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鼎食|2018/27闲话李劼人,晚年书信二三事(下)

象罔 2019-05-22 02:34:04


1954年9月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与儿子李远芩(右二)、女儿李远山(右一)、儿媳黄尚莹(左一)、女婿王小鼎(左二)合影。


闲话李劼人(下)



王嘉陵:李劼人晚年书信二三事

    在新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语境中,李劼人晚年书信,明显地对历史文献、历史人物和事件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书信中,他屡屡谈到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也屡屡谈到《大波》之后的写作计划。他很想于写作从宏观到细节多方面恢复历史原貌。不仅如此,他此时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还想在完成《大波》之后,以历史题材写更多的小说。他在致刘白羽的信中写道:


    “关于创作规划,我原有一种妄想,拟将六十年来之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在各阶级、各阶层中之变化)以历史唯物观点,凭自身经历研究所得,用形象化手法,使其一一反映于文字。《死水微澜》到《大波》,是其间一段落。《大波》之后,另起炉灶,再写第二段落。(从袁世凯窃国到“五四”运动)。而后逐段写到抗战时之大后方,写至成都解放。”


      他在给出版社编辑,给儿女、朋友、其他读者等诸多人士的信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重写本《大波》手稿与书影(香港广角出版社1977年)

李劼人与孙子辈在菱窠家中的收音机旁,1957年5月8日,新华社四川分社女摄影记者金勖琪摄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是中国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又以大河小说三部曲名之,“大河小说”从日文转译法语ROMANBLEUBE而来,意即“反映时代的超长篇小说”。后来,三部曲又被界定为历史小说,和这似乎又有一些区别了。旧作三部曲,尤其是《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更适合“反映时代的超长篇小说”的界定,新版《大波》则更符合历史小说的界定。即使部分研究者,甚至包括李劼人本人,把三部曲统统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但读者仍然可以区分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尤其是前者)更多是通过故事和人物活动反映和折射历史,新版《大波》则想更真实地描述历史,更像历史演义。其实,历史小说也是很好的题材,关键在于不要因为写历史而削弱了小说的的文学性。新版《大波》的确有此嫌疑。在整理《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时,正好也获得与李劼人通信的部分来信,附带在此《书信集》中发表,其中李劼人的女儿李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来信有一段文字讨论了这个问题,可以对此有所印证,兹援引如后:


     “十月号《文艺报》上的《绘声绘色的〈大波〉》一文,已读过,所论各点,我也有同感。该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历史小说中如何塑造真实人物形象),似较中肯,望父亲在第四部中有进一步解决。小说到底是小说,和历史或传记不同,小说是需要人物的塑形,形象地描写,和情节结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二书成功在于此,所以畅销。在许多单位图书馆中(我们机关也如此),借阅此书人极多。我就看到我们机关中的几本《死》《暴》二书,已翻得稀烂。至于《大波》一二部,历史学家评价颇高,(范文上次告诉我,范文澜曾极力向高级党校同学推荐此二部书,说是对了解辛亥革命面貌很有价值)而许多读过《死》《暴》二书的读者,兴冲冲去借《大波》一二部,之后反映说“看不懂”。(这是我们机关情况,而我们这里的干部,一般起码具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当然,年轻,对历史知识无知,是事实。但也说明此二书太“专”了一点。)我也有同感。”


日本竹内实耗时十年翻译的李劼人小说集《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书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劼人的作品在法兰西、日本等国已经有译本和较大影响。香港司马长风作文学史将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称大河小说三部曲,这个词汇乃源于日文译自法文的romahblever,意即反映一个时代的超长篇小说。


     李眉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但至少是有一定素养的文学爱好者,她的意见既有独特的看法,也有事实依据,可以说涉及到了新版《大波》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可以设想,李劼人不写历史小说,写点符合时代精神的其他小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但如果继续按照《死水微澜》的自然主义的写法,与新时代的精神不符,风险太大。他写信托人购书,购买苏联柯·切托夫所著《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等书籍,还多次和子女通信时谈到这些书籍(还有《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看来他是关注新的文学的动向的。只是他不仅没有写作那样的小说的生活基础,更缺乏那样的思想感情,虽然新的关注和阅读对他写作的影响是难免的,何况还有制度化的会议学习的影响。一个大时代的来临,特别的“体制”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除非作家改行不写作。


李劼人1961年致吴志诚信函,吴氏生平不详,由内容看,或为收藏家、古董商一类。


     李劼人重写《大波》的动因,是作家出版社要他改写旧作三部曲。三部小说,改写一部出版一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比较定型,改动有限,《大波》则在当初成书时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如愿截稿,作家常自遗憾。他自觉“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在思想上也背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而且“由于解放后我参加了政治学习,回头看辛亥革命运动比廿年前更清楚、更透彻了”重写《大波》“想深入运动的本质”。


     然而,在时隔二十年后重写《大波》,时过境迁,且又存在上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影响,对创作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可想而知。新版《大波》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以旧文人的风骨和曾经留洋的视野,李劼人也不是媚俗跟风之辈,不过,终究以过于注重“历史事实”的描写而削弱了“文学”的品质,结构不够紧凑,层次欠分明,人物个性也远不及旧作鲜明。旧作中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抓被杀的精彩情节,新著中也由于没有完篇而不及反映,遗憾遗憾!


成都西门十二桥,在今天的琴台路附近


     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李劼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死水微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美、最伟大的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奠定的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重写《大波》,由于李劼人优于一般小说家的学问功底、客观态度和写作天才,使其写作历史小说,仍高踞于一般二流作家之上。李劼人致儿子李远岑信中,有一段阐述其写作的思想。他引述了亲历《大波》背景活动的老友张颐谈论《大波》的一段文字,然后论道:“张先生的话,犹之《人民文学》短评,《四川日报》上一篇对《四川文学》所登的《重庆在反正前后》一样,都只就一章一节而言,不但未能看到全面,而且没有触及紧要处。”他说:“本来,评论《大波》,是件不容易的事,(沙汀、艾芜、陈白尘的话。)不但要熟悉史事,还应熟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与思想情况,尤须熟悉当时社会与经济形态的变革、转化。除此之外,还应了解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限。”



满城内金河上的一座桥


    李劼人又道:“《大波》之语言文字,所以不同于他书,(我只能说不同,实不想说优于。)因为知道人物的语言,必须从属于每个人的阶级、阶层,和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在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环境的时段。”“当代许多流行极广的杰作,(尤其中国方面的。)好象都不注意于此。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却都示了范。我从写作《大波》的实践中, 愈益懂得中国这些古典作品之所以能永垂不朽,而外国的许多古典作品之所以可议,(老托尔斯泰除外。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可与我国古典作品相匹敌。)即在于此。《大波》之难写处,此亦一端,然对此,则尚无人道及。”由此可见,李劼人对小说人物塑造的认识,是有自己独特而深度的见解的,实非当时其他作家可望其项背。新版《大波》,虽然可议,绝非一般跟风的作家可同日而语。


    《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的初版问世后,流沙河先生曾称其“娓娓如面谈,亲切可听,为极佳之书信体文字,亦文学作品之可遇不可求者。唯天然流出,如百泉之不择地而出;又无过多顾忌,能讲真话道实情;而又极其具体详尽,不捐细节,诚文学大家之咳唾成珠者。”确然,李劼人晚年的信札,既是生活的纪实,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值得咀嚼品味。


成都市区鼓楼街上的瞭望台,1958被毁


晚年书信增补(1950-1962)

    《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所收是他一生最后三年的书信,差不多也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写信札,以及一部分通信者的来函。那些书信不仅提供了可资研究作家李劼人的材料,且提供了研究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材料,凸现了文学和史料的双重意义。后来整理《李劼人全集·书信卷》,窃思一个人的“晚年”,其实可以从六十左右算起,如果这观点成立,一九五0 年成都解放,这一年李劼人虚六十岁,以这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底他逝世来做一个《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的增补本,应该又有新的视野的延展,此外又因时有零星的李劼人晚年的新的书信材料发现,这些成为促成我做《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的理由。


    李劼人是一位经历丰富而阅世深刻的作家,这反映在他的作品的历史感和写实倾向,对人物事件场景刻画的入木三分,行文的博大精深,也表现在他的书信之中。可以说,他的晚年书信正是他的极富内涵的人生晚景的记录。《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增加了信札六十八封, 从初版所收通信者四十二位增至七十位(包括三个机构);此外,致吴照华、李眉(远山)、李远岑、巴金、沙汀、魏时珍、楼适夷、张颐、李友欣等人的信件皆有增补,同魏时珍、李远岑等人的通信甚至有较多的增补。


李劼人与外孙女李诗华在成都郊区“菱窠”私宅,1957

李劼人填写的川西省统治部制作的干部登记表


    增补本的书信的数量,虽然只占大约全书的三分之一,所覆盖的年代则向前延续了十年,远多于初版的年头。这十年或许只是历史长河的“刹那”之间,却是新中国建国最初的十年,世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诸多事件,诸多场景以及人物的命运,其令人关注的程度不低于比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书覆盖了李劼人晚年十三年,应该为研究晚年李劼人提供了更全面的资料。前十年的书信或不如后三年齐备,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非人力可改变,就其内容覆盖的时空而言,至少是对原书的丰富和补充,而不是重复和削弱。


     五十年代初期,李劼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成都的副市长。最初几年,他几乎完全投入所担任的职务工作,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直到一九五四年以后,才又重拾旧业,开始回归写作之路。增补信札把时间向前延展到这一时期,让人不得不关注,尤其是李劼人晚年独立特行的方面。


      李劼人初任副市长之职,即遭遇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这部书信集增补的信札有逾二十封之多,是为在当时一些处境维艰而需要帮助的人(也有代表机构或机构个人兼而有之者。)说项,恳请减轻对他们的处罚,或按政策实事求是给予公正待遇。这些人中,有学界文化界人如数学教授魏时珍、英文教师廖学章、国学大师刘鉴泉等,有民国时期任过高官的川军军长陈益廷、省高等法院院长苏兆祥等,也有名不见经传属于土改对象的程茂年等人。



皇城坝的节日,成都皇城大门外,1911年11月,路德·那华德摄


【市集赶场】 成都平原坝子上的市集、赶场,历史悠久,远可以逮炎黄神农裔,《世本》“祝融作市”即是,近可以溯唐宋之际。社会必先富庶,有一定的基础,而百姓有这没那又有所求,即方志所谓“官府充饶而民有余羡,然贫富差等”,于是,约定俗成,方生出公共生活互补的需要,有需要,就有场所,于是乎,集市生焉。百姓贩鬻各种时令瓜蔬碎细,旦营暮供,俯仰取给,贵在人人平等,捐有余而补不足,大家知其自然,遂视为政要,贤达也好,匪徒也罢,随便啥角色,于此也都只能与民同乐,观物质周流,男女相悦,讨价还价,乡里庙会,择时错落,此起彼伏,亦如暂时的“乌托邦”,即便药草扇巾,也都见了生活本色,岂能像都市里那些文绉绉的笔杆,为填每日的报屁股,到处胡诌教导啥啥啥是“生活”。矫饰的革命家,懵里懵懂,则以为广场大街可以掀巨浪改变时代,但遇了水枪压碾机,还不是避乡下,窥得篱笆间的桑女蚕妹,或吆喝糖锅盔的贩夫走卒,道士、仁波切一类,一下又觉着另外的秩序。所以,何不揣摩世道前,先饱眼福、口福,得了自发民生的要领,方才说得上各位空论的自由。成都从古至今,怕都是如此,虽农事、物具、人心不再,丑陋污染得厉害,也还蒸蒸日上,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故知近代,即便学问家们,也未必知“民”字本宜。其实,即含方舆市集。成都市集,较著名的有:七宝市、扇市、麻市、花市、夜市、锦市、蚕市。所谓“七宝”,即器用,旧时,冬月在大慈寺举行。而且,周边各处都有市集。据《成都古今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即以刘鉴泉而言,在当时其人已辞世约二十年,李劼人写给有关人等的信中,直承刘鉴泉是自己的老朋友,称其为四川学界“最有成绩,最有身后之名者”。因其祖上遗下田产二百亩,其遗孀自退押始“百方设法,卖房卖物,竭尽所能,仅退还一部分,”仍有二百余市石食米的亏欠无法退还。李劼人力促以其家人交与川西文教厅和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二万三千余册图书作抵,并称“以书籍购价而言,已属不资,”而其中更有“极其珍贵手稿”,“实为不可数计之文化遗产”。由于书籍和手稿交与文教口,而催缴退押权限则在农协等基层组织,李劼人写信则须向有关方面竭力说明,以沟通涉事多边。


     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例,即苏兆祥氏捐出所藏价值数以十万美金计的敦煌莫高窟唐观音绢画一幅,以及历朝铜磁文物十余件,却在苏氏一贫如洗、无力完成数百石退押任务之际,农民协会不允其以捐给文教委的文物相抵,也是李劼人写信给川西七县农协联和办事处及其相关人士,为之疏通辩解。


李劼人为苏兆祥捐赠敦煌唐画说项函


     苏兆祥氏系民国时期司法界人物,曾任职于甘肃、河南、南京中央和四川的司法部门。一九二0年代,他在甘肃任省高等审判厅长,有人向督军陆洪涛奉献唐观音画一幅,他即以月俸若干元购得此画,并精制约二尺见方之紫檀木盒,将画密封珍藏。一九二六年,考古学家陈万里到甘肃考察敦煌遗迹,曾目睹此画,对此唐观音绢画有生动的记载:“应次洲厅长之约诣督署,并识苏高等审判厅长、张检查厅长二公。苏出示所得敦煌唐画绢本。左侧画观音坐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执杨枝,赤足踏莲花,其前莲花石台上有盆花,一王者跪于右,手托供物,顶上现法器,一童子倾果盘,桃数枚落空中,画极精美。线条细而劲,非唐人不能为也。”(陈万里《西行日记》)稍后有日人拟以二十万银元向苏购买此画,四十年代又有美国大学欲出价十万美金以上购置,均被告知不售而被拒。


     据苏兆祥之子苏进德撰写的回忆录言,1939年张群主川,举荐苏兆祥任四川省高等法院院长,苏常与在川文物考古名家相聚,相互展评私家珍藏文物,谢无量、杨啸谷等对此唐观音绢画均有题跋,杨称此画为双丝为眼绢,为唐代独有:色彩绚丽,为宝石研细所绘。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派任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梅汝璈,乃苏兆祥在司法界之同僚,赴东京就任前来蓉辞行,言及日侵略军总部档案中,载有此敦煌唐观音绢画及其物主的详细信息。由此可见此唐画的价值和知名度。


成都青羊宫内道教殿宇    1914    谢阁兰摄


     在苏氏后人的回忆中,成都解放后,任川西博物馆馆长的谢无量和川大教授徐中舒、蒙文通等,倡导藏家捐献文物,苏氏父子商议后,以敦煌文物本属国家所有,民间无力保存,为永存后世计,捐献国家为上,遂将此画送至川西文物局。川西文物局特复函褒奖。两年后,唐画送京鉴定,被留京借展,至今仍藏于北京, 而苏兆祥则被安排任省文史馆研究员。李劼人书信披露了一些不为苏氏后人所知晓的细节。他在1951年5月18日致七联负责人邓泽的信中写道:“彼已一贫如洗……其实在众人之意,应当说出此画价值之高,苏君捐出为数已大,其实在无力措缴之四百四十余双市石,在理应予豁免可也。……故我以文委会委员资格写此一信。希望兄力与定一主任商量,务望做到豁免为好。因此唐画之捐出系我发动,今无切实照顾,实不惟我对不起苏君,且影响我将来鼓动他人也。”此明言李劼人乃发动苏兆祥将唐画捐出之人。


     同年12月18日,另一封李劼人致龚逢春的信中又写道:“但求政府予以合理照顾,俾其得以结束以后谋求生活,此是彼之要求与希望。可否核准仍请转商王定一主任。” 龚逢春当时是中共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又是川西区党委领导,所以苏兆祥后来被安排任省文史馆研究员,应与李劼人的疏通非无关系。本书信集收入的信件中,涉及苏兆祥的有三封,此外上网浏览发现民间还存有一封,因此可断定李劼人为苏兆祥捐献唐画一事,至少向有关方面写过四封以上信函。


李劼人为刘鉴泉遗孀说项致政要函,1951年8月


     不惟对文化事业有贡献的人士施以援手,李劼人也对一般无助之人寄予同情。程茂年老人即是一例。程氏是嘉乐制纸公司前任经理程云集的生父,他到嘉乐公司探视过继给亲戚的儿子时,曾与李劼人并屋而居数月。在家乡减租退押运动中,这位年愈七旬的老人来到成都,在走投无路时写信给李劼人求助。于理,李劼人在当时是不能帮助一个地主的,但是于情,李劼人对他伸出了援手,写信给川西七县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主任,把程茂年写给他的信转给他,以其年老体迈、以留在成都协助程云集设法筹集退押钱款为由,以求勿任云阳原籍来人追其归去。有意思的是程茂年当年写给李劼人的信也同时保留下来,他在信中所述自己成为地主的过程,也颇让人叹息。


     本书信集收入的信函中,有一封不是李劼人的亲笔,但李劼人在信尾签署了名字,签名者还有钟体干、谢无量、杨啸谷和芮敬于等知名人士。他们为一位叫作陈益廷的老人向七联负责人进言,称:“陈益廷……已将家中全部文物贡献与川西文教厅请求照顾。最近他本人每天向各方面设法,陆续都在缴款……希望贵工作同志多多怜他年过七十,照顾于他,使他每天能够安心的去设法借款,顺利的完成任务。”这封信透露出李劼人一干文化界人士不可泯灭的同情,陈益廷曾经在旧时代任过川军军长、成都市商会会长,他们为他求情,是要付出勇气的。


成都北郊的河流与桥


    还原到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劼人以民主人士副市长身份为这若许人说辞,一方面是职责范围内事情,不容推辞,另一方面因为事情的敏感性,李劼人采取了毫不回避的态度而为之,却是要担当极大干系的,事实上即在当时或稍后的岁月,他的确为此付出了代价。那种特别的政治环境下的境遇,非亲历其境者难以想象,为政治上有问题或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说话,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即以曾与李劼人过从甚密的爱国实业家亦文化大家吴作孚而言,仅因与一干部上京出差而请吃小面一类琐事,即遭诋毁拉拢腐蚀国家干部,又因搬动自己厂子里的一两把椅子自用而被诬贪污,百口莫辩,愤而在重庆家中自杀身亡。一代人杰如此收场,可见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多么严酷,而政治压力有多么巨大!



李劼人、谢无量、钟体乾等联名为陈廷益免受体罚说项函


     革命似乎都有这样的性质。李劼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法国,法国作家雨果笔下《九三年》中,描写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他描述了革命的极端的严酷,描写了处于革命与反革命阵营的朗特纳克叔侄,以及两个阵营的生死相搏,乃至当侄儿朗特纳克因为为了一个高尚的动机放生了其叔,革命的纪律使得对他爱愈亲子的教父不得不执行判处他的死刑,最后教父不能承受痛苦而自杀。然而,无独有偶,如果我们惊叹,雨果以重笔描写了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在朗特纳克叔侄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彼此以性命相证的人性,揭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们同时也可发现支撑李劼人的言行的,是同样珍贵的人性和“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虽然李劼人从未在书信中提及这些词汇。


     能够证明的是他的那些带有同情的书信本身。再则,李劼人年青时留学法国,主要研习法国文学和自然主义小说流派,雨果诗学是他唯一选修的浪漫主义流派的课程。伟大的人道主义大师雨果,他的影响当是潜在的、不言而喻的。而且,李劼人在法国创作的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正是以“同情”冠名的,他曾经对同情有那么殷切的理解和阐述。


李劼人于辞世前一年题写在照片背面的手迹,1961年


     增补的书信也表明,以李劼人的智慧和阅历,虽然处境困窘,磕磕绊绊,步履艰难,他也终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规避冷遇和风险,把精力用于有意义的小说创作。此外,尽管一九五四年以降,作为副市长已少有人向他汇报工作,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他仍然致力于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作。书信中记载了,在分管文化事业任上,李劼人对川剧艺术的欣赏以及对川剧艺术的抢救,反映了他在川剧艺术领域的造诣,以及懂文化的人指导文化的优势。五十年代后期大约有两三年时间,李劼人聚焦于川剧艺术表演家廖静秋表演艺术的传承,多次在北京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川内有关人士中,呼吁对身患绝症的廖静秋的表演艺术进行抢救,尤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写给省文化局的信,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京时写给沙汀的信,对于为廖静秋拍摄电影选择哪些剧目、为什么选择这些剧目,都有十分详尽的建议。


     我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是做古籍保护工作,和杜甫草堂多有接触,前两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达到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标准,是要收藏至少十万册以上的古籍,草堂博物馆以仅仅二万余册的藏量参评,获得专家的一致通过,是一个特例。杜甫草堂系统收藏了宋、元、明、清版本的杜集,是海内外收藏杜集版本最齐备的藏馆,而且珍善本占到六千零六十册,这些珍贵杜集古本的收藏,和李劼人有很深的渊源。


成都青羊宫大门,1930


     李劼人任副市长时,兼任成都名胜古迹整修委员会主任和杜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主任等职。仅以收入增补本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间的数封信函,即已反映了他对成都名胜古迹的关心入微。他阅示有关草堂寺、望江楼、百花潭、文化宫等处的文字材料,考据资料,提出修订意见。(详见致赵知闻,致吴汉家等。)他从筹备建杜甫纪念馆之初,即主张广收资料,做好杜甫研究的工作,得到周采泉、刘千里、爨汝僖、向仲坚、郑伯川、程会昌、程千里、江庸、张澍林、李一氓、黄裳等著名学人和藏家的响应,获得不少杜诗珍稀版本。尤其是黄裳和李一氓,在明版书和宋版书方面,贡献极大。


     草堂内库所藏“海内孤本”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不仅版本弥足珍贵,还有朱德、陈毅、郭沫若、康生、何香凝、李一氓等十数人的题签和跋语,愈发增添了此书的价值。李劼人以自己的名望和人脉关系,仅以所收书信所及,即与郭沫若、郑振铎、黄裳等人联系,并指示人与浙江文史研究馆马一浮先生联系,或寻迹,或索要,或购置古版杜诗。(见致郑振铎,致吴汉家、致林延年等信函。)郭沫若是他早年的同学,也是最早给予《死水微澜》三部曲高度评价的人,郭访问草堂时,他就一半开玩笑一半认真地要求郭沫若为草堂募集一部杜诗宋代名版。——这些当时辛勤的植株,甚至时至今日还与其初衷之芽蕾遥相呼应,结成不朽的果实!


    李劼人的晚年亲历了一个变迁的年代,他的信件记录了那个年代和他在那个特别年代的态度及作为,其中隐藏并可挖掘若许的故事,这些真实故事的魅力不亚于他所奉献给读者的文学作品(全文完)。




李劼人故居“菱窠”展馆局部,墙上是李劼人1955年与夫人杨叔捃和外孙女的合影,李劼人故去后,未葬“菱窠”私宅,而杨氏墓则在这楼后面的园子里,不太惹人注意,亦如其一生,总是默默地替夫君守着这曾蕴过悲欢离合寂静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