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自扶犁种田，这是不少清宫剧中常有的情节。根据史料记载，皇帝耕种的这个地方名为丰泽园，。
在当时的清朝禁苑中，丰泽园是一处特殊的存在。据《清宫史续编》记载，丰泽园是由康熙皇帝修建的，园内有几亩田地，每年春耕时分，身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脱去龙袍，挽着衣袖，手执鞭子跟在犍牛后耕种。他在那里种植稻谷，采桑养蚕，史称“劝课农桑”，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他那些只是做样子的后代不同，在那里，康熙皇帝培育出了后来被民间称为“御稻米”的早熟稻。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丰泽园内还种植着一种特殊的植物——葫芦。这可不是普通的葫芦，而是一种能按照人的意志生长成特定形状的葫芦，业内人称“范制葫芦”，也称“匏(p o)器”。这并非虚妄的传说，除了史书记载，还有乾隆皇帝的御诗为证：“园开丰泽重农圃，蔬匏尔时种于此。”诗中所说的“匏”，即为匏器。
乾隆皇帝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也喜欢匏器，在其《御制诗集》中，提到匏器的作品超过10首。
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喜欢的匏器到底是怎样一种器物？作为一种工艺品，匏器的水平不一，什么样的匏器才能赢得他们的喜爱？看看天津博物馆保存的乾隆御赏款折方开光人物纹匏制瓶，就能管窥一二。
关于匏器的出现年代说法不一，民国时期的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商承祚在他的著作《长沙古物见闻记》中提到过一种“楚匏”，而根据较为确切的史料记载，匏器出现于明代
葫芦幼小时，将内部雕刻有花纹的模具套在小葫芦上，葫芦在模具的抑制下不能自由生长，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按照模具的形状生长。秋天时，待葫芦撑足了模具内的空间，便将模具打碎或者打开。之后将葫芦晾干，就得到了印有各种图案的“范制葫芦”，其中“范”，为“规范”之意。
这就是匏器大概的制作过程，通常被称为“范匏”，从理论上讲这并不复杂，但据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工艺组研究人员谢玉梅老师介绍，最后能够成形者“万中无一”。
关于匏器的出现年代说法不一，民国时期的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商承祚在他的著作《长沙古物见闻记》中提到过一种“楚匏”，称楚墓曾经出土过高28厘米的匏器，其上有的部位是“纳幼葫芦于竹管中”制作而成。著名的文物大家王世襄曾经遗憾地表示，只可惜这件文物出土后已经“化作飞尘，无从观察研究”。因为没有实物，很多学者不同意只靠商承祚的记载就认定匏器出现于战国时期。
根据较为确切的史料记载，匏器出现于明代。明代谢肇淛曾经记载，他在市场上见到了不少长成方形的葫芦，而且有的葫芦上有凸出的诗文，他推测这应该是“生时板夹使然”。王世襄觉得，“板夹”即“木范”。
如果这种说法可信，明朝时匏器在民间就已经较为流行。这种形成并流行于民间的工艺品是如何得到皇帝喜爱的呢？除了葫芦器本身的工艺之美，恐怕还与葫芦的悠久历史、天然之美和吉祥寓意密不可分。
匏器不仅具有天然葫芦素雅、光洁的美感，又增添了加工后的艺术美感。康熙皇帝下令在丰泽园内范匏并派专人管理，可见其对匏器的喜爱程度。他多次将匏器赏赐给大臣和儿孙，还当做礼物赠送给藩王和外国使臣
1973年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被古人称之为“壶”“匏”的葫芦是何时出现的。那一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中出土了“葫芦子”，人们才知道早在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种植葫芦。
葫芦最初并不是观赏之物，而是既可以吃又可以用。根据《农书》记载，葫芦嫩的时候可以素炒，可以炒肉，可以做蜜果，还可以切成条晒干食用。小葫芦可以做水杯，长柄葫芦可以做喷壶，腰部较细的葫芦可以盛药，味道苦的葫芦可以治病。此外，葫芦成熟之后还可以做成葫芦丝。考古植物学家游修龄曾经说，我国对葫芦的使用可谓“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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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葫芦干的吃法。
在实用价值之外，葫芦一直被文人雅士所推崇。唐代诗人张说有一首《咏瓢》，说尽了天然葫芦之美：“美酒酌悬瓢，真淳好相映……雅色素而黄，虚心轻且劲。岂无雕刻者，贵此成天性。”苏东坡泛舟游赤壁，写下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当时用来盛酒的容器，就是葫芦。
匏器不仅具有天然葫芦素雅、光洁的美感，又增添了加工后的艺术美感。康熙皇帝下令在丰泽园内范匏并派专人管理，可见其对匏器的喜爱程度。他多次将匏器赏赐给大臣和儿孙，还当做礼物赠送给藩王和外国使臣。
康熙皇帝曾将一个四方形的葫芦笔筒赐给他钟爱的孙子弘历。几十年以后，已经成为皇帝的弘历睹物思人，在《咏葫芦笔筒》一诗中深情写下了“岂知贮笔成清供，徒忆含饴拜圣恩”的诗句，对祖父的思念跃然纸上。与祖父相比，乾隆对匏器的喜爱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究竟喜爱到什么程度？用他的一句诗来说，是“摩挲不忍释诸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熙和乾隆年间，不仅是丰泽园中，就连民间都扩大了葫芦的种植面积，匏器的数量和质量大为提高。著名金石学家吴士鉴说：“乾隆年所制者尤为朴雅。”乾隆年间太后过寿时，收到的礼物中也有大量的葫芦器。
在传世匏器中，康熙、乾隆两朝制作的匏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均有“赏玩”款识。比如，让乾隆爱不释手的那件匏器，底部即有“康熙御玩”款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葫芦瓶，瓶底款识居中为渠花，四角有楷书“乾隆赏玩”款，表明这曾经是乾隆赏玩之物
康熙、乾隆年间的匏器多为文玩摆件，但作为其制作原料的葫芦却有另外的用途——养鸣虫。养鸣虫的葫芦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形状即适合饲养鸣虫的葫芦，还有一种是被康熙祖孙二人所喜爱的“范制葫芦”。
有文献记载，乾隆年间民间已经开始用天然的葫芦饲养鸣虫。讲究的人家，养鸣虫的葫芦必定精雕细刻，更有甚者“银镶牙嵌”，而后将鸣虫置于葫芦之内，揣入怀中。清代人所写“忽地怀中轻作响，葫芦里面叫蝈蝈”一诗颇为形象。
那么，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是否用他们所钟爱的匏器来养鸣虫呢？康熙皇帝曾经做过一首名为《络纬养至暮春》的诗，其中有一句为：“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络纬为一种鸣虫。乾隆皇帝后来为这首诗作序时称，他的祖父命人在暖室中养络纬，设宴时常把络纬放在绣笼中，听其鸣叫。康熙皇帝所说的“锦囊”和乾隆皇帝所说的“绣笼”都是丝织品。
基于此，王世襄在他的文章中推测说，康熙至乾隆年间，宫中并未用葫芦养鸣虫，“不然，以弘历爱范匏之深，岂能不言及之。”由此，他认为乾隆时宫中是否用“范制葫芦”蓄养鸣虫“有待作进一步之考证”。
如今传世的养鸣虫的“范制葫芦”多为道光年间之后的作品，而且大部分都是蝈蝈笼。其原因，从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可以推测一二，故事讲到清朝有一位皇帝，命人将一万只蝈蝈置于大殿之上，并取“蝈”与“国”的谐音，将蝈蝈齐鸣之声称为“万国来朝”。所以，宫中所饲养的鸣虫大多是蝈蝈，而“范制葫芦”在很长时间内只流行于宫中和社会的上层。
乾隆之后，宫中“范制葫芦”的制作没有可供查阅的文献，据老人回忆，其规模大为缩小，只在慈宁宫的花园中制作小型的匏器，反倒是宫廷之外的不少王公府第开始大量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