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县原创文学】《母校记忆 》---- 李俊辉

母校记忆
文/李俊辉

     我的故乡叫临平，与杭州的临平同名，只不过我的临平位于陕西乾县西部，南接武功县，西邻扶风县。临平镇历史悠久，老辈人称之为“出山口子“。关于镇名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是汉信武侯靳歙封号临平君，二是取名临平观，三是地理，南东两面临原平地，故得其名。镇上有一所乾县西乡最大的高中——我的母校临平高级中学，我的两年高中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的家乡临平镇

     我的家在临平镇的最西端，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水营。出了村子往西，属于扶风的地界，平日里赶集，都去西边不到二里地的扶风县召公镇（召公，周武王同姓宗室姬奭（shi），此处为其封地），由于行政上属临平镇管辖，有些事不得不去东边十多里外的临平镇，比如交公粮。
      十一岁那年，夏收结束不久，父亲用架子车拉了五六蛇皮袋刚刚晒干的麦子，要去临平粮站交公粮。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父母去临平镇。出了村子往东要下一段很长的坡，父亲将架子车辕抬高，整个身子往后倾斜，用肩膀扛住车辕，从坡上慢慢往下溜，我在后面双手扳住厢板往后拽。母亲比我们先走一步，到坡下的马里村借牛——母亲的娘家就在马里——因为下完坡，还要爬一架大坡，没有牛的帮助，我们是无法将车子拉上坡的。母亲牵牛，父亲驾辕，我撅着屁股跟在后面掀车子。大约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坡顶。母亲将牛拴在坡头回子村一户熟人家门口，叮嘱熟人临时看管，等回来时再牵走，然后和我一起帮父亲掀着车子，迎着朝阳，向临平镇上走去。
出了村子下坡，沿着公路往东，十多里外就是临平。
     镇上有两条主街，一条南北，一条东西，中间交叉成一个大十字。十字往西，路南是一溜服装间，再往西是信用社，四婶在那里上班；路北也有一些服装店，中间是镇政府。十字往东，路南是派出所、工商所，再往东就能看到临平小学和初中，我的母校临平高中就在初中的东边，中间隔着一条路。十字东北角有一座楼，好像三四层高吧，印象中算是镇上比较高的建筑物。楼下一层，门朝南是新华书店；门朝西，是一家羊肉泡馍馆。十字往南，有几家杂货店，理发店，医院坐落在最南边；十字往北，路东有几家饭馆，卖扯面、棍棍面，还有香气扑鼻的羊肉包子；路西有两家照相馆，再往北一点，就能看到一个大戏台子，每年十月古会，都会唱大戏，戏台子底下总会挤成人海。
     临平农历双日集会，因地理位置特殊，周边几个县乡的群众都来赶集。最热闹的，当属农历十月初十的古会，商贩云集，人声鼎沸。马戏班的大喇叭反复介绍他们的精彩节目，与各种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北方乡村集市的特有“交响乐”。热气腾腾的羊肉包子，黄灿灿刚出锅的炸油糕，还有那油泼辣子红彤彤的豆腐脑和油粉，闻见味儿就让人口水直流，更别说挤到摊位前面。
     那次交完粮，父亲只领到一张白条。虽然没有拿到现钱，父亲还是在镇中间十字东北角的羊肉泡馍店，买了一份羊肉牌子，两份锅盔，向店主要了两个老碗，一份肉分成两碗吃。父亲将他碗里肉片多数夹给了我，母亲说了一句“羊肉膻味大”，就到街上一个豆腐脑摊位前坐下，要了一碗豆腐脑，就着从家里带的玉米面粑粑吃了起来。那个时候的我，完全被羊肉的香味熏晕了头脑，丝毫没有留意父母亲吃饭时的窘迫眼神，种种细节，都是后来慢慢回忆起来的。
      临平街道的羊肉泡，永远忘不了的味道。
     回家途中，父亲拉着架子车，我坐在车厢里，母亲扶着车辕走在父亲一侧，一路说笑，步履轻松。虽然交粮只领到一张白条，对于农民父亲而言，那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没啥说的，所以，他那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抱怨的神情。
     第一次跟父母去临平，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除了羊肉泡的美味，还有母亲的一句话：你将来要到临平念高中。只不过那时候的我，觉得“念高中”是十分遥远的事情，所以并没有花过多心思去想，脑子里一直盘算着，什么时候再来临平街道，咥一老碗羊肉泡？

高价生

     1994年秋季开学，我继续留在离家三里地的马里初中复读初三——英语拉了后腿，我没考上高中。班主任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名叫吴烨，他找我谈话，让我当班长，我说考虑一下再说。那天，当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许多目光注视着我，其中竟然有几名同村小我好几岁的弟弟妹妹。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我背着书包逃离了马里初中。
      后来经过打听，镇上的临平高中开设了一个“高价班”——高一四班， 专门招收分数不够的学生，每人每学期多交50元学费。父亲多卖了两袋麦子，我揣着钱，在同村红牛叔（高中的体育老师）的引荐下报了名。当时已经开学两三天，让我暗自庆幸的是，那个高一四班已经坐满了学生。报名之后，我被分到了二班，胖胖的班主任叫张勇，教英语，穿着特别肥大的裤子，走起路来呼呼响。张老师的爱人姓王，也是英语老师，教高二。上英语课时，思想抛锚，总在想：张老师和王老师在家里会不会用英语交流呢？
     一天上英语课，张勇老师讲句式，用in fact（其实）造句，他先讲了一句英语：Infact, I do not love you, Wang.说完后，张老师眯着他的小眼睛看我们，几个学习尖子偷偷笑出了声，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张老师接着把他刚讲的英语翻译成汉语，意思为：其实我不爱你们王老师。老师话音刚落，教室里哄堂大笑，后面几名胆大的同学喊道：张老师，敢不敢当面给王老师说这句话？张老师用手扶了一下眼镜框，面无表情地说：“造个句子而已嘛。”同学们又笑了。
     其实，我很感激张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送我一副破旧的羽毛球拍，更重要的是，他替我保守了“高价生”的秘密，至少在班上，我没有因此感到自卑，当然，内心深处的自卑是另外一回事。当时也猜想过，班里会不会有同学和我一样，也是“高价生”？想归想，当然不敢去调查核实。那时候，“高价生”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词汇。我也知道，唯有努力学习，用心读书，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多年后去深圳出差，在广东的七八位同学齐聚深圳，给我接风，包括当了老板、开车从顺德专程赶来的同班同学归增强。晚上喝茶聊天，聊起了高中校园往事，无意中说起“高价班”和“高价生”，增强说，“高价生”咋咧？我当年也是“高价生”！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指着他笑着说，咱俩“猪客不笑老鸦客”。“难道你也是‘高价生’？”增强感到十分惊讶，我抿了口茶，笑而不语。其他同学七嘴八舌，说，还有谁谁谁是“高价生”，现在当老师了；谁谁谁也是，如今开公司了，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和我一样，当年分别“潜伏”在一、二、三班。

印象深刻的几位老师

      高一的语文老师是任周民先生。任老师五十多岁，体型较胖，大高个，常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任老师的语文课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但是他绝对是一位热心肠的好老师。
     高一那年十月的一天，课间休息，任老师询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学校大通铺宿舍。他说可以介绍我住到他亲戚家苹果园的房子里——任老师亲戚家就在临平街道，苹果园在学校东侧大约两三百米。
      “房子还不错，炕很大，睡三四个人都没问题，冬季弄点玉米杆、树叶子，可以烧炕，不至于挨冻。”任老师的介绍让我心里暖烘烘的，彷佛已经睡到了热炕上似的。后来，我和同桌屈鹏辉，还有一班的王瑞，从大通铺搬了出来，抱着被褥，从任老师手里接过苹果房房的钥匙，住进了刚摘完苹果的果园里。鹏辉和王瑞是我初中同学，关系要好，所以邀请了他俩同住。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自习结束，我们回到果园，发现苹果房房的门锁被人撬了，进去一看，炕上得三套被褥不见了，进去一看，炕上得三套被褥不见了，那可是上高中后，母亲亲手给我们做的新被褥。我们除了愤怒、沮丧外，没有任何办法。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又回到学校的大通铺，在其他同学的被窝里挤了一晚上。
      历史老师赵克敏先生也是个高个子，四五十岁的样子，挺瘦，笑起来与相声大师马三立有几分相似。赵老师的历史课我们都很喜欢听，每逢上课，赵老师前半节课借古说今，幽默风趣，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后半节课才打开课本，往右手食指上蘸点唾沫，一边翻书一边说：“我念你们划……”赵老师常说，每个阶段，人所追求的目标均有不同，比如五六十年代，，就是“下锅菜用老碗端着吃”。现在这个愿望早都实现了，大家又有了新的追求。
      离开学校两年后，我去西安打工，起初在一家药品批发公司当搬运工，每天看到《西安晚报》投递员身穿制服，骑着自行车给我们公司送报纸，就特别羡慕人家，心想，我要是能干这么一份工作该多好。没想到后来我真的当了报纸发行员，只是那个阶段，从来没敢奢望以后当记者。这也许就是赵克敏老师说的那样，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追求。
      赵老师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人，，他讲的两句歇后语印象最为深刻：土地爷哄吃娃娃馍——没一点神气；蚂蚱活了三个月——经过冬还是经过夏？
2016年春节给任志祥老师拜年
     语文老师任志祥腿有残疾，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教学热情。调皮的学生给任老师起过一个外号，估计任老师也知道，不说而已。高二时，任老师给一班和我们二班带语文，他知识渊博，讲课很生动，特别是作文课，点评很有一套，学生们都喜欢听。我的作文水平就是在任老师带语文那一年有了很大提升。后来听一班的同学说，任老师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拿到他们班的作文课上去读。时至今日，一班的许多同学还常说起当时的情景。
     任老师后来担任教导主任，组织过一场全校语文知识竞赛，我代表二班，与一班的王杰、胥鹏海组成一个小组参赛，我们三不负众望，得了第一名，任老师代表学校给我们每人奖励了一个精美的笔记本。
     高二暑假前，我做出了辍学的决定，与任志祥老师道别时，他苦口婆心劝我不要放弃，让我很感动。从离开学校第二年的春节开始，我坚持每年去给任老师拜年。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初中同学朱西峰骑摩托车带着我，沿着宝鸡峡水渠岸，一路打听，才找到任老师居住的村子。后来，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给任老师拜年，竟然坚持了十八年。有时候想，任老师在我的心里，其实早已不仅仅是任老师了，他是我短暂的求学路上众多优秀老师当中的一位代表，值得学生一辈子敬重。我离开学校第一年，任老师被提拔为副校长，如今已经退休，被乾县晨光中学返聘，带高三语文，继续发挥余热。
     与任志祥老师相比，生物老师归宗荣先生年轻几岁。归老师是我高二时的班主任。他讲生物课的水平与他的人一样潇洒，不拿课本，不带教案，捏着几根粉笔，一节课绘声绘色。归老师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记得开学不久布置教室，归老师让同学们推荐名人名言，经过筛选后，他用毛笔写下来，贴在教室内两侧的墙上。我推荐了汉朝董仲舒的名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没想到被归老师采纳并抄录，贴在教室南侧的墙上，这件事着实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高二那年，我经常参与班集体的公益活动，表现得很积极——值日生忘记檫黑板，我二话不说，一个箭步上讲台，挽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将黑板搽干净；炎热夏日的午后，总会拎一桶水，泼洒教室的地面，将窗户打开，南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响动，教室里顿时凉爽了许多。学期末评选三好学生，归老师组织同学们投票，虽然成绩一般，我和同样热衷于集体活动的郭拉战同学被评为“三好学生”。第二学期选班干部，我被大家推选为团支部委员，后来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归老师先后为我颁发的这两份奖状，是我学生时代仅有的两份荣誉，带回家贴在墙上，后来老屋拆房子，奖状撕扯了，没能完好保存是一件憾事。

我们的伙食

     我曾写过一篇《情系锅盔》，发表在1999年9月5日的《劳动早报》副刊，后来收录到散文集《农城四月天》，改名为《锅盔馍》。文中回忆了中学时代母亲烙锅盔，周末背锅盔的难忘经历。一句“母亲烙的锅盔馍切成条从家门口能铺到学校门口”把许多同学拉回往日的记忆当中。 那些年月，锅盔是我们学生娃的主粮，周日下午返乡，用母亲缝制的布袋子装满黄灿灿带有余温的锅盔牙子，再用一个罐头瓶子，装满腌萝卜或绿辣子。这些口粮够吃三天，每周三下午，再回一趟家，背后半周的口粮。集体宿舍靠墙是两排大通铺，中间过道上空，用铁丝吊着一根木头，上面订了许多钉子。我们住校生的馍袋袋就挂在上面。
     乾县豆腐脑，不仅仅是一味特色小吃，更是浓浓的乡愁。
那些年，有粮食的地方肯定有老鼠。我们除了防止个别走读生偷吃锅盔，更重要的是防老鼠。不知道那些家伙平时钻在什么地方，晚上出来钻进馍袋袋偷咬锅盔。有一次，一位同学下午刚带来的馍袋袋，被老鼠钻了进去。大家发现后，帮忙捉老鼠，情急之下，有人将馍袋袋口口攥紧，将老鼠捏死在了里面，一袋子还没吃的锅盔就这样被毁了。
     1994年到1996年，我每周的伙食费基本都是五块钱。早饭基本都是包谷糁，一毛钱一碗，将锅盔掰碎，泡到包谷糁里面，就着咸萝卜。午饭基本是面片，三毛一碗，每周吃一次烩菜，五毛一碗，稍微带点油水，碗里偶尔会抱出一两块肉片。晚饭或是包谷糁，或是糊涂（面糊糊）。午饭还好一点，早饭和晚饭都能闻到一股糊味——炭火、大铁锅熬包谷糁，如果不及时搅动，肯定会糊锅。伙食虽然比较差，但总归不至于饿肚子，比《平凡的世界》当中的孙少平强多了。
97年高考前夕，左起周云鹏、吴强、胥鹏海、赵春峰、崔军平在花坛前合影，后方为会议室。

      每当放学铃响起，老师前脚离开教室，同学们后脚飞奔出去，到宿舍拿碗筷，然后又向灶房飞奔而去，然后排场一字长龙，等待打饭。打了饭的同学，或三五个蹲成一圈，打开各自的罐头瓶子，就这从家里带来的菜，一边闲谝，一边吃饭；或独自站在宿舍外面的窗台边，站着吃；还有许多人把饭端到操场边的乒乓球案子上，围成一圈。
     大灶上做饭的师傅姓付，同学们都叫他“付师”，他和一位年轻点的哑巴厨师一起做饭。付师大约四十来岁，留点小胡子，很稀，也不长，脾气不太好，看谁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打饭时，一手夹着烟，一手拎着大勺，左脚蹬在锅台上，同学们敢怒不敢言。那场面我第一次见到有点反胃，后来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一次与付师闲聊，得知他是周城朱村人，我顺嘴说了一句“我大伯在周城乡当过书记。”付师问：“你家在哪？你伯叫啥名字？”
      “我家在清水营，我伯叫李治中”。
      “哎呀！我认识你伯，我岳父是大队书记，和你伯很熟。”
     那次无意识的闲聊，使得付师对我的态度大为改观，每次吃烩菜，大勺搂得满满的；偶尔打饭去迟了，排长龙，付师悄悄招呼我从后门进去。这样的待遇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已。还有极少部分同学，也让大家羡慕，每当饭时，他们拿着碗筷，不用排队，不慌不忙，去学生灶北边的教师灶吃饭。当然，羡慕也没用，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是老师的子女或亲戚。
     伙食清汤寡水的我们，最大的奢望是吃一碗豆腐脑或油粉。豆腐脑是乾县最有名的小吃之一，乾县境内皆有卖；油粉却不同，唯独临平街道有，别处难觅踪迹。这种用红薯粉做成的小吃，切成条状，用一个大洋瓷盆子调好味道，吃的时候再浇上一勺子红彤彤的油泼辣子，佐以炒韭菜、炒蒜苗或菠菜胡萝卜，味道辣香，油粉滑软，入口不用过分咀嚼，直接滑入肚里。
       临平街道卖豆腐脑和油粉的分别有两家，他们经常会在傍晚开饭之前，担着担子到学校来卖。买豆腐脑和油粉吃的，都是一些家境好的同学。两年高中，我买油粉或豆腐脑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也是为了回报同班的其他同学，因为他们要是买了豆腐脑或油粉，将洋瓷碗放在地上，招呼其他同学围成一圈，大家你一勺，他一勺，顷刻间，碗底朝天。
     也有个别同学，买了豆腐脑，端着碗躲到一边独自享用。我们班就有这么一位，独来独往，毕业后也没和任何人联系，不知所踪。不懂得分享的人，他必定是孤独的。这是我从高中吃豆腐脑和油粉的记忆中总结出来的道理。你看看那些当年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要招呼其他同学分享的人，比如当年同班的裴快联、王青录、王凯等同学，要么是国企老总，要么是武警，哪一个不是干大事的？！
     作为住校生，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拾馍。一些同学把没有吃完的锅盔或馒头，经常扔到乒乓球案子底下，看着让人心疼。身为农民的孩子，我深知粮食来自不易，所以萌发了拾馍的念头。一开始，有点怯火，怕其他同学笑话，后来一想，怂管，谁爱笑笑去，笑了身上也不会掉肉。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能拾到一塑料袋子半个郎当的馍，带回家交给母亲，用来喂养家里那只叫虎子的狼狗。

 我们的校园

     临平高中大门朝南。走进校园，左手边是传达室，右边几排平房是老师宿舍。正中间是一排阅报栏，旁边有几棵柳树，紧挨北边是一个花坛，里面种着许多月季花。花坛北面，是一间人字梁大房，青砖灰瓦，中间木门上方是一块匾额，上书三个大字——会议室，白底黑字，十分醒目。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学校的重大事项，都是在这里研究决定的。会议室再往北，是一块空地，东西两边各有一棵非常粗壮的合欢树，每年从五月开始，合欢树上粉红的绒线花一直会开到九月份，我经常会看到传达室的王老师在合欢树下捡绒线花，晒干，入药。王老师是临平北边龙背村人，会看烧伤，自己研制的烧伤药效果非常好，合欢树的绒线花就是其中一味药。 美丽的合欢花
     记得上高一的冬天，早饭吃包谷糁，同班一名同学打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包谷糁往宿舍走，在拐弯处与拿着碗去打饭的裴快联同学撞到一起，一碗包谷糁被撞翻，倒在了裴快联的手上。这一幕碰巧被我看到，我拉着快联跑到水龙头跟前冲洗，他的手背上起了水泡。我们顾不上吃饭，去找门卫王老师，结果王老师那天没来。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快联，去龙背村打听王老师的家，最后终于见到了王老师，他给快联的烫伤处涂抹了药，并告诉我们，伤不要紧，换两次药就好就好了，不会留下疤痕。从那以后，只要看到合欢树，我会不由自己地想起温文尔雅，医术高明的王老师，离开学校20年，不知道王老师还好吗？
     我们的教室分布在会议室西边，南北总共三排，高一在中间的一排，高二在最南边，高三教室与高一高二的教室中间隔条路，在教学区的最东边。教学区北边有两排房，那是男生们的大通铺宿舍；女生宿舍在最东边，紧挨着老师宿舍。宿舍北边就是操场，很大，羽毛球和乒乓球活动场地分布在操场南边东西两侧。每当吃完饭，乒乓球案子周围就围满了人，一些乒乓迷，打不到上课铃响不撂拍子。我们班乒乓球打得好的有王凯，陈再社等人。大家公认的“乒乓王子”在一班，叫董学军，是我们班学习干事董雪莉的哥哥。他不仅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留着分头，常穿着西装打球。记得有一次，学军还和时任校长李景军老师打过一场球，结果校长输给了学军。
     操场西侧是大灶，学生灶在南边，中间是水房，北边是教师灶。操场东侧是一片小树林，栽植了许多泡桐和杨树，夏季女生们常在小树林读书。高二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闷热的大通铺难以午休，我便带着一本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到小树林看书，结果发现了一窝小黄鼠，于是，书没读几页，思绪被黄鼠拉回童年。后来写了一篇《午后的童年记忆》，若干年后几经修改，发表在《城乡统筹》报副刊。
     最喜欢的是校园的春天。花坛的月季花吐出新芽，阅报栏旁边的柳树绿意盎然，教室南窗外的白杨树上，麻雀们叽叽喳喳，与咕咕等的叫声以及树下同学们晨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支校园晨曲，悦耳动听，多少年后，依然挥之不去。
     和县城的一中、二中相比，我们的校园破烂不堪，校舍少说也有几十年历史。可是我们的老师十分敬业，我们的同学非常刻苦。我们大多数人是农家子弟，骑着破旧自行车，背着馍袋袋，寒暑易节，风雨无阻，梦想着通过读书，有朝一日跳出农门，出人头地，给父母长长脸面，为自己谋个好前程。许许多多的同学，在这个校园，刻苦用功，为以后实现人生梦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经常想，一所学校，环境固然重要，师资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自身的努力最为重要。

辍学与撤校

     没能读完高中，是我今生一大憾事。
1996年暑假前的一两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因为家境贫寒，我主动提出退学打工，替父母分担家庭重任，供弟弟妹妹继续读书。我想在离开学校之前，再好好看看心爱的母校。那天的天气像是理解我的心情，竟然下起了细雨。我任由雨水淋湿头发，绕着会议室前的花坛，转了好几圈，雨水洒落在鲜红的月季花瓣上，楚楚动人。我又来到合欢树下，抚摸湿漉漉的树身，望着不远处的国旗杆，看着雨中随风摆动的国旗，两年高中生活的种种细节，历历在目。
     忘不了任志祥、归宗荣老师殷切的眼神；忘不了闲谝声口琴声交织在一起的大通铺的夜晚；忘不了与我一同集邮的罗向团和卢小飞；忘不了让我抄化学、物理作业的屈鹏辉和罗永利；忘不了帮我从小混混手里要回被抢手表的张锋练；忘不了钢笔字与人一样漂亮的董雪莉；忘不了整天画“大刀砍向鬼子头”的舒剑；忘不了晚上与舒党社翻墙去南齐看电影；忘不了与裴快联晚上把课桌拼在一起当床铺；忘不了暑假边吃西瓜边读《荷花淀》的凉爽；忘不了晚上与王瑞逮蝎子踩到蛇的恐惧；忘不了作文变成铅字的喜悦；忘不了物理课打瞌睡被刘继辉老师罚站到教室后面的羞愧；忘不了抄写汪国真；忘不了背诵鲁迅；忘不了那位让我雪夜送她回家的齐耳短发女生，忘不了那晚雪地上“咯吱咯吱”的走路声与“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如此种种，让我鼻子发酸、眼眶湿润，当时正流行的周华健的歌声回荡在耳边。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
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
爱你够不够多
对你够不够好
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
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
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拥有够不够多
梦的够不够好
可以追求
不认输……”
     当年8月中旬，当别的同学还在过暑假，我成为了乾县造纸厂纸浆车间的一名工人。两年后，企业效益下滑，放起了长假，我背起铺盖，怀揣200元钱，去西安打拼。1999年8月，我进入刚创刊不久的《劳动早报》做发行员，并开始自学新闻专业，在陕西师大上学的卢小飞同学办了一个学校图书馆借书证，帮我借书，学新闻专业的董雪莉同学把她学过的课本送给我学习；王凯、裴快联专门到我租住的城中村小屋，给我过生日……人生万里路，难舍同窗情，高中同学的情谊，陪伴我成长，激励我进步，更温暖着我的心，一直到如今。
     2010年秋季，一个消息让我心痛不已——母校临平高中搬迁到乾县县城原乾县师范原址，更名为黉门中学，高中原校址改为临平初级中学。听说合欢树也被移栽到县城的新校园，可惜没有成活。
      黉门，古代指学校，也称黉宫、黉校。 汤显祖《还魂记》中有“黄门旧是黉门客，蓝袍新作紫袍仙”的佳句；李渔《笠翁对韵》中有“北面黉宫宜释菜，东巡岱畤定燔柴”的工整对仗；，巍巍黉宫立东南”的题词，一时成为美谈。如此看来，黉门中学，名字不错，可是，我的母校，临平高中，就这样没了？虽然那一届学生和老师整体搬迁到县城，队伍还在，可是番号没了，番号可是队伍的灵魂啊！乾县西乡真的不需要高中了吗？我长时间无法释怀，西乡从此无高中啊！西乡学子以后只能去县城读高中了。此后的几年当中，我常听到村里谁家为孩子上学，凑钱在县城买房了；又有谁家情况不好，只能租房陪读……每当听到这些，我就想起我的母校临平高中，内心深处不免又是隐隐阵痛。

扶立校碑

     2016年6月，在西安雁塔美术馆，王岩学长给我讲述母校临平高中的历史，我努力回放着记忆影像，隐约记得有一块青石碑，正面朝下，当做台阶。王岩学长说，对，就是那块石碑——90年前的建校碑。至此，我才对临平高中的历史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
     临平高中的前身名为“乾县西区贵德学校”，创建以民国13年（1924年），由当时临平当地乡贤发起，得到了及政府的支持，次年立碑。那个时候，我们的乡贤提出了“教育为富强国家之基础，学校乃促进文明之关键”的理念，可谓高瞻远瞩，深明大义。90多年风云变化，那块当年的建校碑被当做台阶，默默承受着后人的踩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几任校长想把建校碑扶立，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丙申年春夏之交，在老校长侯植林先生的倡导下，侯秉森、王岩、靳碧孝、罗军锋、侯境轩、王智敏、杨选社、吉晓惠等校友组成组委会，筹备扶立校碑。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反应是：临平高中都没了，扶立校碑还有意义吗？王岩学长说，贵德学校办学过程中，有过小学、初中，后来才办起了高中；临平高中虽然没了，校址还在，初中还在，更重要的是，贵德学校的精神还在，需要我们传承，昭示后人，永久纪念。我被学长的一席话打动了。王岩还建了一个乾县临平高中（贵德）校友会微信群，群里有老校长，有不同级、遍布天南海北的校友，大家发倡议，定方案，募捐款，或写诗，或撰文，抑或收集珍贵的老照片。几乎是一呼百应，各地临平高中的校友纷纷捐款，一百、两百，一千、一万，没人定标准，量力而行之。组委会初步核算，扶立建校碑，设校训碑，绿化校园，修补路面等等，大概需要26万元。很快，有十位校友表示，愿当兜底人——校友们捐款若是不够，他们十位兜底补齐；若是捐款有盈余，将在临平初中设立“贵德教育”奖学金。我被校友们的热情感动，立刻加入到捐款的队伍当中，同时发动同级的几位同学捐款参与。我非常赞同侯秉森校友在群里发的一段话，他说：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传播文化的地方，更是培养道德素质的地方；有德方能成才。“贵德”二字就是立校之根本，培养人才之核心，也是我们走上社会要始终遵循的标准。
     老校长侯植林撰写并手书《扶立建校碑记》

   

     眼下正值暑假，学校的各项工程如火如荼，靳碧孝校友每周都要回去看进展；李岩同学及时将工程进展的图片转发给我们94级的同学看。校庆时间确定在9月10日教师节，这两天大家又开始邀请老师参加庆典活动，短短几天时间，二三十位老师答应出席校庆。我给任志祥老师发去了邀请，任老师欣然答应。不知不觉，已到八月中旬，校庆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内心的期盼竟然越来越强烈。期盼着回到母校，与同学们交流；期盼着见到老师，送上一声问候。我想，与我有着相同期盼的校友很多，一部分人可能赶不回来，但是他们的心早已经飞了回来。感恩母校，感恩老师，已经成为众多校友的共识，这不正是“贵德精神”的传承！至此，我不免有些庆幸，庆幸自己曾在这样一所有历史、有文化、有精神的学校上过两年学，庆幸自己有一帮心存感恩的校友。同时也不免有些遗憾——如果早几年扶立校碑，组织校庆，我们的临平高中还会撤掉吗？世间的事，大致都是如此，总会有矛盾存在，正如所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立秋已经十日，天气却持续高温，近一个月没有降雨，我和众多校友一样，在炎炎赤日中等待着，等待校庆日的到来，如同等待一场甘霖，滋润秋日家乡的果园，还有众多学子的心田。

                                                        2016年8月于杨凌

【作者简介】李俊辉，男，1976年出生，陕西乾县人。媒体从业17年。2012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若干，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有作品入选《2015中国年度小小说》，2013年出版农业新闻作品选《大地的声音》，2016年出版散文集《农城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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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袁富民     

责任编辑/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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