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徐楼碧

我生于1994年，金牛座。我父母皆毕业于国内顶尖的大学并且留校任教，于是我的小学自然是在该大学的附属小学读的，同学也大多是这所大学的教职工的孩子。

传说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别人家的孩子”这种生物。我人生的前12年基本就是在这种生物的包围中度过的。尤其是和我同班的干姐姐（我爸死党的孩子），是我们班头号“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永远排名前三、弹钢琴、吹葫芦丝、民乐团竹笛首席、跳民族舞、校田径队短跑主力、大队委。竞选大队委的时候，她纠结的居然是“今天应该给大家展示我的哪一门绝技呢”？而且更可怕的是，她还是公认的班花！

和我关系最好的4个死党，一个是成绩、长相、人品、打架、钢琴、游戏全能王，一个是英语小达人+2号班草，一个是全年级头号理科小天才，一个是计算机小能手。回想起来，他们一直不嫌弃我，还带我玩，真的都是超级善良的人。

那时候的我，学习中下、没有任何特长、长相平平、个子不高、打架也不行，而且我不会玩游戏，最大的爱好是看动画片。

按常理，生长在这样一个全国顶级学府大院里，“别人家的孩子”遍地开花，像我这样不成器的孩子没被打死也该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但是我父母没有。不仅不打不骂，而且心平气和、毫不着急。

三年级，8岁。

第一次考试不及格（半个班都满分）回家，我在家门口踌躇了10分鐘，鼓起勇气进门，跟我爸说：“爸爸，我考试不及格。”

本来都已经做好了被臭骂一顿的准备，谁料想我爸一个箭步跨过来，蹲下抱住我，对我讲：“乖，没事，多大点事，不就是不及格嘛，下次继续努力，晚上想去FRIDAY餐厅不？”

四年级，9岁。

我沉迷四驱车，沉迷到车坏了会哭一夜，然后把坏掉的车子供起来。

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攒钱买零件（爸妈从我很小时就开始培养我的金钱观，养成了我遇到什么事都不会随便跟家里伸手要钱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我报名参加楼下模型店的四驱车比赛，我塞给我爸自己攒的20块钱让他帮我去买一个车身护架。

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当我正在纳闷我爸买一个车身护架怎么去了这么久的时候，他拎着两大兜子的四驱车零件和一个双轨立交的跑道模型一步一挪地进了家门。

那天他在模型店一共花了大概700块钱。

你能想象2003年，一个连“红色”都没怎么见过的9岁小屁孩，看到老爸抱着价值700多块的两大兜子四驱车零件和跑道回家时，心里的那种震撼吗？

后来我爸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看我对一件事物如此废寝忘食地投入精力和情感。他一定要支持我。

五年级，10岁。

年龄上了两位数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像各方面都有点不“给力”。于是我向爸妈提出了我想学吉他的想法。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强制过我上任何课外班。一个都没有。而学吉他，是我第一次向他们主动提出我想学点什么。于是没过两周，爸妈为我买了吉他，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每周来家里给我上课。

一年以后，我终于没了耐性，练吉他变成了煎熬的时候，我跟爸妈提出了放弃。

他们同意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如果那时他们执意逼我学下去，一定会慢慢消磨掉我对音乐的喜爱，后来的我估计就不会走上艺术的道路了。

六年级，11岁。

周杰伦“无与伦比”演唱会北京站。

周杰伦是我在现实世界里的第一个偶像（孙悟空、柯南什么的就不算了）。在我的死党买好了两张演唱会票的那天，激动的我在征求了父母同意后立马骑自行车冲到了他家，去观赏在我们心中如圣物一般的票。那天我接到死党的通知时已是晚上11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夜里12点半。我爸妈已经睡下了。你们见过几个敢让五年级的小孩自己半夜11点出门12点后回家的家长？

初二，13岁。

从初中开始，因为迈克尔·杰克逊，我开始沉迷于音乐和舞蹈，出没于学校各大联欢晚会、艺术节的舞台。初二的时候，我更是用一年的时间，策划了一出独角舞台剧，准备在那年的艺术节上亮相。

因为沉迷于此，我本来就中下水平的学业自然一落千丈。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而我初二一年的数学考试好像就没拿过30分以上。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爸妈终于有点坐不住了，他们第一次插手了我的学习。方法也很简单，禁止我参加任何演出活动。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那时的我是一个刚刚洞悉了人生理想，决心用生命去追求梦想的“中二”少年。

做演出服要钱，买道具要钱，做海报要钱……太多事都要钱。13岁的我，虽然知道怎么跳好舞，但挣钱这个事着实不会。怎么办？

攒。

那个时候我住校，每周家里给200块生活费，让我吃饭和买书。我以两周为单位。每次从我妈那儿领到两张“”后，会在周一把50块充到饭卡里，剩下的150块存起来。这卡里的50块钱，就是我未来两周的生活费。那一年里，我每天早上花3块钱吃两个包子、一个鸡蛋、一碗粥外加一瓶矿泉水，中午饭吃一份食堂最便宜的麻婆豆腐配米饭一共1块7。不吃晚饭。每天的生活费是4块7毛钱。

如果哪周有一天中午忙着排练而没吃午饭省下了一顿饭钱的话，周四晚自习前我就会去学校便利店买一个微波炉加热的汉堡包，好像是叫百万庄园吧，3块5一个。拿回班里，嚼上一整个晚自习。为什么吃那么久？因为饿，又4天没吃过肉了。吃在嘴里的面包和肉饼，我舍不得咽下去。

就这样，一年时间里算上我从压岁钱里悄悄“顺”出来的1000块，我一共攒下了6700块钱。

我知道，我距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我的作品搬上舞台不远了。我夜以继日地悄悄排练着，等待演出那天的到来。

故事到了这里，一般都会有一个转折。

就在演出前一周的周末，在我爸带我去机场接我姐的路上，我爸突然问我道：“为什么你现在也不去演出了，每天都在学习，成绩还是没有任何起色？”

我听出了话里的意思。我被怀疑了。

自然，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我干的事，全都是瞒着家里和老师的。甚至因为害怕被告密，连我同宿舍的兄弟都被我瞒得严严实实的。为了不被同学发现我在准备演出，我每天都是趁大家去吃午饭的时候，一个人跑回宿舍拉上窗帘锁上门悄悄自己排练。为了不漏破绽，我连音乐都不敢公放，戴着耳机跳舞。

可是，就在我仿佛变身特工秘密潜伏了近一年的时间，快要完成任务的前夕，我被怀疑了。我害怕。

于是我沉默。不管我爸怎么问，我都一言不发。

然后我爸急了。

我爸在去机场的路上直接靠边停车，转过头来冲着坐在副驾驶的我大发雷霆，厉声质问我到底在干些什么。

我不怪他。我怎么可能怪他。

可是我也绝不能告诉他真相。因为我的演出近在咫尺，我绝对不能功亏一篑。

于是，我用尽全力平息住我心中的紧张、激动、愤怒、害怕，用最冷靜也最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爸讲：“爸，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你等我一周。下周末回来，你今天想知道的一切，我都告诉你。”

我爸也安静了。他努力地平息了自己所有的焦虑、疑惑、不安和怒火，对我说道：“好，下周。”

余下的路，我们二人一言不发。

一周之后，我的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我躺在舞台上，看着天花板，心里想着：“朝闻道，夕死可矣。说的应该就是现在的我吧。”

第二天，周六，晚上8点。

我爸带着我来到小区门口一个很安静的小酒吧。一张台，坐下，点了两杯Martini，对，就是007经常点的那个。

我看着高脚杯里插在橄榄上的牙签，深吸一口气，开始对我爸讲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都干了什么。

我怎么饿肚子省钱到得了慢性肠炎，怎么假装肚子疼请假离开自习课去参加彩排，怎么避开室友躲在宿舍里戴着耳机练舞，怎么因为巨大的压力愁得失眠长白发（人生中第一次长白头发就在那个时候），怎么给学生会一帮高一的学长学姐们传授舞台经验和活动组织经验，怎么在演出结束后一个人躺在舞台上流眼泪。

我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根本停不下来。我太需要倾诉了。

那一年，扛着家长的压力，老师的压力，同学的压力，自己准备演出的压力，身体的压力，攒钱的压力，瞒住所有人的压力，我忍辱负重。

那一年，我一个13岁的傻小子拼了命去对抗了我的全世界。

而第一个听我从头到尾倾诉的，是坐在我对面两个小时一动不动的我爸。

在我终于停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后，面对着如释重负的我，我爸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你妈要是知道你这样饿坏了肚子攒钱，肯定会心疼死的。”

初三，14岁。

我没有辜负爸妈14年来一直对我的信任，用再一次拼了命的一年时间，从班里的倒数几名变成了全班第一的学霸。

高一，15岁。

我接手了一个算上我只有两个人的社团，用一年半的时间做成了全北京最知名、规模最大也最好的文艺类中学生社团。后来我的社员考去了中国传媒大学（简称“中传”），报名中传的街舞社时报上了我们社团的名字，免试录取。我的社员遍布中传、北影等名牌艺术院校。

高三，17岁。

当我跟爸妈说出我准备放弃出国留学而辍学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用费什么口舌了，反而是我爸去说服了我妈。

那年的6月8日，高考的最后一天。我自然没有去。

那天晚上，当我的同学们都在欢庆着压抑苦闷的高三结束的时候，我以联合创始人兼PR总监的身份代表我的公司作为特邀嘉宾录制的关于青年创业的电视节目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我的七大姑八大姨齐聚一堂，一起观看了这期节目。

我爸对我说，即便在我13岁前从未展现过任何天赋、又笨又“熊”到一无是处的时候，即便除了我，身边所有朋友的孩子都去上滿满当当的课外班的时候，即便在我成绩跌到谷底他们无比担忧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未来。

在我心中，他们—我的爸妈，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摘自《读者·校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