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念先
寂寞荒丘建业初，竹篱平舍展新图。
终南山色争呈秀，雁塔钟声伴读书。
回见楼台荣岁月，时欣桃李尽扶疏。
漫言四十年人老，校史待翁细叙铺。
这是去年我为李绵老校长的书画册页题的一首七律，由此勾起了我对1952年参加我校南郊建校工作的回忆。今年恰值南郊建校40周年，于是陆续写出一些片段，以资纪念。
另建新址
我们陕西师大是由西安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的，现在的校址则是西安师院的原址。西安师院的前身是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它又是1949年西安解放后由原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教育系合并组建的，1953年以前与西大各系同在西大校园内一起活动。西大的校园本来就狭小，没有什么扩展余地，随着解放后的院系调整和招生规模的扩大，它已无法适应师生的活动与生活。西大原来的医学院（现西安医科大学）早已搬到城内独立进行教学；其他如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商学院虽撤销了，但所存的系还是不少的，学生也是倍增的；师范学院虽然只是一个院，但系科设置比西大的系科少不了几个，师范学院没有地质系、企业管理系和英语系，但教育系和政教系却是西大没有的。这样一来，师院与西大颇有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气势。两部分挤在一起，格外局促紧张。我是1951年由西大历史系毕业留在师院史地系做助教的。，活动多，任务杂，我经常被临时抽调搞一些非业务工作。1952年6月上旬，我刚被抽去西大物理系做毕业生的分配思想工作，还没几天，西大人事室的廉登瀛同志又找我谈话，安排新任务。那时没有什么话可说，一切服从组织么！6月15日前后，。
原来西教部为了适应建设新形势，发展教育事业，决定扩大师院招生层次和名额并另建师院新址；同样为了新需要，同时设立西北俄文专科学校（现西安外国语学院前身）。两校连片同建校舍，一个领导班子，一个施工组织。那时还没有专业基建队伍，需要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自然，向西大要人是理所当然的，西大则又顺理成章地从师院和俄语系抽人。从师院抽调的除我之外，还有现数学系的雷天德和教育系的殷培桂等同志。雷被分配管伙，殷做会计，我被分配到采购组，并担任副组长。组长为张孝逸同志，。主任委员是李瘦枝先生，后任师院副院长、高教局副局长等职。副主任是西教部经费科科长钟天丰同志。工程设计人员请的是当时的西北工学院的高达夫教授。他带了两位助教，就三个人自己动手设计，自绘蓝图。后来陆陆续续来的人就多了，有财务，有施工，有外勤，大家都住在工棚里，非常热闹。
新址的选定
当年的新校址就是今天的师大家属区和西安外院的绝大部分。解放初，这里虽紧靠八里村，但却非常荒凉，是一大片乱坟岗。八里村之所以叫八里村，是因为它距南稍门8里。新校址还在八里村之南，那时我们雇大车拉材料，经计算距钟楼实际是12华里，已经是那时的远郊了。新址西邻长安路，但这条路不但是土路，而且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又深藏在沟道之中。附近村落又少，来往车马行人很少，四望萧疏旷朗，近看阴森破落，入夜更是令人胆战心惊。如此凄凉，哪里还有什么公共汽车，骑上自行车，也是一种艰苦的磨炼。现在的道路当然现代化多了，这是70年代以后向西几经拓宽拓直才形成的。 原来的老路基本上是沿新西门一带， 在围墙5米以外自北向南斜穿而过。
现在，还有不少老同志对当时选定这样的地段有意见，感到交通、供应都不方便。这样偏远的校址究竟是怎样选定的呢？
据说，。他在大雁塔以南巡看后，认为这里靠近马路，坡度不大，地段开阔，比较合适。那时还没有开辟和平路、和平门和雁塔路，南郊的主干道就只有南门到韦曲这一条。那时，从小寨以北到南稍门外到处都是农田，出了南门一眼就可以看见大雁塔。可选的地段有的是，偏在八里村安营下寨，舍近求远了。
说来话长，这和苏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解放初，关于新西安的发展规划，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放弃旧城，向南另建新市区。原因是旧城区狭窄破陋，扩展不便，拆旧建新也不合算，另辟新市区，可以按计划规划，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同时，以新市区为城市中心，北面老城作为居民区，东边为纺织城，西边为电工城，南边为文教区。这样，师院当然要建在南郊，自然还要在新市区之南。据说，还因为我们是师院，要便于和市区中学联系，进行教育实习，照顾我们，紧靠市区，似乎我们还占了便宜。谁知道半年以后我们的校舍建成了，师生从西大分迁出来之后，城市规划又变了，保留老城，且作为市中心，向内收拢。于是文教区相应向北移动，一些后建单位反而比我们更靠近城区，反倒将我们甩在市郊边缘了。我们成为南郊的老户，西安外院因和我们同是一个施工单位，也就跟着“沾光”了。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学习苏联的结果。
买砖运沙
我第一次到建校工地看址时，只是一片荒凉的丘陵，到处都是坟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横七竖八，大约有百十个以上。从东八里村南边的北坡走上去，头上是青天白云，烈日照耀，脚下是杂草土块，无路可寻。难得坡顶上还有一株丈许高的榆树，孤零零地在微风中摇晃，好像欢迎我们的到来。翻过坡顶再向东南，下坡便可见瓦胡同。那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经常发生某某阿拉伯数字代号的高地争夺战。对于这块丘陵，对照当时西安地形测量图的海拔高度标号，我们几个后来把它戏称为“323 高地”。我们就从这“一荒二野三高四远”处开始了战斗。
由于从零开始，自然没住处，我们早到的几个先住在新城里西教部的单间宿舍里，跟那时栖满新城和碑林的乌鸦一样，破晓出城，傍晚归宿。白天有计划地跑材料。先是买基建工程材料和订购木料，这些都在北关外的煤建公司洽谈，公对公，价划一，按计划订货，还尽给好的，圆的圆，方的方，整齐得很。不说二话，最好办。麻烦的是和农民打交道。那时的砖瓦窑，不但是私营土窑，而且小而分散，真是跑遍四郊，到处找窑户定砖瓦，然后就在附近村庄找承头的农民商订运送合同，雇胶轮大车送料。因为我们是大工程， 只有红庙坡一处是机窑， 也不可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只能依靠那些小土窑。他们的生产规模很小，三五处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所以要到处订货，而且还不敢签订长期合同，只能一窑一窑地订货，订了货还要时常去看去抓，怕他们不讲信用，随手转卖。雇了农民的大车也是这样，他们拿了预付定金，就不一定按时拉货，每天必须在他们起床之前叫起他们，眼看着套上牲口，车队出了村，才能放心再到别处去跑新的窑厂。雇农民在浐河拉沙子也是这样。因此，工作量很大，很辛苦，天不明出发，夜半归来是常事。每天马不停蹄，至少跑两趟，北至红庙坡，西至土门，南至杜城，东至浐河韩森寨，每天换着跑。后来工棚搭起来了，住进工棚，但仍早出晚归，跑转四郊。
虽然那时很累，但精力充沛，每天往返行程都在 200 里左右，路又不平，来回都是骑自行车，踏得飞快，像过去韦曲的路，坡多路陡且长，来回总是一气而上，从不下骑。有时披星戴月，回来很迟，懒得折到南门韦曲这条大路，总是抄斜路而回。常常是先找大雁塔的影子，看准了就算定好了方向，直奔而去。那年头胡宗南挖的大战壕还未填，宽深一丈多，能向前冲就一冲而过。有一天晚上，我和刘怀章刚冲下沟，吓坏了一只野狼，狂奔而去，我们反倒精神大振，大笑而回。回来倒头便睡，第二天照旧早早外出。
力量的后盾
每天要跑200多里路，还要和农民、窑户软磨硬缠，的确是很累的。但体力和精神的恢复也很快，一则是晚上倒头就睡，睡得很熟，二则是大家都有一股乐观肯干的劲头。既是为自己的学校又是为祖国建设奔走，很自然有一种兴奋感和自豪感，加上年轻，有劲能使得出来，干得有成绩，能不感到痛快！眼见砖瓦木料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房屋一天比一天砌得高，铺得开，工棚里人手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热闹，哪能不高兴呢？
其次，就那时候的物质条件来说，也的确有助于体力的恢复。那时，发给我一辆崭新的日本“僧帽牌”倒蹬闸载重自行车，骑起来轻快利索，又不怕摔打，加上我很爱惜，车子始终保养得较好。到后来建校任务结束后，将它移交给冯明让用作送公文信件的工具，还是好好的。那时吃的也真够味。每天自己的伙食标准是4角，公家给伙食补助6角，茶水补助2角，合起来每天1元2角，全都用于吃了。那时，自己每月的工资为195工资分，折合人民币49元多，除了每月给父母寄回一半外，自己花也很够了。所以也很自然地每月拿出12元的伙食费，这样每月有 36 元用于伙食茶水，可以说是放开吃也吃不完。不过那时西安的早点除了豆浆油条，就是羊肉泡馍。但油条不能当饭吃，只有吃牛羊肉顶事。一碗羊肉泡3角钱，一个饼子5分，我们几乎每天都吃牛羊肉泡馍，照例吃一份半肉，四个馍。因为经常跑东郊西郊北郊都要先经过城里，一般是一进城就在南大街——今天的光明电影院对面的一家回民饭馆吃。日子久了，跑堂的也认识了。一到门口，车子往墙边一靠，直进里面， 用不了三分钟就把煮好的热饭送到桌上。 因为他们有早已掰好的馍，吃多少他们都知道，真是随到随吃。有时，因赶着去催农民套车，得先奔农村，待完成任务后，再折回来吃，到东边就在东边吃，到西头就在西头吃，这样西安四关的泡馍馆几乎都吃遍了。
可是跑南郊，有时就很惨，早上经过韦曲街道还有卖吃食的，如果走别的地方，那就很难碰到饭馆了。有一次到郭杜镇去，只在一座水渠桥上碰见一个卖红苕的，花了4分钱，买了一大堆，就算早点中饭合二而一了。
热情认真
50年代初，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一种新气象，人们工作都热情认真，说一不二。我们跑采购，经常要到郊区政府开证明，区政府的同志热情和蔼地接待，要几个介绍信从不拖拉，一去就办成。那时我还抽烟，不懂得有敬烟这一招，你抽你的烟斗、土纸烟，我抽我的“人参”“华山”，各不见怪。办完事还被陪送出来，使人感到亲切。在工地上也是一样，陆续调来的、分配来的人一天天多起来，熟与不熟都无什么拘束，闲谈也罢，学习也罢，往床边随便一坐，天南地北，马恩列斯，一知半解，毫无拘束地就谈论起来了。我们 那个组长张孝逸同志，是从西教部来的，人很随和，说起话来谈笑风生，他的河南乡音很重，学习发言时，总是把列宁读成赖宁，给人印象很深。但分派工作却一丝不苟， 井井有条。 小组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很认真的。大家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那时，正好是“三反”之后，厉行节约。大家处处都精打细算，不浪费国家资财。就拿我们的建设蓝图来说，全部设计都是平房，连一座小二层楼都没有。为什么呢？当时的工程负责人钟天丰说，我们两校的经费共30万元，盖平房造价低、速度快，而且土地宽阔又便宜， 一亩地才180元，迁坟费也有限，所以就平面铺开了。结果，从1952年6月开始到1953年2月底，学院便从西大全部搬过来了。关于盖平房，现在有的同志还不了解原因，其实正是平房保存了家属区的面积，否则今天要盖楼恐怕也捉襟见肘了。
在工程设计方面更是精打细算。本来材料就很便宜，灰浆也是石灰沙子。但是高达夫教授还一再计算，房顶用的杉杆，都要一劈为二，一根做两根。为此，还要仔细计算风压、雪压，看半片能否承受得住。砌墙的灰浆，石灰与沙子的比例本来是一比一，经过计算黏度牢度后，一律改为灰一沙二。房子分三种，丙种房的墙面改为砖柱砖基砖顶，墙心改用土坯。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节约，自觉地节约，自觉地为国家负责。
工作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但有时也有些不愉快的小插曲。路上不时碰到麻烦，有时是险情伴随笑话，有时真个遭窃还得检讨。
有一天回来很晚，长安北路又无路灯，前方一片漆黑，道路坑坑洼洼，只能摸黑慢骑，仗着路熟，东拐西拐，专找平处走，骑到草场坡沟道，拐到大路东侧南下，忽然碰上什么软东西骑不过去。下车一看，是和对面来的车子不偏不倚地两个前轮顶上了，好在人车都没有任何损伤，二话不说，各奔前程。
还有一次，我和刘怀章从东郊回来，走到观音堂附近，嫌大路绕行村前太远， 便从村后半塬上小路走。 刚上一个小坡， 有个小土坎约两寸高， 只顾说话，未注意。我在左边，车子又向左倒，下面是一丈多深的齐崖，眼看要掉下去，又是一跳，不知怎的跳到边上，一看是站在一块已裂开约二尺来宽的崩崖上，车子却掉在裂缝之间，前把上挂的手帕包的食品一下子掉到下边人家后院里了。我和刘怀章扶起车子，车没问题，但包拾不上来，喊了一阵子，无人应声，干脆跳下去，拾起来，翻过东墙，重新走上坡来。这一次如果没有那一块裂开的崖土，可就惨了。
最惨的一次则是建校工程已到结束前夕， 需进城寻找打井单位。 临进城时，殷培桂同志给我开了一张 150 万元（旧币）的支票，要我顺便取回现金以备零星开支。我怕回来迟，银行下了班，路过南关银行时就先提了出来，装在棉短大衣里边的背包里。进城后，找了几家都未谈成。一直跑到北关自强路一家，接上了头。赶紧往回走，看天色已昏，乌鸦正向城内飞。在民乐园乘了一段公共汽车到端履门下车，一下车一摸背包，大事不好，绿帆布已被划了一个长口子，内装的三叠农币只剩下一叠了，整整 100 万被扒窃了。我一下子慌了，这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我只有分文不用两个月后才能赔得起。丢了钱事小，可是，误了工地开支事大。我垂头丧气回到工棚，如实向领导反映，并拿背包做证。李瘦枝主任给我批了个“该员工工资微薄，免于赔偿”。事情是过去了，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将要竣工时出了这么个事故，怎么能忘掉呢？
迁入新址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1952年底大功告成，一座崭新的校园在南郊落成了。当初，我校和外院是一个建设工地。房舍盖好后，从老西门起北到小西门，一道铁丝网，分作两户人，然后从老西门向东，也从小西门向东，到今天的东门向南，还是用铁丝网圈起来，就算围墙。我们这一部分，占地约300亩，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至于外院多大，已回忆不起来了。当时两校总建筑费是30亿农币（合今30万元），经我手开支的约十七八万元。
从1952年12月底至1953年元月初，我们全部从西大搬迁过来。元月7日晚全校开了“庆新”联欢晚会。在免不了热闹一番之后，便是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办校建校！
当年的建筑大体是这样的：高低南端中间是今天的办公院，直对瓦胡同，远远看去颇像一座乡野小火车站，西边不远是四排宿舍平房，东边是十排平房，分两列，东二西八，每排十二间，每间20平方米，一律苇席顶棚，主要是学生宿舍。从东侧向北，东北是一座圆柱式小水塔，附近是两座师生食堂和灶房。平房以北是四座工字式教室和图书馆、各系办公室，今天还保存的只有印刷厂所在的两座了。原幼儿园两座，现在刚刚建成三座住宅楼，还能不时听到搬迁户的鞭炮声。由此向西，先是校长住宅带花园一幢两套，现在还能看见新小学东侧残留的半间，再向西便是家属宿舍区，计丙种房两列三排六幢二十四套，每套一室一灶苇席顶。甲乙种房混列共三列七排二十一幢四十二套，甲种三室一灶，灰条顶棚，乙种二室一灶苇席顶。今天家属区茶水灶和食堂所在的前后两排，恰是甲乙种各一幢。新小学前还有丙种房四排。至于学生宿舍，只有汽车房北两排了。除此以外，其他旧房，包括教学区，连工会楼在内，都是1953年以后的事了。
随着新校的竣工，我们的任务也告结束，后续扩建任务便由新设的建校委员会接手了。1953年2月开学后，大家都在新址活动，而我却到西北大学去突击学习俄语，大约4月回到学校开始世界史的备课。从此便和基建告别了。
（本文写于199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