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半年开学时，，开始时还没那么激烈，，写的是些老师的私生活以及的事情，学校还能正常上课，不过对老师的批判也弄得老师人人自危。随着北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为了使学校能正常上课，地区党委派来了工作组，学校似乎平静了一段时间。
但不久就被全国的大串联搞乱了校园，十月初，传来消息，伊宁市各学校要组织师生到北京串联，人员由学生选举产生，工作组决定串联人员名单，我们班选的是安兴常，大概全校共选有二十多名师生去北京串联，受接见。到十一月中旬，兴起了全国大串联，于是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大串联，坐汽车去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来自全疆的学生人满为患，。开始我们住在乌市群众饭店，不久全部集中住进乌鲁木齐市五中。后来得知全国串联已经停止，组织者就到相关部门交涉。学生们在等待中闲逛，白天逛红山，逛西公园，晚上遛马路。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男生从碾子沟那面往回走，有七、八个女生从后边追我们，喊着叔叔问五中的路怎么走，当年乌市的路灯很暗，到了跟前一看是本校四中的同学，我们一起大喊，叔叔给你们带路，女生也笑我们也笑。
乌市五中接待站伙食很差，可能学生太多接待不过来，早饭是馍馍，糊糊和咸菜，有一天我喝的糊糊里有一块肉，感到很高兴，还问同学的碗里有没有，结果他们没有，为我碗里有肉感到羡慕，过了两天听说有的同学在糊糊里吃出了老鼠头，我那个恶心，再不喝糊糊了。
在乌市五中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组织者与有关部门协商无果，新疆学生出疆串联已经没有希望，大多数学生返回了伊宁市，有少数继续留在乌市等机会。我们班的董岩和高年级几个同学要自行徒步出疆。
我留在乌市和同学在市内各单位进行串联，我和邢长健去了解放路副食品商店(我现在已忘记怎么和他走到一起，他是高68届学生，我是初68届学生)。在商店帮忙卖东西，晚上睡在商店办公室，在商店食堂吃饭，邢长健嘴很甜，叔叔阿姨的叫，很是招商店职工喜欢。解放路副食品商店地处市中心，买东西的人特别多，我们两个和售货员应接不暇。有一次卖鸡蛋，柜台外面的人拥挤不堪，大有把柜台挤翻之势，顾客手里拿着鸡蛋票和钱，我一会收票，一会收钱，给了顾客鸡蛋忘了收钱，一会又忘了收票，简直是手忙脚乱，搞得满头大汗，我想邢长健比我也好不了多少，现在想肯定给商店卖亏了好多。
有一天，郉长健跟我说，他同班好友王民斌从内地串联回来了，突然发病，现在乌市住院，邀我去看望，到医院只见王文斌住在重病房，处于昏睡状态，也无法说话，由于怕传染医生也不让我们多停留。回来的路上说起王民斌的病情，我和邢长都唏嘘不已。
那时我一心想去内地，经常去火车站打探消息，内地到乌鲁木齐串联的学生很多，当时规定返校的学生可以安排出疆车票。一天遇到七个江西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生，五个男生)，聊天得知是江西师专的学生，准备第二天返回江西，我和他们商量，能否把我带上火车，他们答应得非常痛快，约好会合地点和时间，赶快返回商店告诉邢长健，希望他能和我一块去，谁知郉长健不愿意去，无奈第二天我一个人和江西“老表”上了火车。
我穿着黑条绒棉大衣，戴的栽绒蓝棉帽，脚上是‘黑包子’棉鞋。而七个江西“老表”一色的军大衣，棉军帽，颇为气派，相比之下显的我很土气，问他们的衣服哪里来的，回答是乌鲁木齐接待站发的。
在火车上，人员拥挤，根本找不到座位，能够在车厢洗漱间的台子上坐一下就不错了。列车也不提供饮食，要吃饭只有在停车时上站台买小贩的零食，站累了互相靠着睡一会，没想到串联这么辛苦。听江西学生说，他们那里的青年社员也都出来串联了。火车经过甘肃大小车站，见到车站里乞讨的人很多，大人小孩穿着破破烂烂，面色黢黑很是可怜。
到了陕西，我们在华山站下了火车，住在华山县接待站，听庞哥(江西学生)说，准备在这借点钱，我听后特别惊诧，接待站也可以借钱？去和接待站领导交涉，说是没有钱，但可以就近干临时工，吃住在接待站，一周可挣二十多元钱，我们没同意，让接待站签了第二天下午的乘车证。在等车的时间里我们去看华山，但没有上山，初冬12月的山顶薄雾朦胧，仰望不见游人。下午我们上了南去的火车。
火车到河南兰考，。，，有张椅子给我印象很深，其右边的扶手磨损厉害，讲解人员说，焦书记患肝癌，工作时为了减少痛苦，用扶手顶住肝区，以减少痛苦，致使扶手磨损严重。在兰考住了一天，临走接待站每人发了十元钱，说我们是个穷地方，好歹你们离家不远了。
火车到南京，那时长江大桥还没修好，坐漕渡去了南京市,看到滔滔长江那么浩大磅礴，让人惊叹。江西学生说还要到上海等地串联，我无意再和他们一块走，一方面太劳累，另一方面我长了一身虱子。自11月中旬离伊，在乌市解放路商店洗过一次澡，以后也没有换过内衣裤，那些小精灵把我两个大腿咬得起了茧子，手往里一伸就能抓出一个，奇痒难忍。与他们告别时李姐(江西女学生)送我一枚瑞金会议条形纪念章，庞哥送我一顶军帽，我没有东西可送，只有含泪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