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做为一种古时人们生活的必需之器，由于它轻便坚固利于携带，因此就不能不成为行走江湖、云游天下的医家、道人身边的必伴之物。以之装清凉饮水、救急丹药，以备不时之需。这样葫芦与医家、道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使葫芦文化又具备了另一层面上的意义。
葫芦是医家济世救人的象征。细观传世的古时医家人物的画像、雕塑，就会发现葫芦常在其旁。“悬壶”成为医家济世的代名词。这当追溯于晋葛洪所撰的《神仙传・壶公》中“壶公”卖药于市，常悬一“壶”于座上，天黑后转身不见踪影，原来是跳入了“壶”中。费长房在楼上瞅破了机关。后长房随壶公入壶，原来壶中别有洞天，“楼观五色，重门阁道”，还有“侍者数十人”。大约“洞天壶地”之谓也源于此吧。长房师壶公学道，颇有神术。这壶，诗经“八月断壶”之“壶”，朱熹释为葫芦，所以“悬壶”必也是挂的葫芦。
中国的医道往往为一体，道人医家，医家道人，如历史上的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即是如此。壶公既是医家又是道人，由此开启了道家崇拜葫芦的历史。又兼以魏晋后道家外丹派炼丹的兴起，可能以葫芦盛各种丹材和丹丸，这样葫芦就成为仙家的宝物，成为道人镇妖祛邪的法器。如世间所传铁拐李、南极仙翁的杖头常挂以葫芦。
壶公的神异葫芦也启发了人们对于葫芦神奇之能的虚构与想象。宋话本小说《碾玉观音》中写井亭桥失火状，有“五通神牵住火葫芦”句，五通神为华光，火神。可见当时的民间已有了神的法器为葫芦的传说。到了明清时风行的神魔小说中，葫芦就更成为众神家仙人降妖伏魔、斗法的宝物与法器。在《西游记》、《封神演义》、《平妖传》、《八仙得道传》等书中均有大量对于葫芦出神入化的描写。
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大圣醉入兜率天宫，偷吃了老君的很多金丹，这金丹就是用五个葫芦装的（五回），后老君看丹的金银二童子盗了老君盛丹葫芦等物下凡为魔，葫芦为一厉害法器。悟空拔毛变“紫金大红葫芦”，令哪吒麾皂旗遮了南天门，诳言可装天地，骗了老魔法宝（三十三回）。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中：子牙魂游昆仑台，为南极仙翁收入葫芦中（四十四回）；彩云仙子以葫芦中戮目珠打黄天化于麒麟下（五十四回）；崇黑虎的红葫芦中飞出千只铁嘴神鹰食尽高继能蜈蜂（七十回）；妲己被缚，其媚人术使刽子手难以操刀，姜子牙打开红葫芦，“一道白光上升，现出一物，有眉，有眼，有翅，有足，在白光上旋转，子牙打一躬：‘请宝贝转身’，那宝贝三转两转，妲己头已落地。”（九十七回）真是神奇极了。
明罗贯中《平妖传》中：胡永儿的红白葫芦中装的豆草，倒出就能变成大队兵马（四回）；杜七圣表演剁孩儿头法术失灵，为人施法，遂以葫芦籽种地，刹时发芽，长蔓，开花，结一葫芦儿，杜刀斩葫芦，一和尚忽而头落地，原来是他以碟子扣住了孩儿魂（十一回），真是怪异得有趣。
还有《东游记》中洞宾以葫芦放火烧东海，《南游记》中铁拐李献示宝葫芦之能等。清无垢道人的《八仙得道传》中，铁拐李杖头所挂葫芦乃老君所赐，铁拐李多次用其施法镇妖。书中老君言这葫芦的妙用：“能生炎火，能发大水......要药有药，要钱有钱......还能藏得许多人”（二十七回），可以说是对仙家法宝葫芦妙用的概括。而众仙进入葫芦中的描写，又与“壶公”事一脉相承。
这些神魔小说中的葫芦有一共同特点：俱为道家仙人或民神们所持有，似与佛家无缘，这又说明了镇妖驱魔的葫芦文化的本土化特点。葫芦既为道家所贵，所以民间又多了些宝葫芦型宝物故事的流传，大意是偶得一宝葫芦，要啥有啥，又伴以道德说教，多是弟忠厚得宝，哥贪心骗去，后宝物飞走如此而已。
在民俗信仰中，葫芦镇妖祛邪的功能也得以体现。清潘陆荣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了旧时北京的节俗：“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清富尔敦崇《燕京岁时记》中也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葫芦......之类，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又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贴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
实际上明代的北京已有了这种习俗，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有京师除夕日“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瘟鬼”的记录。这种剪葫芦形图案端午节等节日里张贴的习俗至今还在南北各地有 所流传，民间称为“倒灾葫芦”。今山西的民间，农历二月二、三月三，多剪葫芦镇灾，有“童子骑葫芦，五毒瓶里收”，“三月三杨柳会，五毒镇在葫芦内，一年四季不受害”的民谚流传。而拉祜族妇女们多在衣饰上绣葫芦花纹，还把葫芦籽钉在孩子衣领上，以避邪魔。这一类民俗皆应看作是葫芦被民间奉为镇妖除魔、祛邪驱秽之法器的生发与演绎。
节选自《略论葫芦文化》，作者：孙克诚，任元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