食物进去后就会穿肠而过,飞流直下,肠胃就空空如也了。大概是从1959年起,直到70年末,城里人每人每月的油票上都是“二两”。二两油现在炒一个菜够不?记得前几年有个笑话,说有个年轻官人对他的下属说:“俺家老爷子说,六几年粮食老是不够吃,我说:你傻呀!粮食不够你不会买肉吃呀?”那小官人哪里知道,那年月,猪、牛、羊肉比人肉都稀缺多啦!
                                                                  

逃出城市的工薪族

极度的饥荒也使这座城市的“工薪族”们对城市、对“铁饭碗”的依恋之情发生了动摇。他们看到“黑市”(那时的所谓黑市主要是农民藏着掖着点农副产品溜进城里,穿背街走小巷地流动出售)一个鸡蛋卖到一块钱、一块五、两块;一捆葱得用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于是就有个谶语类的顺口溜如风吹来:“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垄葱。”

于是,“工薪族”中一些在农村有点根基的人就移情别恋了,他们主动要求到农村去。正好当时政府也在搞“干部下放”,心眼多一点的人就要求“下放,支援农业建设”,这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类似80年代初的停薪留职);死心眼的就干脆破釜沉舟、辞去公职,回乡当农民。我有个远房表哥,五几年领着媳妇到西安投奔我娘,娘让大姐帮他进了建筑公司。表哥干得不错,不久就当了班长,还入了党。而那位表嫂更是巾帼女杰,先是在东郊洪庆一镇街道唯一的一个国营食堂扫地、洗碗、刷盘子,三四年工夫竟当上了食堂主任(当然也入了党)。看着别人都闹着要回乡,眼浅的表哥心热了,非要让表嫂和他一块回家种地去。表嫂不肯,表哥就跑到食堂闹,甚至拎一块半截砖满街道地追打、谩骂……结果呢?结果自然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40年后,表哥拿着当年的辞职报告来找原单位要求复职。我在大姐家见到他,风烛残年的表哥老泪纵横,肠子都悔青了!
                                                                

是天灾还是人祸

现在要想的是:那三年的困窘真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么?

从上小学我就知道:中国是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大国,纵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决定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又决定了风云变幻的无常。所以,局部(或多部)出现自然灾害是永远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从未记载过哪朝哪代因自然灾害而使全国处在大饥荒大崩溃中(出现那种局面只能是政治的原因,自然灾害最多算个小帮凶)。而最近几年,有气象专家“爆料”称:“被称为自然灾害的那三年,其实是中国自然灾害最少的年份……”。说到政治原因,当时政府也说啦: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后来就称“苏修”——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追讨贷款……政治就是利益集团之间斗智斗勇的手段。咱不懂,反正这世事变化之规律罗贯中先生早就给咱点破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好的时候亲密无间,一旦闹翻了就互相泼恶水……

真实的原因就是——人祸!

说起“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份,有人说是从1959年到1962年,有人说是1960年到1962年。我个人认为,应当是1959年到1962年。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形势从1961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有点转机、或者叫“回暖”了。从1961年底开始,西安街头有农村妇女挎上一篮子鸡蛋公然招摇过市,有时竟蹲在市中心的邮电大楼门前扯开了搭在鸡蛋上的遮羞布,任路人挑拣,与城里人讨价还价。城墙外的关闭了多年的“自由市场”也慢慢有了点生气。


有资料显示: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14日到18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两个会议连接得如此紧凑,就表明,中央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管全国经济计划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说:当前计划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忽视农业,指标过高,权力下放太多,检查不够。

毛泽东说:“不光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挤了农村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又退不下来,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接着,毛泽东沉稳地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

总算有了个“现在看来……社会主义……越急越办不成……”的“最高指示”!

于是大会就批准了此前由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拟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总结建国十二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总结也做了自我批评……史料称: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论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却为后来的党内路线斗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这是后话。                  


【徐三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