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炉陶瓷业的贸易经营行业，由来已久且规模较大，民间流传有“八大号”与“九瓷行”的传说。
一、简述陈炉的八大号
“陈炉八大号”是指：在今陈炉镇上街社区的梁姓宗族史上，曾经创办过八个（次）专门经营陶瓷贸易的商号，人们习惯称其为“陈炉八大号”，并且被津津乐道而流传至今。
传说中的陈炉八大号分别是：
老号；祥号；垣号；魁号；和号；生号；昌号；益号。
陈炉八大号基本上分布在今上街社区的“腰街里”。其中，“垣号”在今上街社区的“窑院里”；“生号”在今上街社区的“盐店匾”，俗称“阳台匾”。陈炉八大号全部都是由今上街社区梁家门上的梁氏宗族开发创办的。例如，“老号”与“垣号”的末代投资商人名称梁玉山，祖居今上街社区上街居委的腰街里；“生号”的末代投资商人名称梁子奇，因排行为七，人们则习惯称其为“生号里七”，也是祖居腰街里，后来才移居阳台匾；“祥号”的末代投资商人分别是梁国伟与梁学智，商号与居住地一直都腰街里；“魁号”与“和号”虽然早已不再经营陶瓷购销行业，但他们的后裔在今上街社区的“梁家门上”依然生存繁衍，人们依然称其为“魁号里某某”与“和号里某某”。等等。“昌号”和“益号”由于缺乏后裔继承，已经不可得知其于何时关闭，但其商号的遗址在“魁号”与“老号”之间的历史，迄今还被人们所记忆。
在这里，号是商店的代称。“陈炉八大号”早期是否全都具有如垣号称“永兴垣”、祥号称“永兴祥”、生号称“永兴生”的商店名称已不可知。但顾名思义，老号大抵就是比较早期的“老字号”流传下来的或者其名称就是“永兴老”；和号的名称大抵不外乎出自为人和气才能得以建立字号的寓意而称其为“永兴和”，如此等等，一一列举，这里从略。事实上，此时也没有必要去探讨梁姓“八大号”在当时是否都具有更为时尚的具体名称。作为历史，只须记录在陈炉窑场，曾经具有一宗姓梁的家族，开办过八次(处)陶瓷营销行业的商号历史就可以了。
“陈炉八大号”的兴起大概开始于明末清初，兴盛于康、乾，衰退于清末。这是从“陈炉八大号”产生的源流和传说的完整性等诸方面的解读从而得出的一个粗略的概念。
陈炉八大号其所以能够被广泛流传于陈炉的民间传说中，是人们羡慕“陈炉八大号”非常富有的缘故。“陈炉八大号”这一历史性认定的产生时效应当不早于清末，即当在民国初期产生“垣号”的前后而产生的。从“陈炉八大号”这一历史性总结能够被完整而且系统的传记下来，可以得知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作为民间家族的传略传说，不可能为时甚为久远。也不可能在初创时就对其作文字性记载。当然，也不排除查阅地方上有关财税记录等官方档案的可能。通过“陈炉八大号”丰厚的房地产业消失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史实，也可得知其具有一定的存续连贯性和时效性。通过这些认定，从而解读出其为时不甚久远的概念。
“陈炉八大号”的产生，是梁姓家族对其家族历史的总结。传说“陈炉八大号”产生于明代中期，大概也是有可能的。
陈炉窑场从事陶瓷行业的历史悠久，，陈炉窑场陶瓷产、销的行业竞争，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宋代蒋祈在《陶记》一文中说：“交易之际，牙侩主之”。“牙侩”，即为买卖双方说合，以取得佣金的经纪人。汉代称“驵会（Zang kuai）”。汉至隋唐，中间商人获政府给予的垄断权，由此得“牙侩”之名，宋代及其以后称为“牙行”。
“牙侩”又称“牙纪”或称“经纪人”，陈炉俗称“经介”。大概梁姓家族早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充当陈炉陶瓷买卖双方说合的经纪人，即陈炉俗称的“经介”人。
对于作为营销交易以取得佣金的经纪人，历代都是有规定的。宋代蒋祈在《陶记》一文中说：“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其周防可谓密矣”。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做陶瓷买卖的时候，由官府指定的中间人出来主持，他们按质论价；凡有触犯官府利益的欺骗或者隐瞒行为，一经查出，不论是主持交易的中间人，或者是进行买卖的商人乃至挑瓷器的脚夫，都要一律坐罪。这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相当严密的。从这一记载中就可得知，作为“牙侩”、“牙行”这一发展经济贸易的经纪人以及行业，早在元代以前乃至南宋时就已经具有了。元、明时代大抵也沿用了这种官办贸易的规范。
陶瓷商贸行业的产生和兴旺，应当是建立在陶瓷工业兴旺发达的基础之上的。据地方志书记载，明崇祯十二年，铜川地区由于“兵荒相继”，全县的民众饿死者不计其数，而“陈炉一村尤甚,居民八千家止存八十家”。当时，全国都是旱灾，铜川地区从农历的正月开始一直到七月，滴雨全无。在这种情势下，限于利用地表水的陈炉村，恐怕人畜用水都很困难，岂能顾及非水不可进行的陶瓷生产。到了是年八月，又是暴雨加冰雹下了半天。如此的旱涝灾害，以致铜川地区在崇祯十二年是“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食”的灾年。在这样的岁月及其以后的一段年月里，在已经不足千人的陈炉村，大抵也是百业凋顿。在陶瓷工业不可能景气的年月里，就不可能具有八个经营陶瓷交易的商号。即就是能有一个商号的存在，也要建立在缺乏货源的基础上从而歇业。若如此说，“陈炉八大号”产生于明代中期的传说，的确值得再商榷。
“号”是一种标志，或称堂号。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也是家族门户、店铺的代称。作为陈炉陶瓷行业的“牙纪”、“经介”，一般是没有固定的说合买、卖双方完成交易的场所。或在卖方获取销售信息，待买方购货来到陈炉时，先说合，后到卖方验收、取货。或为方便买方查找“牙纪”、“经介”的居住处，在“牙纪”、“经介”的门户上悬挂一块徽号标志，用以供外来客商易于辨别与查找。
按照《清会典》记载：“凡城庙衢市，山场镇集，舟车所凑，货财所聚，，授之帖以为‘牙僧’，使辨物平价，以通贸易。而税其帖曰‘牙税’。”《清会典》的这一规章制度也表明，能否成为“牙僧”、“牙侩”、“牙纪”的经纪人，，而不是一种世袭制度。至于在每个历史时期设立多少个“牙僧”，也应是随时变化而不可能是固定的。由此可知，清代初期，陈炉村未必就俱备有八个较大的“经纪人”商号，更不能肯定全都是梁姓的“经纪人”商号。因为“经纪人”商号的产生和多寡是由官府根据市场行情的需要择优定制而且是严加监督的。
不过，自清代开始﹐“经纪人”商号不只局限于“说合买、卖双方完成交易”的职能，开始从介绍交易﹑提供仓储﹑食宿发展到自营买卖﹐代客垫款﹑收帐﹐代办运输﹑起卸﹑报关等内容。就陈炉窑场的“经纪人”商号来说，还包括“预买”、“贷款”等内容。这样，“经纪人”商号的收入，除佣金外，还有商业利润﹑贷款利息﹑服务报酬等。
经过清康、乾盛世的修整，陈炉陶瓷业兴旺起来了，作为陶瓷业不可缺少的“牙纪”也同样会得以产生与发展。但是，在“康乾各朝，禁止私立牙行名色，州县滥给牙行名帖，及衙役捏充牙行，而把持行市，律有罚则”。既然禁止滥给，就不可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围绕以梁姓为特征的“陈炉八大号”。由此也可得知：围绕以梁姓为特征的“陈炉八大号”大抵是陆续形成于清代中期。例如，可能是“昌号”或者是其他商号的创业人梁复履，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农历3月23日，购买了位于今上街社区“腰街”居民区段姓的窑地产业，可能就是为了发展陶瓷经销商号。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初三，梁复履的后裔梁俊士又将这块窑、房、地产业，有偿转让给了“永兴生号”，即“陈炉八大号”中的“生号”。由于这一窑房地产业位于“魁号”、“和号”、“益号”与“昌号”的发祥地段内，说明“昌号”存续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也说明了“生号”是从清光绪年间才开始产生的。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3年)，“生号”的后裔梁子奇也是以“正用不足”又将这一窑地产业卖给了段姓。这一资料，既可证明“生号”存续了也是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也构成了“昌号”和“生号”是一前一后陆续产生的这样一段历史的实况记录。
到了晚清，“陈炉八大号”趋于衰退。其中，昌号里的后裔梁成林变卖了家产而流落于它方；生号里的梁七因抽鸦片已经开始坐吃山空；老号里的梁八已经成为地主而弃商经农，以收地租放“粮贷”(俗称“放斗合”)再发富有。据“和号里”的后裔梁某讲述：小时听其先辈传说，“魁号里”到其高祖父(大约是清咸丰至光绪年间人)时已经给人打工，甚至恐怕来年无工可打而于年前就央人商定打工的去处，即说明“魁号”在清光绪以前就已经关闭了。在清末时，“昌号”和“益号”因缺乏继承人而将房窑地产业卖与了他人，说明这两个商号的关闭期限更早于魁号。止于“和号”是何时创办的，连其祖父也不知道，原因也大抵不外乎是其创建得更早，从而关闭得也更早。这一回忆也可作为“陈炉八大号”是陆续创办并先后关闭的概念佐证。
由于种种原因，“陈炉八大号”相继关闭，只有“祥号”由于在西安等地设有相应的商号，例如“静守堂”等，加之其后裔也善于经营，从而成为陈炉窑场的“中心行户”。大抵正因如此，“永兴祥”这一字号似乎被人们所遗忘，取而代之的在人们的记忆中，只知道“祥号”叫做“中心祥”。“中心祥”延续到末代投资人梁国伟、梁学智时，在聘用的末代“领本掌柜人”，即相当于现在称之为经理的经纪人，陕西大荔高明人薛志俊的主持下，经营着“中心祥”商行，，投资人的部分后裔也移居西安。
在这一时期内，陈炉窑场以经销陶瓷制品为主要业务的“行号”除有“祥号”以外，还增生了一家由孙姓创办的“德号”。“德号”设立在今上街社区北头村的阳台扁。“德号”的全称名“德厚生”。由于聘用的经纪人孙兴顺经营有方，以致“德号”的生意比较兴隆。
由于“德号”是在孙兴顺的经管下生意兴隆而被人们刮目相看，所以，在当时流传有一首民谣是：“孙兴顺，是好汉，建庄（在今宜郡县）置了一条川。陈炉置了孙家坡，还有一片香口窝”。大盖在“德号”的投资人必须更替的过程中，“祥号”的投资人梁国伟购买了“德号”的产业，继续聘用孙兴顺为经纪人，乃至由孙兴顺代理“祥号”的整个生意，以致具有“德号”也是梁姓家族的传闻。
孙兴顺因“异灾”死亡后，“德号”遂废。据传说，“德号”关闭后，曾因产权发生过争讼。大抵也正因此，所以梁国伟在1950年农历三月初九将“德号”的部分窑、房、地产业卖与他人时，才在卖契中写到：“日后有人争论，有(由)卖主一面承当”的言词。“永兴祥号”也是以此契据而得以正名。
民国初年，梁玉山的父亲“老号里八”创办了“永兴垣号”，据传说，“永兴垣号”建立后，聘用山西闻喜县客商贾东升为经纪人。由于贾东升善于经营，从而使“永兴垣号”成为当时最大的陶瓷经销商行。至此，由梁姓家族创办的陶瓷经销商行，才得以形成“陈炉八大号”的称谓。由此也可以推定出：“陈炉八大号”这一梁姓家族经业史，大概是“永兴垣号”的传承人、开明绅士梁玉山总结而产生的。梁玉山逝世后，梁玉山的儿子梁永堂随其母移居西安定居。
二、略说陈炉的九瓷行
据《同官县志•民国志》记载∶陈炉窑场时至“民国三十年时窑户计三十余家；行户九家；贩户或外来，无定数”。其中，“瓷行九家中，以永兴垣为大，存货甚多”。从这一记载可以得知：陈炉窑场的经销历史上，在同一时期的“行号”多达至九家。为了与“陈炉八大号”相区别，在这里称其为“陈炉九瓷行”。
“陈炉九瓷行”分别是∶
永兴祥；永兴垣；德厚生；和盛生；谦议成；
鼎兴隆；红花福；三合兴；官场子。
其中，“和盛生”最初设立在今上街社区的窑院里，后迁至灰渣峁上，由合阳孟庄客商白玉印经办；“谦议成”设立在今上街社区的灰渣峁上，由山西闻喜客商柴德明等三人经办；“鼎兴隆”设立在今上街社区的灰渣峁上，由山西闻喜客商韩振生经办；“红花福”设立在今上街社区的窑院里，由陈炉的李逢时雇用山西夏县李某经办；“三合兴”设立在今上街社区的庙前里，由陈炉的韩有智联合富平某两姓合办，由富平某两姓投资，由韩姓经管；“官场子”由当时驻铜川的“暂二旅”经办，聘用长安韦曲镇人郑玉亭管理。
“陈炉九瓷行”与“陈炉八大号”最大的区别是：“陈炉九瓷行”不是以姓氏家族为传记。其中，除垣号、祥号是属于梁姓家族投资创办的以外，其余行号全是由不同姓氏投资创办的。例如，“和盛生”是由白玉印投资并经营；谦议成是由高少峰投资，聘用柴德明、陈遇、雷之之经营；“鼎兴隆”是由任善政之父任四投资，由韩振生经营的。
“陈炉九瓷行”的产生来源于陈炉窑场兴旺的结果。据《同官县志•民国志》记载：，东路阻滞，本镇瓷业，复见活跃”。由此也可猜想，在“郁郁千家烟火迷”的清康、乾时代“炉山不夜”的时代里，陈炉窑场的“行号”大抵也不止一户或者一个姓氏所拥有，只是缺乏传记而已。例如：在己经残缺半数的“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重修陈炉西社窑神庙赞助人员名单”中，还可见到具有经销商业性质的四十余家(户)店、铺、馆、号。其中，带有“号”字的商业经营户约29家之多，清晰可辨的有：
恒通号；合庆号；集成号；庆丰号；源丰号；裕丰号；万盛明号；兴盛合号；
益成号；东隆昌号；广源公号；庆源成号；顺成昌号；长盛协号；新盛协号；
新盛号；通顺协号；永盛恒号；三合魁号；仁和合号；逢源盈号；恒顺协号；
丰太号；通顺合号；鹤鸣和号；义兴丰号；万兴积号；……等等。。
如果这些商号都是经营陶瓷销售的话，则是“陈炉九瓷行”的三倍。
陈炉窑场“行户”的陶业商贸模式大体上是：“窑户、瓷户平时在行号陆续借用款项，出货后，行户即将尾数找清，习以为常；其直接售于贩户者甚少。”陈炉民间将这种模式称为“断坯窑”。断坯窑相当于抵押贷款。过去，陈炉窑场的体制是以合作性质的“份子窑”为传统习俗的。在一般情况下，设将每烧一窑陶瓷制品(陈炉俗称“货”)分为十二份(行)。其中，窑主六份(行)、匠人即拉坯工三份(行)、旋匠即精坯工一份(行)、供作的即练泥工二份(行)。以碗窑为例，设每窑货价值3350元，则每份不到280元。行号以此为依据首先扣押20%的风险，再依借款人告诉的借款期限扣除借款利率，然后依据借款人的身份即所占份额的大小借与借款人相应的数额。在断坯窑中，还有一个行规是次品不计价和“皮氅”即外包装产品如瓮窑的大缸、斗盆等不予计价，无偿送给行号，俗称“搭头”。大概正因如此，以至陈炉窑场的行号多达九家。
在激烈地商业竞争中，“陈炉九瓷行”开始崩溃。首先是鼎兴隆投资人任四被蘸油“活焚”而停业，接着是谦议成经纪人被“拉壮丁”而致散。自红花福的“绑票”事件发生后，三合兴也随之“散伙”。官场子后也关闭，和盛生遂亦改行。，“陈炉九瓷行”所剩数行也随之全部关闭。自从1958年陈炉陶瓷厂产生后，这一古老的陶业商贸行业就被新兴的陶业商贸经济体制“铜川市生产资料公司陈炉陶瓷经销站”(俗称经营处或称包销站)所替代。在这里简称其为“陈炉经营处”。陈炉经营处包销了陈炉陶瓷厂所生产的全部日用粗陶瓷的正品，次品则由陈炉陶瓷厂自行销售，从而结束了“断坯窑”的陋习。为了配合新生的陈炉陶瓷厂发展生产，在巩固和发展经销网点的同时，陈炉经营处不只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支持厂方，而且及时返馈市场信息与厂方。为了适应市场，陈炉陶瓷厂则依据陈炉经营处的建议，结合本厂的生产工艺，调整产品结构。在陈炉经营处与陈炉陶瓷厂的密切配合下，这一合作形式长达近三十年。
1986年，陈炉陶瓷厂实行自产自销。从此，陈炉的陶业商贸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历程。
三、陈炉的其它商业概况
陈炉的陶业商贸不只局限于陶瓷经销方面的商业贸易，以“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重修陈炉西社窑神庙赞助人员名单”为例，应当是包含由于陈炉陶瓷事业的存在和发展而产生的相应的其它经济贸易行业，诸如布店、食堂、修鞋的、卖盐的等各种店、铺、馆、房等商业性服务行业以及“草市”、“糖坊”等集市贸易。例如：陈炉供销社等。
陈炉供销社是一九五一年元月开始组建的。一九五○年后半年，铜川县第四区指派段清润着手组建陈炉供销社，筹备组成员有梁恒志、许志明等。五一年元月，经铜川县政府批准，陈炉供销社正式成立。新成立的供销社是以入股集资的形式组建的，每股为两元(当时的票面值称作一万元)。认股的份额不等，最低一股。其中，大多数的股金都是以产品折价计值的。每种产品均有惯例性的己被人们所公认的折合数额，俗称“折头”。折头的基础产品是“元碗”，每三百个“元碗”或者每三合“全套”折合一股。供销社则将抵资入股的陶瓷产品售予县联社陶瓷采购销售站(简称陶瓷站)筹集成购置日用百货的资金。
陈炉供销社成立后，首先对陈炉的粮食集市贸易进行了接管，从而稳定了陈炉地区的粮食市场。陈炉地区是以石灰石山地为主的山区，农耕地相对较少而且贫瘠。从而形成食用粮历来都是依靠外地主要是邻县富平县的底店等乡镇给予供应，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专门的粮食交易市场——集口。地名“集口”的粮食交易市场在上街。 陈炉供销社成立时，由于当时的乡政府设立在坡子，供销社也就设立在乡政府附近名称“官窑”的地方，粮食供销市场也就迁移到官窑的院子里，粮食的收购与销售工作由梁恒志与许志明负责。陈炉供销社对陈炉粮食市场的接管，开辟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先例。随着粮食统购统销的稳定，陈炉供销社在集资入股的基础上，又开展了糖业烟酒和日用杂品百货的供应。一九五三年，陈炉供销社负责人调整为由孟守宏任主任。，在兼容各种店、铺、馆、堂的公私合营的同时，陈炉供销社日益壮大。分别成立了陈炉供销社国药店、陈炉供销社食堂、陈炉供销社理发馆等。其它如布匹日杂、文化用品、农副资料等则统由陈炉供销社设立不同店铺柜台经营。
陈炉地区在此之前有各种店、铺、馆、堂多个，大体可以概括为医药、布匹、日杂、食堂等四类：
其一，在医药方面主要有：由田岚亭、雷振合经办的“信义丰”药杂店；由王双科及大王经办的“源丰升”药杂店；由白如银、党西峰经办的“天兴福”药杂店；由吕通贤经办的“义元勇”药店；魏兆顺经办的“积兴堂”药店。
其二，在布匹方面主要有：由景忠和与王文荣在上街经办的“三合成”京货铺；连忠贵在上街经办的京货铺；武岐在坡子经办的京货铺。
其三，在日杂方面主要有：由魏八、魏二(名字失传)经办的“富兴成”杂货店；范西峰经办的杂货店。
其四，在商业食堂方面，陈炉的民谣中曾有一句“周、吴、郑、王办馆子”的顺口溜，就是针对陈炉村在筹建陈炉供销社之前有关经营食堂方面情况的简略总结。其中传说中的“周”是指陈炉嘴头居民区居民周兴镐、高少峰二人在陈炉上街经办酒店；传说中的“吴”是指陈炉宋家崖居民区人吴生财在陈炉坡子街经办羊肉泡馍馆；传说中的“郑”是指陈炉窑院村人郑永利与其父在陈炉上街经办食堂；传说的“王”是指陈炉坡子村人王生春与王凤山父子在陈炉坡子村经办食堂的商业经济状况。
在“三改”期间，对上述的店、铺、馆、堂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统一由陈炉供销社合并管理。
（本文发表于2018年第一期《铜川陶瓷》 作者：段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