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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个理想的风水景观模式是一个四壁围合、仅有一豁口和廊道与外界相通的葫芦，那么，根据葫芦落到之处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城市或居所的风水，大概可将其归纳为5种。
第一种是坐落山顶的葫芦，即昆仑山模式。无论在神话中，还是在道教传说中，昆仑山都被中国人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山仙境加以描绘，并不断加工提炼，终使它成为能满足人一切欲望，甚至可使人不死的理想境域：“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西经》）在此高峻的孤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淮南子·形训》）。世界上有两座城市堪称昆仑山仙都落凡，其一是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而今已成废墟；另一座便是中国西藏的布达拉宫，至今香火鼎盛。只因这样的城市实在太过理想化，大有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因而只能作为神圣的宗教场所。
第二种是飘在水上的葫芦，即蓬莱模式。诸仙山俗以“蓬莱”概而名之，故可称为蓬莱模式。蓬莱“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惟飞仙有能到其处耳”（《十洲记》）。可以看到，这东部海中蓬莱仙境与西北部之昆仑仙境，竟都有些趋同化的结构特征：高峻的山体，被重洋所阻的岛屿，非羽仙不可及，还有珠玉、黄金及珍禽异兽等珍贵的资源。中国的大江大湖中也多有许多村镇，保持其岛屿状态是维护好风水的必要条件；然好事者不谙此理，修路筑桥，往往把好风水毁得一干二净，使其失去令人向往的魅力。
山间的葫芦，即桃花源模式，可称作第三种。读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可知中国文化中理想风水的最佳景观格局：一条溪谷，夹岸桃花，经一小洞，进入盆地，豁然开朗，阡陌纵横，有鱼塘桑竹之属，群山环绕，内居者只知有秦不知有汉。以此为模式构建的中国城市与乡村的风水景观有很多，杰出的大城市如关中的西安和咸阳，太原和成都也有同样的理想风水格局。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丘陵盆地中许多大中小城市、村镇，都堪称绝佳的风水宝地，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则更是处处都有如桃花源般的风水吉地。
另外一种是山边的葫芦，即胎座模式。穴（城市或聚落）对自然山体的傍依格局，也包含在上述各个理想风水模式中。对自然屏障的依赖性，既是人类的共同特征，更是中国聚落选址的风水必备。如同餐厅里吃饭，最偏好的座位是溜边靠窗的一排，大小平原和盆地中的城市和聚落风水的最佳处也是溜边：坐北朝南，背靠山脉，面向平原（明堂）。明堂越大，则格局气势越大，而“靠山”的特征从不可丧失。北京堪称有最佳的风水，背依军都山脉，连接太行与燕山山脉，俯瞰的明堂乃是中国最大的平原--华北平原，格局之大，无出其右者。对大明堂和强靠山这种景观格局的偏好，风水上有形象的比喻：胎息。好风水源于生命对母体的依赖，可以理解为人对自然的依赖。
第五种是水边的葫芦，有拥山抱水的港城模式和长藤结瓜模式两种。港城模式以拥山含水最理想，次之则是有水而无靠山。它可以理解为“山边葫芦”模式的亚型，只是把作为明堂的平原换成湖海。但北边（包括东北和西北）有靠山仍是理想风水不可或缺的要素，大连、广州、杭州、深圳、昆明都堪称佳地。大连坐西北面东南，东南海域又有大山、二山和小山诸多岛屿，构成水口关栏，藏风聚气，当然有极佳风水；广州大局也是坐西北而面东南，背靠粤北绵延群山，面向珠江口，而水口含合，论都市风水，岭南无出其右者。“水边葫芦”的另一种格局是长藤结瓜。傍依河流廊道是聚落风水的理想格局之一，以河道之凹岸（即非侵蚀岸一侧）最理想，是聚落有3面环水之态势。小河小溪只能承载村镇，大江大河方可承载大都会，如南京、武汉、重庆等便是典型。
必须强调的是，理想风水格局间可复合而存在，且复合程度越高，风水越好。这点也可见北京之缺陷，那就是缺水。试想，如北京南方有一如太湖般的水面或长江般的大江，那该多好。
从风水意识的深层含义看，关注的应该是审美的、非功利的层次。实际上，今天的所谓风水，已不再是农业时代的概念。现实的功利性往往替代了对理想风水的追求，昔日的许多风水宝地，如今已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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