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舒晋瑜著《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舒晋瑜采访手记
他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让喜爱他的读者在目不暇接中惊喜。《古炉》里那个善良纯朴又古怪精灵的狗尿苔还在脑子晃着，《老生》里又走来了墓生；《带灯》还闪着亮光在眼前挥之不去，《极花》又带着让人沉重的芬芳扑面而来。如有神助。
贾平凹没有跟随任何潮流，但是能从他的作品中，既看得到中国传统的意蕴，也能想见西方文学的经典。潮流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谁在谁的前边。在你后边时，一转身，我在你前边了。贾平凹的创作也是如此。比如《怀念狼》中提到的环境问题、生存问题，十多年后才被陆续关注，但在当时没人理解。
读《老生》像读神话故事。很多人以为，《老生》中引用了《山海经》原文，与故事之间是油水不融的关系。我却觉得，《山海经》和《老生》的思维是贯通的；如果说《老生》是小说纵向地写百年中国，那么《山海经》横向的铺展则使作品境界无限扩大。
我们都认为《山海经》是神话，可是贾平凹觉得，那是真实的，是神在说话。
贾平凹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的树木枯干着深褐的肢体在寒风中瑟缩。他突然说：“我就觉得，这树老是在偷偷看着我们。”这是贾平凹的思维。他说这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就如正在街上走着时，他就恍惚能够看出，这里头哪些像非人类。这么一说，我忽地警觉又有些忐忑，不知这会子我在贾平凹眼里，是个什么形象。
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他常常以获奖者的身份出现于各种颁奖典礼和各种媒体。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他自称不善交际，不会说话，实际上，他浓厚纯正的陕南方言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熟知，他的作品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走出国门，抵达世界不可知的阅读领域。
在他的憨厚朴素下，掩藏着万丈雄心，那就是剖析这片土地所呈现出的人性的种种缺陷，同时让笔下的世界充满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
《极花》是贾平凹最短的长篇，因它就集中写了一个女的被拐卖后的禁闭的情况。他说，这部小说不可能写得长，把事情说完就行了，虚张声势的东西没有必要。
舒晋瑜：您对于农民进城的思考在《高兴》《天气》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那么在《极花》中，您的思考是否也有进一步深入？
贾平凹：现在的城乡在一起互动着，已经无法剥离，问题复杂得无法想象，你得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思考，你才能了解和看懂。这个时期的写作，如果还是写现实吧，材料极其容易，什么都可以写，主要是怎么写才能使你的心和笔得到自由，怎么才能使你去与伪与虚的情感做斗争，怎么写才能有你的声音和色彩。
舒晋瑜：《极花》的某些精神气质，和之前的《古炉》《老生》一脉相承。《古炉》中用剪纸艺术复活飞禽走兽的蚕婆，来到《极花》中成了剪纸上瘾的麻子婶。对于这些民间形态的表现，成了您作品的标签。除了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贾平凹：陕西北部以及山西、甘肃一带的高原上，是这几年我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的剪纸是天下闻名的，无数的艺术家都去过，有了相当多的作品，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在那里能产生这些东西而形成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之所以代代繁衍，神的力量在如何支配作用？现在的城市被科技控制了。
舒晋瑜：胡蝶代表了千千万万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有一点点文化，一点点姿色，一点点对爱情朦朦胧胧的向往，和逐渐膨胀的虚荣……正如丁帆所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少女胡蝶，哪怕是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栖身也要追求现代物质文明的脚步，那一双从不离脚的高跟鞋，既是她对美的追求的象征，同时也是她试图摆脱农耕文明枷锁的一种仪式。我想知道的是，您写这些人物的心理，尤其是胡蝶，自己满意吗？
贾平凹：世上什么事情都在变，人的情感不变。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心最深处的波动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反映出整体的不同部分。看到了别人的善其实是我们的善，看到了别人的恶，其实是我们也有恶。《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
舒晋瑜：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买了胡蝶的黑亮，还是被拐的胡蝶、訾米，竟没有一个人物特别令人生厌。看到后来，连我也爱上了这个村子，虽然它贫穷愚昧，却有让人割舍不断的东西。作品让人思考农村的凋敝，思考文明的社会仍然有如此荒唐野蛮的诸多事件发生，却没有激愤和尖刻。您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也超越了苦难本身？是以怎样的心态写作？
贾平凹：当风刮来的时候你能怨怪树叶的飘零吗，能怨怪花草倒伏吗？写作是你能明白历史的整体又不明白你个人的具体，都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当亲戚朋友突然去世又都悲痛不已。《极花》是一个拐卖的故事，但我并不写这个故事。
“如果写完后没人理，没人写东写西没人关注，就没劲儿写了，没办法证明你自己。”
舒晋瑜：走上文学之路，听说您也有被退稿的经历？
贾平凹：最早是退稿多，创作后争议多。那时投稿，几个杂志不但不用，还强调坚决不能用这种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对于争议，我写我的，啥也不管。作品你愿意咋说都可以。大家都在关注是个好事，不管说好说不好，能触及你很多东西，我对批评还是留意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写作的原因之一，总是在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希望自己有所变化，更完善一些。如果写完后没人理，没人写东写西没人关注，就没劲儿写了，没办法证明你自己。
舒晋瑜：1982年，陕西的笔耕小组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开会，对您的作品研讨，还有印象吗？您如何评价那个时候的研讨会？
贾平凹：主要是批评。老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思想、，不是昂扬向上的。唯美啊，讲究技巧啊，，，他们觉得那些作品是精神污染，从二十多岁写作开始，只要受批评我都在里头。
当时肯定是有不愉快，受到一些影响，现在看反倒是好事情。创作太一帆风顺什么都干不成，也是一种磨炼，能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
舒晋瑜：笔耕小组的研讨之后，您写出了商州系列，有评论说您这是“反抗之作”？这是批评对您的影响吗？
贾平凹：也不仅仅是反抗之作，但批评能促进一下，引起我的思考。我正视自己的下一步咋弄，决定建立“根据地”，回老家，写商州系列。另外也是要给自己找出路。
舒晋瑜：您从来不入哪个潮流，那么各种文学思潮到来的时候，您的创作是什么样的特点？不是也有和“寻根文学”“碰上”的时候吗？先锋文学对您有过什么影响？
贾平凹： 我的作品正好写到那儿，有时也“碰上”某种思潮。先锋的东西最早传到中国的是美术，我吸收西方美术理论特别多，对思维的开阔很有帮助，也符合我的思想。原来批判我小资、唯美，在西方文学才不是那些理念。我当时是想，不能生搬，怎么变通过来，至少在形式上不要让人看出来是模仿。80年代，我反复阐述过我的观点，坚决反对翻译体，中学为气，西学为用，要学习西方境界——那时没有“价值观”这样的词。
为啥不跟潮流？谁也不知道谁在谁前边，谁在谁后边。我在你后边时，一转身我在你前边了。创作时，我的作品有很多东西是超前的，题材也是，思考的一些问题，多年后人们才注意到，但在当时没人理解。比如《怀念狼》，最早提到环境问题、生存问题，十多年来大家才关注；《废都》也是。
舒晋瑜：为什么会有这么前瞻的意识？
贾平凹：我对社会有一个感觉，啥东西都有规律性，水肯定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从西往东流，具体路线流法我不知道，趋势我能把握住。琢磨这些东西，时间长了，能看得远一些，我预测一些事情，特别准。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那个环境，小时候，神秘的东西变成生活的内容，不是装饰，也不是附带，那时候治病就是靠那些东西。
看《废都》“被禁”，贾平凹说，他希望回归书的本身，不愿成为一个事件。它曾经闹得那么大的动静，还是安静平安着为好。
舒晋瑜：20世纪90年代，《废都》火了。这时候您的创作进入了什么状态？
贾平凹：创作上好着呢，不是苦着写不出来。我心态好，平和
吧。有个朋友评价我说，老贾这个人几十年没说过一句硬话，没干过一件软事情。我说这句话倒把我看得很准。
舒晋瑜：“生命的苦难中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废都》，1993年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一版时，首印五十万册。不过半年时间，《废都》被“废”。今年是《废都》被禁二十年。2009年《废都》再度出版，并与《浮躁》《秦腔》组成《贾平凹三部》。这部有争议的作品再版后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传说中的“□□□”是否得以恢复？还是文学价值本身？
贾平凹：我挑着的是担鸡蛋，集市上的人群都挤着来买，鸡蛋就被挤破了，一地的蛋清蛋黄。《废都》曾经有过一次再版，然而那次也没能再版成。
对于社会，能了解社会的进展，对于作者，是坏事也是好事吧。啥说法都有。我希望回归书的本身，不愿成为一个事件。它曾经闹得那么大的动静，二十年，安静平安着为好。
舒晋瑜：《废都》的影响并未因此被遮蔽。在海外，《废都》被翻译成日文、法文、俄文、英文、韩文、越文等多个版本，并于1997年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能回忆下当作品出版后的情况吗？
贾平凹：在一个县城里写的，写作条件非常艰苦、寒冷。但我却觉得，《废都》的写作虽然是流浪写作，跑了三个地方，条件艰苦，却因那时干扰少，心能静下来，写得顺手。自己的任何作品，写得好与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写作时绝对是无拘无束的。每部作品动笔时作家都是充满激情的，完成后又都感到遗憾。具体写得怎样，这是读者的事，作者说话已不起作用了。
当年写《废都》期间，我回西安参加了古文化艺术节书市活动。书市上设有我的专门书柜，疯狂的读者抱着一摞一摞的书让我签名，秩序大乱，人潮翻涌，我被围在那里几乎要被挤得粉碎。几个小时后十几个警察用警棒组成一个圆圈，护送了我钻进大门外的一辆车中。离开了被人拥簇的热闹之地，一个人回来，我寡寡地窝在沙发上哽咽落泪。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经比别人更难念。对谁去说？谁又能理解？这本书并没有写完，但我再没有了耀县的清静……
。先是投奔了户县李连成的家，又去了渭北的一个叫邓庄的村庄。写完后，我也觉茫然：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能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宿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
舒晋瑜：1993年，《废都》被禁的消息传来，您是什么感受？
贾平凹：我知道，事要坏了。当时书卖得到处都是，到处都在说这本书，什么消息都有，那情景现在无法想象。那时不比现在，书禁止再版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一本书惹得国内那么大的议论，我就知道事要坏了。而周围人及家人都紧张了，害怕了。
舒晋瑜：二十年来，《废都》的遭遇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贾平凹：多多少少是性的描写注意了，自己还是写想写的东西。《废都》出版一年后，别人来告知我，季羡林先生评价“《废都》二十年后将大放光彩”，事后也有人去查证过。这一评价给了我很多安慰。但我与季先生素昧平生，一直没有见过面。在季羡林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医院给我签过一本书让人捎来，书是《我的学术人生》。
舒晋瑜：对于书中的性描写，，明确表示《废都》中的“□□□”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他甚至猜测当您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时，或许是受到了弗洛伊德《文明与禁忌》的影响。您的意图是什么呢？当年框框中的内容是故意为之，还是确实是为出版时需要删掉？
贾平凹：有写的也有没写的也有删的。《废都》再版后内容基本没变，有读者认为没必要再版，把框框去掉，代之以“此处有删节”。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我是不愿意让人把注意力放在那上，这样会误读这本书。
《秦腔》写了一个村庄和一群农民如何一步步离开土地，没有故事情节，人物众多，方言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定阅读的挑战。但是慢慢品味，那些琐碎的细节和细腻的语言令人沉迷。
舒晋瑜：写作《秦腔》，感觉很多是神来之笔，您曾经说过书里的很多人就像抢镜头一样在眼前涌现。
贾平凹：《秦腔》是随便写出来的，反正我是写我想写的东西。所以当时写的时候对内容以及写法都想试验一下。
我回我们老家的山上，回到我父亲的坟头，我曾经说过我写故乡，原来写过很多商州的事情，但是具体这个没有写过，我说动用最后一份资源吧。因为写这些很冒险，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生命中很伤痛的东西。所以我在我父亲坟头跟我父亲说：“请给我一些力量吧！”书里的好多人我都熟悉，上一辈人都去世了，一旦写起来，记忆里那些人又开始活了。
舒晋瑜：《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创作中有何难度吗？
贾平凹：《秦腔》是我很用力的一本书，写了整整两年。《秦腔》的难度在于在写作手法上的创新，整部小说如同现代农村的“生理切片”，没有采用单纯的代表人物和经典故事来展开故事情节，而是用了细致缜密的生活细节来处理。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自己欣慰，也为故乡欣慰。
舒晋瑜：《秦腔》获奖，中间是否经历波折？关于作品参评，您都了解些什么？能否多透露些内幕？
贾平凹：《秦腔》出版后，先获得《当代》长篇小说奖，华语传媒文学奖，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后来获茅奖，中间没什么波折。参评时只把作品报上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舒晋瑜：是在什么情况下获知小说获奖的？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贾平凹：是公布了获奖名单后知道的，当然高兴，那天中午去吃了顿羊肉泡馍。
舒晋瑜：获得茅奖，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
贾平凹：获茅奖前，我一直受《废都》的阴影，获了奖，我说：天空晴朗。从此再不受《废都》的折磨，更潜心地去写我愿意写的东西了。
舒晋瑜：您愿意如何评价《秦腔》在自己写作经历中的意义？
贾平凹：一是我苦苦追求的一种写法得到业内的认可，增强了我的一种自信。二是摆脱了《废都》的社会阴影，我静心地抓紧写我的东西。
舒晋瑜：事隔多年，现在看这部作品，您如何评价？
贾平凹：它对于我是重要的作品。
舒晋瑜：能谈谈您和茅奖几次擦肩而过的故事吗？
贾平凹：以前的《浮躁》《高老庄》都申报过，但落选了。后来《古炉》《老生》也申报过，因种种原因没成功，获了一次，不可能再获了。
舒晋瑜：您认为公开评委投票的形式好吗？如果是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形式？
贾平凹：只要能做到公正，什么形式都行。这个我不了解，也不懂。
舒晋瑜：有些作家，获奖之后再无有影响的作品。为什么这么多年，您的状态越来越好？有何特别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贾平凹：我没什么经验一类的东西，我只觉得我有好多故事要写，让我安安静静去写好了。
“我一般不考虑市场、读者，这话可能听着不好听，但我觉得作家不光要适应读者，还要改造读者，让读者跟着你来阅读，如果总是去迎合，永远跟不上读者。”
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山本》精装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
舒晋瑜：您的所有作品，无论是《废都》还是《高老庄》，都是在寻找社会事件和人物内心的关系，探寻现实生存和精神生存的关系。
贾平凹：我的情结始终在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
舒晋瑜：您心里的好作品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个大致的标准？
贾平凹：好作品可以是多样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出来，不会写小说的人读了产生出他也能写的念头，而会写小说的人读了，又产生这样的小说他写不了的念头，那么这个作品就好了。标准看怎么个定法，县上有县上的标准，如老满足那个，永远上不了省上的水平。省上有省上的标准，如老满意省里的标准，也就是个省上水平。咱看一些国内的影视作品，觉得不错，在国内挺轰动呀，可当我看了一些国外的碟，就不满足国内的那些了。文学也是这样。能力够不够，那姑且不说，可这种意识你没有呀。我的这种意识可惜来得太晚，等明白了一些事，差不多年龄也到了五十岁后。
——选自《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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