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刘润和:老家味

民勤文艺 2019-06-11 13:51:27


老  家  味(一)



刘润和

咸菜

老家民勤的夏菜品种不多,且极普通,到了秋末,能储存的所剩无几。冬天,家家户户要腌咸菜,首选大白菜。有资料说白菜古名“菘”,起源于南方,唐宋时传入北方。白菜之名的出现,是宋代苏颂《图经本草》:“扬州一种菘,叶圆而大……此所谓白菜。”

民勤的白菜种植或许早于明朝初年,更似在洪武三年以后,江南明军至此戍边,白菜随之而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户多半自种白菜,留足了过冬的量,剩余的卖到城里,一市斤不过两三分钱。本地白菜个头小,水分少,盖因气候寒凉,土地干旱。邻近的张掖地区盛产大白菜,个大水足,名满河西。有些单位每年初冬必派车拉运,当作福利分给员工。5分钱1市斤,价格比土产白菜翻一番,很受青睐。白菜之外有青椒、萝卜之类。本土青椒有2种,一种短粗、肉厚、皮色鲜红、微辣,别号“猪大肠”;一种细长、深绿、强辣,又名“狗球辣子”,属独头蒜等俗称的“四大厉害”之一。萝卜以红、黄萝卜为最佳之选,微甜,维生素丰富。有的人家还将茄子切条,加花椒,一并腌了,增色,又多一种滋味。

腌菜的盐来自县境北部的雅布赖盐池,白里发青,块大,碾碎了撒进菜里。那些年没有碘盐的说法,很多人家用这种青盐。腌菜的粗瓷缸,出自永昌县红山窑或山丹县的小窑口,黑褐色,黝亮,缸口和底圈露出黄胎。秋末冬初,供销社的货车拉着菜缸游走乡里,换钱换物,名曰“为人民服务”。人口多的家庭用大缸,人少的用半截缸、不大不小的“中盆”。缸口覆木盖,缸里的菜上压着光滑干净的石头。腌了的菜放在屋外,三九严寒前,菜缸上蒙着破羊皮袄和旧被子,以绳索扎紧,再围上麦草防冻。所谓“三九三冻破砖”,唯恐菜缸破了,冬菜就攒不住了。咸菜腌好,端上桌时往往带着冰碴。腌白菜和青椒夹杂了洋姜、沙葱等,咸涩、辛辣,与寡淡的汤面条匹配,正如焦苦生活的调料。

腌菜是个手艺活,像做饭炒菜一样。同样的原料,各人做出来的味道不尽相同。记忆中最好的咸菜是李玉寿先生的母亲——李奶做的。简单的三四种菜品,红黄绿白诸色纷呈,上桌就溢出香味,由不得想先尝为快。多年前李奶高寿归西,我对李玉寿老师说:以后再也吃不上老人家的咸菜了。

稠  饭

小时候总在吃稠饭,小米稠饭、黄米稠饭、䴾子稠饭;搭着单调的咸菜,拌上油泼辣子,轮番吃。

夏收后种糜子和谷子,是为了储备冬粮。《诗经》里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黍”是糜子,秆不高,约三四十公分。《镇番遗事历鉴》载:“糜子,山、陕移民谓之稷,有黄、红、黑三种,红、黑者谓之‘六十黄’,自种至收,两月可熟,故名。舂米俗称‘碾米’,其具与江南石臼判然不一,晋民称为‘碾子’。土人日用之需,以黄米为主。”糜子碾去皮壳为“黄米”,经水泡煮,软粘度高,做出的稠饭比小米好吃。凉州名小吃——山药米拌面,即是土豆和黄米熬成糊糊,平和而养胃。黄米稠饭里加入猪羊肉片,味道极好。

糜子抽穗后垂散着穗头,像谦虚低调的所谓成功人士。迟迟不抽穗的糜子是得了黑穗病,穗头包乳白薄膜,渐变成黑褐色细粉,俗称“灰白头”。一群小孩在糜子地里铲草,有意无意地找“灰白头”吃,嘴唇和脸蛋沾满黑褐色。“灰白头”无味,不能充饥,只是好玩。

民勤饮食粗疏,不讲烹饪技术,不换花样。北方其它地区有米酒、黄米馍馍、黄米面糕、黄米豆包等吃食,民勤人则从一而终,黄米稠饭一吃就是一辈子。

谷子,华夏最早的五谷之一,上古时叫“稷”“粟”,甲骨文写作“禾”,距今8000多年了。谷苗出土,杂草随之而生。最多的是稗子,外形与谷子相似,混为一片,良莠不齐。谷子细茎高挑,约1米。秋风一过,金波摇荡,丰收在望。谷子去壳为小米,适于熬粥,也可在米汤里下面条。“妇人生产,以之做粥,食一月方止。据云下乳最易。”小米粘性差,口感粗糙,不宜做稠饭。某年,我心血来潮,想做小米稠饭,不料笨手笨脚,既不掌握米和水的比例,又不会掌控火候,稠饭以幽默的方式呈现了——半锅干湿不匀的夹生米粒,无法入口。

䴾子,是青稞或大麦磨成的小片颗粒。用铁锅煮了,便成稠饭。“䴾”字现今的汉语词典未收,或许已没有多少人用了。《康熙字典》有此字,多音,其中一音读“zhen”,石磨磨麦之意。大人们把磨䴾子叫“落(la)䴾子”,形容麦粒雪花一样落到磨盘。磨坊房顶上垂着吊吊灰,磨道里积着厚厚的汤土,踏上去尘灰飞舞。毛驴戴着眼罩和嘴笼,一圈又一圈地走动。稍有懈怠,便挨了鞭子,驴毛飞起落下,掉在未进磨眼的麦粒和落出的䴾子上。有了磨面机后,石磨不再落䴾子了。机器磨出的䴾子,比石磨落出的干净。当年民勤也种玉米,但很少听说过有人喝玉米面糊糊——大概那是集体的财产,种植目的是喂牲口,不当做人的食物。

冬日上午,寒风里的太阳带着暖意,在避风处撒开了光芒。穿了黑、蓝棉袄棉裤的大小人等,端着印有红色语录的搪瓷碗,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稠饭和咸菜。或是夜色降临,炊烟在暮霭里弥漫,草木灰若有若无漂浮,煤油灯忽明忽暗,一家人环围一盏有气无力的煤油灯,默默地吞下饭菜,俨然梵高的油画《吃土豆的人》。

煤  烟

西窑炭,出产于民勤西北部的唐家沟。煤质疏松,有烟,价格低。一把柴草就可点燃,且燃烧时间长。也有无烟块煤,产自阿拉善右旗上井子或武威九条岭,价相对高。家境不好的人家多选前者,便宜,节省,几小块能烧一天。后者多半是有炉子的人家用,火力强,不呛人。

农村的土炕通常挨着灶台,二者烟道相通,做饭烧火的余热由灶台传至炕内,能获取些许温暖。灶台一角,大锅边上安了小锅——带锅,盛水或汤,借大锅的温度暖热。灶台和土炕连接处砌起三五十公分的矮墙,名曰“连子”。一来遮蔽炕上的杂物落入灶具,二来防止炕上的小孩爬上锅台。即是如此,也还经常听到孩子掉入锅里的消息。

土炕上放着圆形生铁火盆,直径五六十公分,边沿宽约20公分,中间凹陷处填了沙土用于烧炭,老家人叫“煨火盆”。《说文解字》谓“煨,盆中火也”。火盆中的西窑炭被煨着,飘起缕缕青烟。奶奶拿着形如筷子的铁钳,不时地抹去西窑炭表层的炭灰,白细像面粉。剥去了炭灰,炭体显出温暖的红色。炭灰和沙土里埋着大豆、沙枣和玉米等。炭火温度升高,这些小种子开裂,发出“噗噗”的泄气声。有时也煨土豆、烧麻雀,熟了就摆在火盆边沿。几个小孩按捺不住急切,搓着烫手的食物,连灰带土往嘴里填。白天,北风呼呼,阳光惨淡,炭火似在沉睡。夜晚,黑暗浓酽,一小堆火炭相拥,隐约发光。炕桌上,铜油灯光焰闪动;土墙上宣传画中人物忽明忽暗,不可捉摸。丝丝作响的黄铜茶壶,伴着有线喇叭里高亢嘹亮的移植样板戏,反差强烈。茶壶里放了红枣,熬出满屋子香气。奶奶把铜茶壶念作“崔崔子”,估摸是“炊炊子”的异读。多年后读到昌耀的诗句“前方灶头,有你的黄铜茶炊”,想起奶奶留下的铜茶壶,以为是神示。我带着它游走数千里,从沙漠腹地到黄河岸边,又从北方到了南方。搬了几次家,终归舍不得扔掉。老家现在很少看到这种茶壶,也没有“崔崔子”的读法了。

有几年入冬就盘炉子。买了生铁炉箅子和炉盖,请了手艺好的邻居,找来砖头,和了水泥,个把时辰就完工了。土炉子烧无烟煤,热量足。炉子连着土炕,热量吸入炕道,整个炕面被烧热。睡在炕上,贴着炕皮的那半身体炙烫,另一半和露在被子外的脑袋奇冷,犹如冰火两重天。这种土炉子后来换成了铁皮炉和铁铸炉,连着炕的烟筒换成了白铁皮的。这些年,农村还有人用土炉子取暖,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年复一年捱过漫长的寒冷的。

零嘴四种

胡萝卜,13世纪从伊朗进口中国大陆。李时珍《本草》谓“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医林纂要》描述其味“生微辛苦,熟则纯甘”。民勤在清前期已有种植,“红黄两种,黄大而红小,味俱佳”。

柔柔胡萝卜,“柔柔”或许是“肉肉”的谐音,似指柔软,小巧,还有点可爱。夏收前不久,胡萝卜种子撒进了小麦地,在茂密的麦秆里生根发芽。割了小麦,秸根行间的胡萝卜缨子如雨后春笋,绿色覆盖了金黄,以至满地都成了胡萝卜的味道,淡而清凉。秋后犁地或翻地,胡萝卜被一股脑掘出地面,拧掉缨子,大的上了饭桌,进了菜缸或地窖;小的飞上屋顶,像被人遗弃的孩子,经受雨雪风沙的轮番侵袭。深冬来临,屋顶上的胡萝卜水分尽失,干瘪如朽木,在扫帚驱赶下再次聚拢,滚落地面,极小量、分批次地装进各色袋兜,变成零食。柔柔胡萝卜并不全柔,多半僵硬,吃起来费劲。在食物缺乏的年代,它们像风干肉块,填塞着饥渴的欲望。一张张咀嚼的脸奋力扭动,嘴歪眼斜,间或露出狰狞吃相,使人联想到骡马、鳄鱼类的大型动物。也有酥脆似干草叶的,是雪后高寒冻渣的胡萝卜,苦涩里残存着一丝甜味。

油渣、豆饼,是芝麻和胡麻、大豆榨油的残余物压制而成,若汽车轮胎大小,从国营油坊分配到生产队,当大牲畜饲料。驴马吃不了太多,有人便在驴马口中夺食,砸开油渣、豆饼,剥出无数小片,给饥饿嘴馋的大人和孩子。油渣墨绿、豆饼金黄,发着油香和豆香,入口不是味同嚼蜡,而是如同咬石,无味且啃不动。“那是牲口的吃头”,大人们咧嘴苦笑,孩子们如获至宝,像弱小动物盼着稀有的美食。

锁阳,形似铁棍山药,涩里带甜,老家人读为“锁盐”。《本草切要》说其“治阳弱精虚,阴衰血竭,大肠燥涸,便秘不运”,当今被炒成滋阴壮阳的灵丹妙药了。民勤地处沙漠深处,阳光充裕,干旱少雨,锁阳和甘草药效极好,颇有声名。锁阳在苦寒的沙漠边缘生长,性热,隐忍,冬天雪地上最先消融处,其下必有锁阳存在。三九寒天挖出的锁阳品质最佳,据说是上品大补;冬天其他时间出土的稍次。春天锁阳出苗,沙地上突出一支支矛头,俗称“苗枪”,属次品。县药材公司收购锁阳,选材、晒干,包装了送药店或发外地。干这些活的,多是街道里无正式工作的大妈大嫂。她们集中在药材公司的仓库甘草厂——一座被捣毁的清代庙宇遗址,各持一把亮光闪闪的切刀,手臂上下飞动,机械地剁切地上甘草。锁阳堆在一边,是被看管的公财。那些母亲们歇息或上厕所时,避开监工的目光,顺手会拿几截锁阳塞进衣兜。她们的孩子放学,直奔甘草厂,从母亲的衣襟里摸出锁阳,躲在墙角偷吃。干枯的锁阳,在孩子们嘴角变成褐色的流质,也在口袋和书包里变成次日的食物——明天该用锁阳换得同桌的黑面馒头。

炒面,小学时,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布袋,装炒熟的小麦面粉。袋口穿了拉绳,防止袋里的炒面漏出。袋里插一塑料管或笔管,小半伸出袋口供吸吮。随处可见吃了炒面的嘴巴,上下嘴唇粘糊白粉,互称“白屁股黄羊”。多说一句,经1958年大跃进、除“四害”运动,本地黄羊遭遇灭群之灾,几近绝迹。我仅在传说里听到,不曾见过实物。以“黄羊”戏谑,是对食物的怀念,还是对生态破坏的歉疚?

油  食

薄荷叶油饼,掺了磨成粉末的薄荷叶,菜籽油炸出,色深绿,出锅时撒白砂糖,清爽甜腻。现在依然流行于城乡大小饭馆。大油葱花饼,盖因大油脂高味厚,不为当代人喜欢,今已不多见。端午,家家包“粽子”,实为青黄不接时的奢侈。不是怀念祖先,也非祭奠屈原,全无汉、晋等古代遗风。用小麦换、从国营粮站买来有限的糯米,夹杂本地红枣,蒸出粽子,用油饼代替植物叶子包了,名为“油饼卷粽”。油饼的大用场,在青年男女的婚事。男方须按定量将油饼摞好,红棉绳捆了,送往女方家,叫“份饭”。有“苕女婿吃油饼,双沓儿(两块叠起来)”的笑话,足见当时老家人对油饼的渴望。我上小学前吃油饼过量,伤食,呕吐,从此不喜油炸食品。

油炸麻花,民勤人叫“油棒子”,用扁豆小米稀饭泡吃,称为“油棒米汤”。麻花做法无特色。汤或粥若单用小米,做法简单。若用扁豆,须加碱或蓬灰将坚硬的扁豆煮至稀烂。改革开放初,县城一王姓个体户的扁豆米汤极为火爆,食客列队等候,门庭若市。竞争对手使出歪招,散布王家米汤里发现老鼠、鞋垫等物。王家生意遽冷,关门歇业了事。市场另一端,多家麻花米汤店陆续出现,口味大同小异。

油糕,以烫面饼包红糖,投诸油锅炸熟,外酥内嫩,甚甜腻。各地叫法不同,晋中一带叫“油糕”,近似民勤“糖油糕”。圆如柿饼,两面微鼓,香味诱人。县城商户“戴油糕”稳居制作、销售头把交椅数年。依稀记得油锅上横置两根或数根铁签,上面摆了一溜油糕,金黄、微黑。油锅里青烟缭绕,乌油沸腾。戴油糕的蓝色大褂油光闪闪,一副难辨颜色的套袖中伸出两只黄亮的油手,时而抟着红糖和面团,时而攥了铁签从油锅里急速搛出油糕,嘴里不停地吆喝:“吃油糕来——吃油糕来——”

油馃子,各种花样均有,大多是长方形、手掌大小、两层掏花。炸油馃耗油多,费时间,常集中在腊月下旬。炸好放进瓷缸,防干。春节走亲访友,油馃不可缺席,互相交换,约定俗成。罐头、面包出现在县城后,油馃的地位渐次下降,成为摆设。我多次在甘肃回民朋友家做客,油馃子的品种多,做工细,花色繁复,远远超出了老家的乡亲们。要说味,还是老家的地道,有沙土气息。

土  腥

土腥,一种气味。

立冬一过,天气逐日见冷。树上没了叶子,枝条裸露,像脱光了衣服的人,在劲风中啸叫。地里泛着枯黄,被牲畜多次扫荡后的杂草稀疏低矮,毫无生气。

风起于莫名处,由丝缕壮大为疾流,打着旋子,卷起细尘和草叶。风吹过土墙,晒太阳的驴和马眯起大而疲惫的眼睛,似在回忆草木繁茂时的一场美梦。风窜出零乱破败的黄泥庄户,一路狂奔。

光秃的田野上,三三两两的农民在平田整地,十来个民兵背着步枪摸爬滚打,煞有介事。风在人群里绕来绕去,那些人停住拄着枪支、铁锨和榔头,极力从焦渴的嘴里挤出粘稠的唾沫,星星点点地使劲向风射去,伴以絮絮叨叨的咒骂。风懂人言,旋转更为迅疾,或聚成粗大的风柱,拧成绳状冲上青天;或在乱坟堆中化为乌有,尘消雾散。

土腥弥漫,终年如一。

                                         2018年5月1日

老家味(二)



刘润和

油茶    油茶,冬季早餐之一。宰了猪、羊,把板油切丁,在铁锅里翻炒。肉丁和油分离,收缩为“油哱罗子”,金黄发亮,香,脆,解馋。捞出肉丁,在一汪猪、羊油里放入炒面、葱末和五香粉,用力搅拌,老家人谓“跐”。此处的“跐”与其本意“用脚踩踏”无关,而是用手拿勺子使劲。猪、羊油和炒面在盆或碗里融为一体,逐渐冷却,凝成块状。食用时切为碎末,熬成糊状,泡馍或饼吃,味醇厚。陕西油茶是在炒面里加动植物油、桃仁、花生、芝麻等,民勤做法大同小异,但没有桃仁一类的辅料——当地不产这些物品,多数人家买不起。兰州也有油茶,加入的辅料比陕西少,比民勤多,味道近似。

烟熏气    诗人韩东在其诗《温柔的部分》里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早年读此诗,感觉头顶有炊烟飘起,烟火味随风吹来。烟熏气,是老家的味道之一。

土木结构的老式民居,土炕、锅台、油灯、火盆、炉子,无一不与烟火有关。屋顶的木梁、檩、椽、芨芨草编织的房席,经年为烟火熏染,黝黑如涂了厚厚的油漆,发着幽幽暗光。房席结了吊吊灰,檩椽表层的烟油聚成一绺,高温时掉下点点乌黑的“油滴子”。油烟篡改了墙壁的黄土本色,四壁黑如锅铁。透过中式花格木窗,光线直扑黑墙上色彩斑斓的工农兵宣传画——那些手臂比例超大、面孔紫红如铜、表情喜怒尽显的人物,正以炯炯目光注视着黑屋的一切。

80年代初,一久居台湾的老兵回乡探亲,在黑屋里面壁惊叹:“你们把屋子刷得乌光明亮,得多少油漆?要花几天功夫啊?”

土炕,炕洞或开在屋里,或开在屋外后墙。冬天和初春的黄昏,每家都有人提着筐子,装上秋天储存的麦草和稳子,填塞到炕洞,用耥耙——长约2米的“丁”字形木耙将燃料摊平,点火烧炕。若遇风向逆反或草稳潮湿,屋里浓烟滚滚,呛得烧炕者紧闭双眼,咳喘不止。大风天气时炕火凶猛,炕洞里呼呼作响,炕上的芨芨草席和羊毛毡常被烫出黑洞。各家备有木板或木棍,土炕温度过高时塞进炕皮和草席之间,隔热、防烫。炕洞里的草木灰,隔几天就用铁锨掏出来,倒进露天厕所。老家人惯称厕所为“灰圈”,来历即此。

冬暖夏凉的土炕,烧热过多少人的梦,又消解了多少人的夜?

旱烟、煤烟、柴火,无处不在的烟熏气,流动在人的头发、衣服、呼吸甚至血液里,在树木的摇动、骡马的蹄声、井水的微波里。“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像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韩东诗)。

布拉子    青黄不接时的“穷人菜”,陕北、山东青州、甘肃各地皆做。以时令蔬菜等做主料,拌了面粉蒸熟,加植物油、盐和其它调料即可。

老家的“毛馍馍”布拉子,估计已难得一见了。农村用大铁锅和馕坑蒸烤馒头、锅盔、花卷等,一次均在十数斤以上。碰上阴雨不开,通风不畅,这些熟食极易霉变,长出黑、黄、绿色的菌毛,味道甜、苦各异。“毛馍馍”之名由此而来。家长舍不得用来喂猪,更不想扔了,泡软,搅碎,拌面做布拉子。另一种情形是馍馍僵硬,嚼不烂,也做布拉子。

我在老家吃过多种布拉子。春天爬榆树、槐树,摘了花做布拉子尝鲜。南瓜,又名菜葫芦或笨葫芦,盛夏时叶大茎壮,枝蔓铺地或爬上墙头,悬起朵朵黄色的喇叭,蜜蜂嗡嗡,声色诱人。摘了南瓜花做的布拉子,微甜、味鲜。那年代大唱“红米饭南瓜汤”,穷乡僻壤有南瓜汤,哪有红米?革命理想全靠瓜菜滋养。儿童歌曲《井冈山下种南瓜》有唱句:“做餐革命传统饭呀,红米野菜煮南瓜呀,”我想象的南瓜饭,就是布拉子吃完后做的南瓜面条,没有红米野菜。秋天,一伙小学生偷偷摸摸爬在地里,揪下苜蓿花塞进书包或口袋,回家做布拉子。至于土豆、糖菜、胡萝卜做的布拉子,属家常便饭,并无稀奇。

茶饮    老家人饮茶,数百年多为茯砖,出自湖南安化和益阳。健胃、利尿、去腻解酒,是边地紧俏物品。明清至民国,民勤茶商马合盛号将湖南等地茶叶运至陕西泾阳加工,成品贩往西北各地,赚成甘肃巨富。民勤人喝的茶,多赖马氏供给。李玉寿先生《天下民勤》一书等有详细记述。

1934年,马合盛号渐趋没落。腊月,63岁的大掌柜CEO桑培荣“被居停主人迫而外出,由镇而凉、而兰、而陕、而泾”,收拾残局。他在泾阳的孤馆寒窗里写下了马氏茶号衰败的因由和惨状:

“余忝膺主人之聘,于宣统三年曾来泾邑经理茶业。适逢国变、兵燹之余,军人驻扎,几虑不保。未几而清廷逊位,革命告成,余遂西上。民国十九年九月初六日,因某防军分驻此宅,士卒等收拾火药、炸弹、煤油之类,一时失慎,炸药暴发。可怜正宅两大院一炬成灰,寸木无存,只剩后院及西偏院一宅而已。二十三年冬,余适因事务乘飞机前来陕省,晋谒马彤卿主人,遂复逾渭渡泾,重莅斯地,栖居西偏院之西厢。阴霾黑暗,惨无天日,不胜城郭今昔之感。”(桑培荣《萍水日记》)

民勤茶商消失,老家人喝茶大概不如从前方便了。1949年后的30年间,茯砖摆在国营商店,公职人员还能喝得起,普通百姓未必经常喝。后来有了花茶,更是稀罕物。80年代,经济好转,茯砖大行其道,老家人的茶杯盛满黑酽的汁液,加了白糖、红枣、枸杞等,一直喝到茶色发白无味方休。绿茶、红茶的普及,似在近二三十年。

民勤有大小两种茴香。大茴香成片种植出售,作香料药用,碾成粉末炒菜,有肉味,俗称假荤腥。小茴香野生野长,秋后收集取籽,秆剁碎,炒,泡水喝。小茴香籽泡水微浊,秆子泡水清亮。老家人所说的“茴香茶”,实无“茶”的成分,不过是一种饮品,是替代茶叶的不二之选。《唐本草》载“为温中散寒、立行渚气之要品。”茴香茶色金黄,味辛甜,酷暑高温时隔夜不馊。老家的骆驼客远走绥远、张家口和外蒙等地,随身带着泡了茴香的水皮囊。一说茴香茶最少7天不变味,另说暖胃驱寒,利于适应水土变换。

我离开老家多年,在河西、在兰州,时常用老家亲友赠与的茴香泡水,清爽,开胃,有乡愁的滋味。犹记得上学时,装满茴香水的玻璃瓶,沉甸甸地坠在书包一角;也记得老家旧屋,茴香秆和籽沉在瓷盆底部,放学回家总要大喝几口。

球状闪电    茄莲,学名苤蓝,又称球茎甘蓝,橄榄球等。16世纪到自欧洲舶来中国大陆,南北皆种植,品种不同而已。《本草求原》谓其甘辛,冷,无毒;宽胸,解酒。《滇南本草》称:“治脾虚火盛,中膈存痰,腹内冷疼,小便淋浊;又治大麻风疥癞之疾;生食止渴化痰,煎服治大肠下血;烧灰为末,治脑漏;吹鼻治中风不语。皮能止渴淋。”我对上述药用几无所知,搬来权当初学。现代人分析的各种营养,在当时并不在治病之列,充饥而已。

老家的茄莲似属笨苤蓝一类,大叶、绿皮、白肉;秋种,百十天成熟。扁圆型球体,大的30公分,重两三公斤。城郊的生产队多有种植,秋后在市场、马路边卖。那些种菜的农民,秋末冬初推着架子车走向城里,帽子和胡须上挂着寒霜凝成的白水珠。茄莲被揪掉了厚大的叶片,像一个个不规则的绿皮球,层层摞摞挤进架子车箱,交易后被搬上厨房的桌案,等待刀具的处置。

民勤之外的地区,茄莲的吃法五花八门,腌炸泡炒各有手段。

民勤食用方法有二。一腌咸菜,佐以芹菜、辣椒,红白绿三色俱全。90年代后期至今在民勤坝区盛行。二切丝,煮熟,拌红辣椒即成 “红菜”。在面条为主食的年代,红菜是逢婚丧嫁娶的标配。简陋的伙房乌烟瘴气,风匣哐嘡作响,炉火一明一暗,黑铁大锅沸水翻腾。锅台上一人操柳条笊篱,将火候足够的茄莲丝频频捞出,扣入2米见方的篰篮。热度降低后再分入面盆,撒上辣椒面和麻籽油,拌匀,装满菜盘上桌。青壮年变成饕餮,老人们扭动面颊,拼凑出令人心酸的盛宴。

老家俗话骂女人丑,喻为“猪不啃的茄莲”;骂人愚笨,常用“头吃的像茄莲”,嘲笑他人,戏谑自己——在极端环境生长、被清洗过的脑袋,再聪明也是茄莲。

茄莲,像“球状闪电”,但不能飞,也不会在空中爆裂。

挂面碗碗    挂面,实在是太普通了。从北到南,品牌繁多,工艺由手工进化为机制,没有太多的地域差异。有资料说挂面最早出现在元代,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博士的研究结论是:从敦煌文献发现,挂面在唐代就出现了,当时叫做“须面”。大概类似火锅配用的龙须面、牛肉面的细面或毛细。

老家手工挂面,搭起和屋檐齐高的木架,约3米。挂面上架,千丝万缕如瀑布定格,有画意。面挂好下架,主体切段,分捆包扎,剩余挂杆处的面头,形扁圆,拇指大小,长、宽两三公分,在面柱上似一微型瓦,下架干了就不像瓦了。老家叫“挂面碗碗”,但“挂面瓦瓦”更贴切。上薄、盐轻;下厚、盐重,咸。这些面疙瘩长短参差,厚薄不匀,厚的要煮很久才变熟变软,薄的已成烂糊糊了。拌了油泼辣椒、蒜泥或醋,入胃后反攻倒算,咸、硬,难消化。偶尔吃一顿尚可,吃多了就成了折磨。胃扎,口渴,整天喝水;加上老家水咸,越喝越渴,肚子鼓胀,听得到水在里面咣当。

挂面匠一般要反复利用挂面碗碗,泡成面团,等下一家挂面时掺入新面充重量,是其赚钱的技巧之一。近年机器挂面机大行其道,挂面碗碗多被回机再造成面条。请挂面匠做手工挂面的人家,留下一些挂面碗碗自己吃,多余的拿出去卖,满足了喜好者,也免了反胃之虞。

糖萝卜浮沉    糖萝卜,也是西域或欧洲的外来物。这个又名糖菜的植物,饱含甜蜜,暗藏苦涩。70年代,民勤大量种植,供给武威南部的黄羊镇糖厂;未达到收购标准的残余,变为包子或布拉子的原料。秋末,挖糖菜的男女老少挥动铁锨䦆头,仿佛愤怒的复仇者,要在大地皮肤上刻下疤痕。挖出的糖菜用架子车拉回家,堆在屋檐下。一场持久战开始,有动手能力者全部深陷其中。剁叶子、刮根须,用小铁勺挖掉皱褶里的泥土。入夜,电灯垂在屋檐下,灯蛾飞绕,像一团空悬的黄雾。若逢停电,油灯如豆,劳动者睁大眼睛,吃力地和糖萝卜上的泥土较劲。秋寒冰凉,渗进被贫穷劫持的乡村。

糖萝卜收购点在城南,送货的长队罗列四周,全无“扬鞭催马送公粮”的喜庆。老乡带着干粮和开水瓶,半夜起来赶路、排队,驴拉手推着捯饬干净的糖萝卜,等待验货、取款,一个流程下来就是一两天,难避天时、人为的凌虐。

数年后,县城东郊修起了糖厂。要喂饱糖厂的机器,各乡镇按计划给农民分派种植任务,糖萝卜大批量涌上了地面和道路,在糖厂里被榨干后,渣滓堆积如枯骨,腐烂、刺目。收货方无现金支付,遂讨得权威指令,开白条收据,或以新出产的白糖抵顶欠款。农民用汗水换来的白条,迟迟兑换不了现金,便以货币的面目入市流通,买卖、易货、歌厅消费、餐厅饮酒……传闻外地驻民勤的性工作者,拿着白条找有司讨债。糖萝卜换来的白糖瘟疫一样在家乡流转,有玩笑说:那几年白糖多如沙子,尿出来的尿含糖量极高,粘稠如胶。

经此大劫,糖厂销声匿迹,糖萝卜一蹶不振,换不了金银,也无昔日熙熙攘攘的庞大阵容了。

记得一本关于东南亚历史的著作称:19世纪30至70年代,印尼殖民政府在爪哇把土地租给农民,强迫种植甘蔗、烟草等出口农作物,按官价向政府缴纳,代替地租。我由此想到过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经典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其中旧殖民主义掠夺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的历史,犹在轮回。

千百年来,家乡被切开的血管,流淌的还是黄沙。

猪粪臭    猪场设在一座废弃的大院里。大院主人1960年捱不住饥荒,变卖了家产,撇下几间堂屋作为以后回乡的退路,流亡新疆。1974年,与养猪有关的最高指示再次传达到老家,“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队里办猪场,家里要养猪,目标为一人一猪、一亩一猪。村头的批林批孔标语被刷新,变作“反修防修,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猪浑身是宝,革命人民不能少”等等。

△民勤旧时的现代化猪场

社员们在大院里砌起了猪圈,从市场里买来猪崽,养猪事业就算开展起来了。猪粪味在空气里扎住了根。几十头猪张开嘴巴,意味着要有食物填饱肚子。于是大面积种玉米、蔓菁等猪饲料。有了饲料,却没人自愿为集体养猪,生产队只好每周指定一户人家负责猪的饮食起居。

忙乱从秋天开始。小学生被组了队,拿了小铁铲,提着芨芨草筐子,到生产队挖蔓菁。绿色、白色、淡黄的蔓菁,在一双双小手的拉扯撕揪中脱离土地,划着抛物线,飞入架子车箱运往猪场。猪场硕大的灶膛烟熏火燎,铁锅塞满蔓菁,冒着若有若无的白气。大人和小孩轮换烧火,等蔓菁煮熟后挑甜的吃。煮烂的蔓菁,拌了糠和麸子喂猪。猪们也挑食,挤着同伙找可口的吃。一张张长嘴在水泥槽里拱来拱去,发出低沉有力的吞噬声。

分属乌克兰和约克夏系列的白猪、黑猪、花色猪,或在墙根边沉睡,或在仰望天空,或在追逐嬉戏,一副无忧无虑的幸福相。猪圈堆满猪粪,有的粪堆高到了半截圈墙。一头褐色的公猪站在粪堆最高处,摇头晃脑哼哼唧唧,甩动的小尾巴下流出菜糠色粪便。猪圈的矮墙上,爬着几个小孩,看兽医给母猪接生。在围观者交头接耳的啧啧中,一头头小猪降生了。它们在麦秸堆里睁开眼睛,天真地打量着凶险的世界。

冬末,猪粪冻成冰坨,臭气不像夏秋浓重。猪场大墙下摞着的玉米棒子、玉米秆和麦草派上了用场。一台柴油机带动着一台绿色粉碎机早晚轰鸣,灰尘冲天,吞下各种植物干尸,化为齑粉。粉碎机旁,操作员戴着帽子、口罩、护袖和手套,仅留出的眼睛已与灰土融为一体。一名送料的助手全副武装,抱着草料来回运动,像复活的兵马俑。

猪吃不到新鲜蔬菜,精神越来越差,抗病能力急剧下降。猪得病不治的噩耗,经常从猪场里传出。隔年春天,一场猪瘟不期而至,防不胜防的猪们大部分死于大梦之中。

生产队的猪场破产了,猪圈废弃,如同一口口掘开的坟墓。

农家自养的猪命运稍好,很少遭遇瘟疫袭击。在相对宽松的圈棚里长到膘肥体壮,无可避免地走向屠刀。有的农户逢年或婚丧大事杀猪,拔下猪鬃和猪毛卖给供销社,小肠卖给农副加工厂,换来几角人民币。更多的农户把猪卖给食品厂,换的百元左右的收入。深秋或初冬的早晨,猪吃过了一顿丰盛的菜糠,晕晕乎乎中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揪住大耳和四肢,五花大绑后卡进架子车箱。猪预感到末日来临,尖声嚎叫,死命挣扎,将粪便一路洒向收购站。

猪粪的臭气,又似解不开的魔咒,悬在城乡上空。

——2018.5.22


作者简介:刘润和,男,1966年10月生,民勤县苏武镇西湖村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学者。现在中华保险集团公司(北京)工作。

责任编辑:邸士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