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极少吃葫芦。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买回一个青葫芦，我硬是不让吃，一直放在窗台上，最后坏了，只好扔。原因是那年看了一部电影：《宝葫芦的秘密》，总幻想着像电影里的王葆一样，拥有一个宝葫芦，要啥有啥。虽然那只是一个梦。
看连环画，太上老君有葫芦，铁拐李有葫芦，就连被高俅陷害、发配草料场的豹子头林冲，红缨枪上也挑着一个酒葫芦。于是跟葫芦结下了不解之缘，看葫芦，玩葫芦，写葫芦，种葫芦……如果学画，还想画画葫芦。
世人皆知齐白石善画虾，正如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李苦禅的鹰，成了画家的一个符号。这对于画家来说，未必是件好事。白石老人有次画完虾，题了一行字：“予年七十八矣，人谓只能画虾，冤哉!”
老人感到委屈，他什么不能画呢，———山水人物花鸟翎毛蔬菜瓜果农具昆虫……白石老人也许是作画题材最多的画家。他的画，我都喜欢，尤其是他笔下的葫芦。其实老人对自己的葫芦也颇为看重。1932年初夏，齐白石68岁，经过“衰年变法”(老人长寿，所谓的“衰年”似为中年)，艺术渐臻化境，进入创作的盛年。他作《竹篱葫芦》图，题款：借山老人制于京华城西铁栅屋 (白石老人的跨车胡同住宅，东面临街，廊子前面，安装有铁制的栅栏，因此自称铁栅屋)。字题完，钤上印，意犹未尽，又在一张纸头上写了一段话：
“手妙纸佳方有此画，百年后如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应痛哭。壬申五月书此附画自藏。白石。”
怕日久遗忘，老人又特意在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字中间，用小字注明：“三尺纸之竹篱葫芦也。”
老人的儿子齐良已，曾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画的最后一幅画》，说是195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清晨，老人不用扶持，竟自己从卧室走到画室，挽起袖子，画了一幅牡丹。这幅牡丹一改过去枝叶分开的画法，而是花、枝、叶浑然一体，迎风怒放。
其实白石老人的绝笔，也是一幅葫芦图。老人作葫芦图时，他的得意门生李可染在旁边侍候。李可染说：“老人画到这个岁数，糊涂了，连字都不会写了。”他问学生：“这个九字是往这边拐还是往那边拐啊？”九写对了，但98岁的岁，却写成一个错字。
新疆作家周涛，人称狂涛，有才气，写出一篇好文章，偏说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上天借用了他的手;如果真有上天借手的佳话，这幅葫芦图应如是。
葫芦图的收藏者，是大名鼎鼎的张仃。学者撰文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南黄(宾虹)北齐(白石)，双峰并峙，张仃曾拜二人为师。只是碍于党员和领导的双重身份，未行传统的拜师礼。当年每隔一段时间，李可染、邹佩珠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张光宇、张正宇昆仲等少数密友，就会齐聚张宅。张仃知道他们的来意，沏茶让座毕，毕恭毕敬地把葫芦图张挂于壁，于是大伙就开始唉声叹气，继而又大呼小叫，醉酒似的，直到兴尽方散。过一段日子，再来一遍。据邹佩珠回忆道，隔久了没看这幅画，像得了病，看完这幅画就像过足了鸦片烟瘾，精神头也足，人也兴高采烈。
齐白石是画葫芦的大家，王世襄是玩葫芦的大家。王先生年轻时范制的葫芦，被人当做清代的文物。“著书老去为抒情”，晚年的王先生，出了好多好玩的书，《中国葫芦》是其中的一本。我写了一篇《王世襄与〈中国葫芦>》，放在博客上，看的人真不少。
文物专家朱家溍先生，是王先生的发小，他写了篇《读〈说葫芦>说葫芦》(《中国葫芦》原名《说葫芦》)，发在《读书》杂志上，给王先生捧场。朱先生这篇文章，讲了一个关于葫芦的趣闻。朱先生的夫人赵仲巽女士，有一碧玉钗，形如竹杖，杖端垂赤金绦带，系一小葫芦。葫芦仅三分长。朱夫人的外祖是清代理藩院尚书，是位榜眼公。榜眼公有两个妹妹都待字闺中，家人称这两位老姑娘为“五老爷”“六老爷”。这个小葫芦就是五老爷种的。五老爷是位才女，喜欢听戏、游山、栽花、养鱼等，又善于培植各种盆景。有年五老爷种了两盆小葫芦，一直到初冬，还把葫芦搬到廊檐下撵太阳，总算长老了没出毛病。五老爷对赵女士说：
“可惜配不上对，要再有一个一般大的，给妞镶一对耳坠子多好。”
赵女士说：“东坡有诗句‘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我给你出个主意，叫玉作坊用碧玉给琢一根竹杖形的戳枝，叫三阳金店用足赤打一个绦带结子把葫芦镶上，岂不是一件有诗意的首饰。”
真是巧思。后来五老爷把碧玉竹杖小葫芦送给了外孙女赵仲巽。
我去年在阳台种过小葫芦，尽开谎花，立秋都过了，一个葫芦也没结。扫兴极了。
弟弟牛青也喜欢葫芦，两次去北京，都逛了潘家园。一次买了个一尺多长的大葫芦，丰纤适度，模样周正，葫芦皮已发黄，并且有了包浆；一次买了两个火画蝈蝈葫芦，上面的图案是垂柳鸣蝉，还有一句不知谁的诗：“叶弱抱秋蝉，枝低栖水多。”
本文刊于2016年7月10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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