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天地】李立东 | 饿瘪的年味

文：李立东 | 版式设计：无兮

大年三十晚上，看着孩子们既要赏电视“春晚”，又要抢手机红包，还要看窗外烟花，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我突然想说说我记忆中的年味。

一、过了腊八就是年

穷人的年味总是来得迟些，去得早些。记忆中的年味，是被村子里年猪的第一声凄厉的尖嚎戳破的，时间大致在腊八前后。所以， “过了腊八就是年”，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对宰猪这件事情有意义。

那是个 “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年月，家家穷。所谓穷富的区别，主要就在一头  “年猪”上。亲戚朋友见了面，就问：“有年猪吗？”若有，他就会说：“噢，有年猪就不错了。”若听见你说“还肥呢！”他一定高兴地说：“哦，那是大年喽！过年就到你家吃肉，行不行?”若听说“没有年猪”，那问你的人一定会叹一口气，安慰你说：“没就没吧，日子难过年好过。”然后，再叹一口气，若有所思地离开。

其实，那时候的年猪，所谓肥，也不过百十来斤，大多数都瘦得像木板夹过似的，它们被屠宰的最大意义是给孩子们一点安慰，给大人们一点自尊。被饥饿和贫穷啄伤的年月，人都吃了上顿无下顿，哪来的东西喂猪？人们之所以迟迟不肯宰杀，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希望多活一天多长一两肉，但这几乎是妄想；二是大人们看着自家一群饥饿的嘴巴不敢早宰，宰早了，年还没过，过年的猪肉就没了。想想看吧，就算一头百十来斤的猪，除去提头下水能有多少？再除去一身干棒棒的骨头，还能剩多少？这么一点点可以下胃的美味，若遇到五六个甚至七八个 “长骨子的娃娃”，能吃几顿？何况，更多的肉还要留着招待客人、孝敬老人呢！“僧多粥少”是大人们共同经受的尴尬，也是孩子们最深刻的记忆。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吃几顿含有肉味的年饭，就觉得很幸福了。所以我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首先是一种提醒，提醒大人们：你家那只瘦得可怜的家伙可以不用再“喂”了，让孩子们解解馋吧！

不错，腊八前后，村子里的大人们就开始张罗着宰猪了。一般是三五家自愿结为一组，三五个男人宰猪，三五个女人烧水做菜。今天张家，明天李家，轮流着宰。饭菜做熟了，几家大人当然要吃了再走；自始至终围着年猪转的孩子们半推半就一番后，也要认认真真地吃一顿；家里若有其他没来的人，主人家必定要端两碗肉菜送过去。多少年来，这几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孩子们也开始收集猪鬃猪毛，准备买年货。说年货，也不过就是几颗洋糖或几个干枣子，最奢侈的也不过买一副扑克牌。大多数孩子收集的猪鬃猪毛卖了钱都会被父母要走，先买几张红纸和白纸，再给家里买几包火柴，或者灌一瓶煤油。

腊八前后，往往是大人们最忙碌也最纠结的日子。好在孩子们不懂这些，他们也弄不明白：宰了猪，肉怎么还这么少？都过年了，日子怎么还这么紧巴巴的？他们只知道：父母给的，就是让他们吃的；能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父母不给的，就是不让他们吃的，能留多少留多少，不吃为好。据说，有些孩子为了向别人表示自己家里宰了猪，自己天天有肉吃，还特意用一块猪皮把自己的嘴皮抹得油油的，有意无意地噘给熟悉的人看。现在想来，觉得他可怜，可爱，更可贵。可怜是因为他贫穷得连沾嘴皮子的一点油都没有，肚子里有多干净就可想而知了；可爱可贵是因为他即便穷到这样，也要打起精神，装模作样，不让人小觑。不像现在有些成年人，盆满钵满，动不动就哭穷，动不动就伸手。

过了腊八就是年。年猪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淘气男”就会循着年猪的惨叫声东跑西窜，主要是为了看别人家年猪的肥瘦，看有没有人家不捡的猪鬃猪毛。人家的肉菜一般是不去吃的，除非主人把你逮住让你非吃不可，但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宰年猪要从腊八前后断断续续地持续到腊月二十六日，所谓“二十六，割年肉”。年猪的惨叫声听得多了，不用看，只听一听叫声的长短、粗细、厚薄，就能判断出年猪的大小肥瘦来。“实践出真知”，没想到在这里也能派上用场。

二、二十三，过小年

大扫除的习俗，好像南北都有，只是时间上略有不同。我是北方人，我说的是北方我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那里大扫除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三。

父亲说：“二十三，过小年。”他起床后洗洗手脸，在灶前烧几张事先准备好的冥币，再恭恭敬敬地磕个头，吩咐一句“把各处扫一扫吧！”就出去了，直到饭熟之前才来。后来我才知道，村里的男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被毁的庙址那里聚一聚，因为，庙被拆毁之前大家都在庙里烧香祭神。父亲说，凡人家里的大小事务，都由灶神管理，他观察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并把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在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向玉皇大帝“打报告”，玉皇大帝也会派众神到民间察看实情，以降福祸于其家。至此，我方明白，父亲祭拜灶神，是希望她“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而村里的男人们都到庙址那里去，不外乎各自在心里默默地念几句“神灵保佑，百姓万福”之类。

父亲一出门，我们就帮着母亲给简陋的土窑地下洒些水，把屋子的所有角角落落清扫干净，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母亲洗衣被，我们就把窖台（蓄水的土窖周围垒起的用以防滑的台子）、柴堆、粪堆、土厕所以及庄子周围的道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以迎接父亲的检查。我们相信：父亲的检查过关了，众神们的检查就能过关；众神门的检查过关了，幸福的日子就不会遥远。

三、二十七八九，发面蒸馒头

腊月二十六以后，蒸馒头的事就被我们迫切关注。因为年肉不多，父母总是节省着吃。但年饭年馍馍，父母还是会尽量让我们吃饱的。我们家的年馒头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九日才蒸。母亲说：“‘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按老规矩来，日子才会一年比一年红火。”年馒头和平日里蒸的馒头最大的区别是，年馒头上面有红红的小梅花——这是把五根小竹棍捆绑在一起蘸着红墨水特意点上去的。

蒸馒头是家里最高兴的事情之一。那时候没有发酵粉，家家户户都把发好的面揪一块揉成樱桃般大小的圆蛋蛋，晾干、置于通风处保存好，下次再用的时候，就把面蛋蛋放在干净的水里泡开，和面，发面。我们把这个发面的干面蛋蛋叫 “酵子”。酵子如果保存不好，就会发霉，不能再用；有时候还会被孩子有意无意间吃掉：说其有意，是因为民以食为天，人饿了，见了类似食物的东西就眼馋、口馋、心馋，就想吃；明知那是不该吃的，但肚子不听话，鬼使神差，身不由己就吃了。说其无意，是孩子或许还以为那就是父母无意间掉下的一块面团，不吃就浪费，吃了白吃了。总之，逢年过节，自家没有酵子而向邻居或亲朋好友要两个酵子蛋蛋发面蒸馍馍，也是村子里常有的事。于是乎，有些好心的奶奶婶子，就会有意的多留几个酵子蛋蛋，以备邻人不时之需。我母亲就保留过这样的酵子蛋蛋，也向别人讨要过这样的酵子蛋蛋。

发面通常是在腊月二十八日，母亲把酵子用清水化开，再放一碗干面粉，搅拌均匀，待发酵好了，再和上大量的面粉，揉成可以成型的大面团，放进大面盆里，面盆口用干净的围巾或门帘之类盖好，然后放到热炕上或做饭后的热灶台上“起面”。第二天一大早，白花花的面团涨得满盆都是。于是，母亲就开始蒸馒头了。母亲不蒸别的形状的馒头，她蒸的馒头全是圆的。母亲说：“馒头蒸圆，生活才甜。”她在面团里放上苏打粉，揉匀，揪一小块，搓圆，烧一个“灰疙瘩”，看看，嗅嗅，觉得苏打粉放得适中了，就开始揪面剂子。母亲揪面剂子很快，揪得很匀称，没多大功夫一大盆面团就变成一个个白花花的面剂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案板上，宛如生产队场里的麦垛子，又像是草原上洁白的羊群，令人喜出望外。母亲麻利地把一群面剂子一个一个揉圆，放进蒸笼，就好像把一群洁白的羊呼啦啦一下赶进羊圈一样，案板上一下子空无一物了。于是，母亲给灶膛里再塞一把柴火，一副释然的样子。我们就焦急地等着白花花的热馒头出锅。馒头蒸多长时间可以出锅，母亲似乎是有预感的。她说可以出锅了时，馒头总是被蒸到熟得通透又不渍水的最佳状态。

馒头出锅，我就有得忙乎了。我们家每年蒸年馒头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拿着一撮小竹棍往刚出笼的热馒头上点小梅花的人。我拿着提前绑扎好的小竹棍，在红墨水碟子里蘸一蘸，快速地在刚出笼的热馒头上点上几个小梅花。墨水要蘸得适中，浓了，就会在馒头皮上洇成一个个红色疙瘩；淡了，又看不出梅花的效果。多了，显得累赘；少了，又觉得年味不足。我通常给馒头的正中间点一朵，周围点五朵，总数为六朵；六朵六朵地点下去，不就是“六六大顺”嘛！如果是大馒头，我就在中间点一朵，在周围点七朵，也是一路“发、发、发”。哈哈，至今想起，给热馒头点小梅花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热腾腾的麦香味扑面而来，入心，入肺，入骨，入髓，让人陶醉，甚至让人渴望有一个密闭的容器将它们统统收集起来，以便饿馋的时候放出一缕来，慢慢享用。当然啦，最享受的还是抓一个热馒头，大口大口地吞进自己咕咕叫着讨好多时的胃里，特别是馒头离开喉咙，喉头咕咚一跳馒头进入胃里的刹那，那真是天底下无可与之比拟的美妙感觉！至今想起，我仍然满口生津，垂涎欲滴。

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如果是无疾无恙的家庭，家里能多分得一些口粮和清油，还可以在大年来临之际吃到油饼。吃油饼的待遇一般家庭很难得。想想吧，那时候的国家干部，每人每月才十八斤白面、二两半清油。我小的时候几乎没有吃过油饼，直到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有油有面了，母亲才整整地做了一天油饼，说：“你们就吃个够吧！”我真的可着胃吃，吃了不知多少个。自那次后，见着油饼，竟然毫无胃口了。人啊，真是个奇怪的动物，“有牙板时没锅盔，有锅盔时没牙板”，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还有一个判断谁家年大年小的小秘密，就是看他们家哨眼里冒出的是白雾还是青烟，这是我的玩伴告诉我的，他总结出的经验是：谁家的哨眼里若冒白色雾气，必是蒸馒头；谁家的哨眼里若冒蓝色烟雾，定是炸油饼。我们验证了好几家，屡试不爽，自此，我对我那个玩伴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想来，贫穷并不都是坏事，它照样可以让人对好多事情产生兴趣，而且，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我而言，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就不会这么节俭，不会这么坚强，不会这么珍惜丰衣足食的美好时光。

四、大年三十日的守岁

大年三十日是会写对联、会剪窗花的人最忙碌的日子。通常，我和哥哥在父亲的指导下裁下写春联的纸拿着找隔壁吴老师写春联，把剪下的下脚料交给姐姐剪窗花。姐姐手巧，不仅剪自家的，还帮邻居姐妹剪。那时候剪窗花，很少有人拿整张的红纸或整张的白纸来，一般都是拿些写对联的下脚料，甚至是旧书纸，不过，她们剪出的窗花却一点都不单调，有肥头大耳的年猪，有枝头鸣叫的喜鹊，有奔腾的骏马，有欢奔乱跳的胖娃娃，甚至还有大红的“囍”字……我真不明白，没有踏过学校门槛的她们，哪儿学来那么多的知识呢？她们用自己的想象和才艺装点着生活，给贫穷的新年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

大年三十日的守岁和大年初一的热闹是相连的，至今如此。只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守岁”这个词，即便有，也似乎不适合当时的情境，因为那时候的守岁似乎很漫长，我们用另外一个词语，叫“熬夜”。 现在想来，“熬夜”比“守岁”形象得多，也恰当得多。

六七十年代的村民食不果腹，忍饥挨饿。过年还没开始呢，有些人家的年猪肉已经吃没了，多数人家的所剩无几，根本不敢放浪地吃。即使在中华民族最浓重的传统佳节来临之际，“吃饭穿衣看家道”、“细水长流”仍是大多数人难以违逆的生活原则，尤其是多数人家早已经饱尝了预支口粮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按照习俗，大年三十晚上的饭锅是不能不生火的，更是不能空着的。那么，锅里煮什么就成了不少家庭的重大困惑。

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想尽了度年荒的办法，也想出了“熬夜”的良方。我母亲在秋季把野菜或者萝卜切成片，用一根粗线绳串成串，晒干，放到篮子里，挂到墙上；等到大年三十晚上抓出两把来，淘洗干净，放到锅里，用文火熬煮。这样，既让锅底有火、锅里有东西，保留了“守岁”传统；又能将煮好的干菜搬上大年初一的餐桌，还可以作为春节招待客人的佳肴；尤其吸引人的是，干菜煮好后，母亲会放几块猪骨头在锅里熬，这一“熬”，基本就“熬”到大年初一了，于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啃排骨、吃年饭，一年中最最欢乐的一天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煮干菜让我们有所期待，并且有机会垂涎于锅里冒出的缕缕香气，使“熬夜”有了难得的年的味道。

当然，守岁还有一种乐趣是：我们可以点着煤油灯，尽情的玩一晚上扑克牌，而且，爸爸妈妈都参与其中。这在平常是绝对不可以的，一斤煤油三毛七分钱呢，这得多少个劳动日才能换得来！

一家人在昏黄的油灯下，一边打扑克牌，一边嗅着淡淡的菜香，说说笑笑，呼之即来的困乏与瞌睡也随着母亲时不时督促我们跳下炕去给灶膛里添柴火而远遁。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守着自己的“岁”，年复一年地“熬”着幼时的“年夜”慢慢成长。那时候的人父人母，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能将自己的六七个儿女拉扯活命已足够称得上英雄了！

五、磕头拜年

我们村里的拜年，始于正月初一，止于正月三十。在这一整月时间内，只要是你去了人家或者长辈的亲戚来到你家，你就都得拜年，一个接一个地拜年。拜年就是磕头，准确点说，拜年就是磕头在正月里的特殊叫法。

拜年的方法虽然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磕头的仪式来自不同地方和不同家族，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大致步骤还是相同的：双膝跪倒，双手撑地，头向地面点三两下，起身，作揖。这是题外话，不赘述了。

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一饭后，我和哥哥都要跟着父亲去给爷爷奶奶和叔父婶婶们拜年。有时候，爷爷奶奶会给我们一两颗水果糖，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叔父和婶婶们自然是不给什么的，这倒不是说他们不给，而是他们自己也没有；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都是被饥饿折腾得眼睛发绿的可怜的高等动物。他们自顾不暇，哪能顾及他人？

有几次，我们拜年的时候，奶奶说了完全相同的话，她说：“算了吧！猪头羊头我啃两口，饱一天；你们磕个头，能咋？”我当时想，奶奶是不是对我们不满意才说这种狠话？后来我明白了，是奶奶对生活不满意。奶奶是极其乐观的人，也是极其要强的人，她走到哪里就会把笑声带到哪里，也把勤劳带到哪里，但年头节下，闲不住的她辛苦了一年竟给孙子连一个“洋糖”都掏不出来，这叫她心里如何好受？她的不满，是无处诉说的愤懑，是对生活无望的控诉。

给亲戚和长辈的拜年，大多饱含敬重的感情，但也不排除，有些并不是发自内心，而纯粹是形式化的。所以，我很不推崇跪在地上拜年。

六、烧马燎疳

烧马是仅次于拜年的一项活动，是男人的专利，始于腊月23，终于正月23。这一月之内主要有这么几天，是必须烧马的：腊月二十三，小年，拜祭灶神，烧马；腊月三十日，除夕守岁，要除旧迎新，烧马；正月初一，可以放鞭炮、吃饺子，但不动扫帚，烧马；初二、初三，新媳妇转娘家的日子，烧马；正月初七（人七），吃饱喝好，准备春种，烧马；初八（地八），希望土地星君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烧马；初九（天九），玉皇大帝的诞辰，自然要举行盛典，以示庆贺，烧马。正月十五（元宵节），是观花灯的日子，也是男女相会的日子，烧马。正月二十三是燎疳节，烧马。据说，“疳”是一种疾病。燎疳节是春节的结尾，也是社火的闭幕时间。这一天表演社火的人要到全庄人祭祀的庙里烧香，叩拜，卸装，将所有的社火道具交回社火头儿封存，自此可以各自做自己的私事了。但我小的时候，村子里没有社火，据说是被禁止的，即使不禁止，老百姓穷得揭不开锅，哪来的力气耍社火呢！

这一天午饭过后，父亲就会提醒我们割柴火、堆柴火准备“燎疳”，他自己亲手将除夕时贴上的对联、门神撕下连同院内清扫的杂物一起丢在柴火堆中，如果有条件的话，还会在柴堆中丢一些五谷粮食。夜幕降临，点燃柴火，我们就在红彤彤的火堆上跳来跳去“燎疳”，希冀消灾避祸，燎去以往的陈厄和晦气，让年在火火红红中过完。母亲还把家里的小猫小猪抱着从火上跳过，以求牲畜兴旺。

最后柴火烧尽，父亲用铁锹把燃剩的带火星的灰烬轻轻地扬起，并随口喊一声“豌豆”“小麦”之类在半空中洒下，观赏之余，人们根据火星的形状类似于哪种农作物的花，来判断今年种植什么农作物会丰收。但我一直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或许，这本身没有什么门道，只是寄托了农人希冀秋天丰收的愿望而已。燎过疳，意味着过年的一切禁忌都解除了，同时也闲散不得，又要开始繁忙的春耕了。

言归正传。“烧马”的内容是先在院子正中点一炷香，烧几张冥票，磕一个头；然后在灶前点一炷香，烧几张冥票，磕一个头。我很小的时候，父辈们还没有分灶异爨，这项工作由父亲领着叔父们做，爷爷偶然也做，是在父辈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后来分家了，我们也长大一些了，这活自然主要由我们弟兄做。我理解这么做的意义仍然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我至今不明白：祖辈们为什么把这个祭祀神灵的活动叫做“烧马”，也许父亲不知道，爷爷不知道，爷爷的爷爷也不知道。大家只是口传身授，一辈接一辈地这么说，一辈接一辈地这么做。

我家烧马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我和哥哥参加工作以后，时间大概是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年。那天，哥哥突然说：“我们是不是向爸妈建议一下，把烧马和磕头的习俗去掉？这些习俗的核心不就是拜天拜地拜爹娘嘛。我们若有这个敬心或孝心，难道非要磕几个头、沾一身土不可吗？几年来，奶奶总说一句话‘算了吧！猪头羊头我啃两口，饱一天；你们磕个头，能咋？’奶奶的话是有道理的。”我点头应诺。我们和父亲商量，父亲似乎不悦，但只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母亲倒是爽快，支持我们的建议。从那一年开始，我们不再烧马，也不再磕头了。但燎疳我们没忘，孝敬老人和多做善事我们更没忘。

七、刻骨铭心的记忆

赤贫之年的人，骨子里透着菜色；但赤贫之年的故事，仍然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1、大年三十刨柴记

先解释一下“刨柴”。这是那个赤贫的年月，我们十村八乡老百姓无可奈何的创举。就是山上的大柴、长柴被铲光以后，面对小而短，又大半埋在土里的草核核 （俗读hu音），只能用撅锄刨出土，再用木棍敲打掉粘在根部的土，然后用扫帚扫拢，装筐。我们把这个复杂的程序，不叫打柴，不叫砍柴，不叫铲柴，叫刨柴。

那年姐姐病了，父母连日奔走在借钱求医的路上，寒冬腊月，又赶上大雪封山，一两个月把家里仅有的柴火烧完了。年关已到，家里面临“有面不得熟”的困境，总不能大年初一上山吧？于是，父亲和小叔父相约：带上我和哥哥到山里刨柴。小叔父和我们分户居住，家里的柴火大概也所剩无几了吧？到了山上才发现，雪口完全没有消开，有雪的地方看不到柴；没雪的地方不是没柴，就是冻得硬邦邦的，撅锄一挖，一道青印。我们四人背着背篓，拿着撅锄、扫帚和木棍，转了几个山头，只刨到半筐草核核 。小叔父看我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唤着我的小名说“你背上回去吧。”我将四人的劳动成果搁在背上，迈着有些发僵的双腿，轻轻松松地先自回家了。我到家暖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也回来了，但他们除了腿比我更发僵而外，身体似乎比我还轻松。人不怕劳动，但怕劳而无功。那种感受很无助，很酸楚，很凄凉；当这种劳而无功之事摊到大年三十这个本应充满欢乐和幸福的日子的时候尤其如此。

2、年初二就来两个女乞丐

那年我们还是该叫赤贫之年。大年初二，不知父母和姐姐去了哪里，反正家里就我和哥哥在。我俩正在炕上玩，就听见有一个细细的声音说：“有馍馍吗？给一点吧。”我先下意识地把自己旁边的馍馍盘子揽在怀里，再抬头看门外，只见门口站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就十一二岁的样子，脸上挂着苦涩的微笑，衣衫褴褛，满脸菜色。哥哥说没有。大女孩瞅着我说：“你看他还端着馍馍盘子呢！”哥哥看一下我怀里的馍馍盘子：里面还有一个黑馒头，一个菜窝窝。哥哥再看看我，我俩无语。再看向门外时，我们八目相对。“你不给？“互瞅了一会儿，大女孩说，”你不给，我就进来抢！”“你除了抢馍馍，还抢啥？”哥哥怒怼道，“你抢我看！” 霎时，两个女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失望、迷茫和痛苦交织的复杂表情。时间立马就像凝固了似的，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给些嘛！”终于，小女孩打破沉默，乞求般地说话了。

哥哥沉默半晌。忽然翻起身，一边跳下炕，一边抓起盘子里的那个黑馒头，一掰两半，塞到那两个女孩的手里，然后爬上炕，把被子朝前一拉，蒙头睡了。

那个黑馒头是哥哥的。母亲出门时，给我俩一人一个黑馒头，一人一个菜窝窝；我先吃了我的黑馒头，他先吃了他的菜窝窝。也就是说，那两个女孩看到的盘子里的黑馒头是他的，菜窝窝是我的。现在，他把他的黑馒头给了女孩。我不由分说，端起盘子追出去，把我的菜窝窝塞到大女孩腰间的布袋里，回到屋，和哥哥滚进同一个被窝，睡着了。

这事直到若干年以后才由女孩家的大人传出话来，说那两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姑姑家的孩子，论起年龄来，我还得管她俩叫姐姐呢。为此，还惹了一些误会。有的说，是我父母教我哥哥骂的；也有的说，在那个贫穷的年月，能给你一口吃的已经不错了，知足吧！

其实，是非曲直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挺过来了，而且，都健健康康地活到了今天，看到了今天物阜年丰的盛景。

    3、秋千架上遇险情

那时候的物质生活十分贫乏，娱乐生活更加单调。所以，每到过年，我就想去舅舅家转转：能吃饱喝好固然不错，即使吃不饱喝不好，荡荡秋千也是极愉快的！

舅舅家门口有一片杂树林子，树木个个很高大。过年的时候，不知是舅舅还是表哥就在两根既粗壮又相向的树枝上挽两根粗麻绳，下面拴一块木板做成一个简易的秋千，供磕头拜年的孩子们玩。我因之得到过不少的乐趣。但那一次，差点吓掉了我们的魂。

当时秋千上站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下面较大的推着上面人的后背为他们助力，较小的站在一旁当拉拉队，还不时喊着“高一点”、“再高一点”，就在大家正高兴的时候，一根绳子突然断了，小孩子被直接甩出，挂在七八米远的另一棵树枝上，大孩子失去平衡，在一根绳子上摆来摆去地荡了好几个来回，看得我们都傻眼了：没人说话，也没人施救。直到那个小孩子自己从树上爬下来，那个大孩子自己停摆了，大家才长出了一口气。觉得没惹下大麻烦，真是天大的幸事。从此，我再没有在舅舅家荡过秋千。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饿瘪的年味已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是鲜活的记忆，是深刻的警醒，是奋斗的勇气和满腔的信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愿我们永远顽强地奋斗着，幸福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