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追忆
水禾
1、阿依莎奶奶
阿依莎奶奶的房子很大，让她的房子显得很大的是她家的那片果园，土坯的围墙，经年累月中，有些破落，被风磨砺得早已失了方正的棱角，果园和房子被土墙包成严严实实的一个半圆形，阿依莎奶奶就生活在那个半圆形里。她几乎不怎么出门。
我很早就听说，阿依莎奶奶是四爷当兵时从外乡娶进的女子，四爷年岁不大，辈分却很高，可是为什么四爷的女人不叫四奶而叫阿依莎奶奶，是年少时的我一直没有想过的问题。在我的眼里，阿依莎奶奶并不是很老的一个人，她的衣服总不同于我的母亲和婶婶，像是把一块布从头到脚裹住了身体，或绛红，或紫青，走路的时候几乎看不到迈出了多大的步子，头上的围巾从头顶绕到下巴，再从身后垂成一片，只露着一张阔圆的脸和细白的手腕。这个样子总是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有时也会拿了母亲的围巾包在头顶，学着阿依莎奶奶的样子，在肩膀上披下来，在院子里跑起来的时候，围巾在身后轻轻飘动，显得自己像个电视上的仙女一样了。母亲说，阿依莎奶奶头上的围巾不叫围巾，叫盖头。阿依莎奶奶的盖头，平平整整地包在头上，她低头从村里穿过，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
在村里住得久了，乡里乡亲似乎打眼单从背影就能相互叫得上名字，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习惯，但凡从大路上经过一两个生人，正在地里干活的人正好一打眼瞅见了，就会停了手里的锄头或者铁锹，齐刷刷地从不同方向扭过脸用眼睛打望着，也有好兴致的人，干脆握了两拳，半弯了腰，锄柄抵在下巴颌上，一双眼睛直到把那行走的人送进村子，身影隐没到看不到了，方才重又开始松了拳继续干活。那陌生的人踏上村口的煤渣路，不知进了谁家的院子，总是被干活的人意犹未尽地猜测嘀咕上几句。不过，那年月来的生人，似乎从来也不曾踏进阿依莎奶奶的大门，阿依莎奶奶显得那么孤单。
把村头那条煤渣路走完，脚步再向右一拐，踩过一个小土坡，就能看见阿依莎奶奶刷了绿漆的铁大门了，我家的大门就和阿依莎奶奶的大门斜对着。春节的对联是父亲裁了红纸请四爷写的，父亲在除夕贴对联时似乎抹了太多的浆糊，红色的纸历经风吹日晒，即使逐渐失了原本的颜色，总有几片还零零落落依附在大门的钢管上，随风呼呼舞摆，可阿依莎奶奶家那个绿漆的大门，却从来没有贴过对联，那紧闭的门，油漆斑驳。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阿依莎奶奶家不贴对联呢？母亲说，因为阿依莎奶奶是回民，回民是不贴对联的。
阿依莎奶奶是回民，据说，四爷当年在外地当兵，部队给一个回族村子找水，四爷和阿依莎奶奶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她的一双眼睛又深又大，漂亮得像朵大丽花似的。阿依莎奶奶的父亲为了不让她和四爷见面，把她关了两天，阿依莎奶奶踢断了窗棂跑了出来，不管不顾地随了四爷来到我们村。他们结婚时，娘家里竟然没有来人，直到现在，村里人也没有见阿依莎奶奶娘家人来过几次，阿依莎奶奶从进到村子，四爷就让人叫她阿依莎奶奶。只是，这些事情偶尔在母亲和邻居婶娘的嘴里听到，传到我的耳朵，却遥远得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让讲的人和听的人，心里都会生出一丝叹息，再看到阿依莎奶奶端着一簸箕煤灰从院门出来，躬身倒在墙角后，然后拍拍长袍，转过的身影也有了一点孤单的感觉。
我喜欢阿依莎奶奶到我家里串门，阿依莎奶奶每年都会在果子红了的时节给相邻的人家送上些。阿依莎奶奶到我家送果子，她和母亲总有那么多话要说，有时还会快速扫我一眼，言语一低再低。我嘴里塞着果子，眼睛看着母亲从后院的园子里摘上几把梅豆，几根黄瓜，放进阿依莎奶奶的篮子里。阿依莎奶奶提着篮子倚门而立，一条姜黄的围巾从耳际系在脑后，包裹着她的头发，长袍干干净净，仿佛总带着一种特殊的味道，像是混合了园里果子的清香一样。阿依莎奶奶的果园里有杏、李、海棠，最多的是红沙果，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趴在她家的土墙上，透过裂开的墙缝隙，看那满园的繁花，粉粉白白，混合出一片花的世界。那些果花先后凋谢，次第结出一树一树的果实，到打麦时节，园里的杏子和海棠就会露出诱人的红脸蛋，每当那时，我就特别盼望阿依莎奶奶能到我家串门，偶尔，我也会跟着母亲走进阿依莎奶奶的果园，树下的草甸上，散落着一层青绿色的果子，渐渐失了水份和颜色的果子仰着皴皱的脸，仿佛带着艳羡，遥遥望着一树的繁盛。阿依莎奶奶牵着她的孙子穿梭在草甸上，她的长袍扫着地面，身上就有了我喜欢的味道，只是她的脸上，不知何时，也有了果皮一样的折皱。
阿依莎奶奶说，她的娘家，也有一个这样的果园。后来我也知道，阿依莎，是她的经名，她的大名，没有几个人知道。
2、黄河谣
“弯弯河，河上桥，姥姥桥上念歌谣，乌龟骑白马，老鼠叼黑猫，三岁娃娃不怕虎，老鼠门前耍大刀”。年轻的母亲对着襁褓中的孩子一句一句念着这首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童谣，甚至已长大成人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学会的，仿佛在我生下来的时候，这首童谣就嵌在我脑中的沟沟壑壑里了，让我在睡梦中也能一字一句地念出来。母亲说，黄河是弯弯河，可是，黄河没有桥。
黄河没有桥，是件多么正常的事。
黄河在村子西边，冬天里，站在屋顶，黄河就像一条粗麻绳，泛着灰白的光，软搭搭地趴在村子旁。春天里，河滩的土，软得要陷进人的脚，夏天里，等到那些长在河滩上大片的玉米开始拔节，向日葵露了脸盘，高得没了头顶，再从村里打望，黄河就不见了影子。打麦场上收了工的男人们，光着混合了汗水与麦屑的黝黑的后脊梁，不用结伴，自顾自地跳进黄河里洗上一阵子，清清凉凉地回来，喝上两碗绿豆汤，躺在自家的土炕上睡上一觉，翻起来又是一条汉子。老周家的男人，却从不去凑这个热闹，他家的两个儿子，也是在这个麦子黄了的时节，双双溺亡在黄河里，只在河滩上留下几件小衣服。老人们都说，黄河里有水妖呢，只捡名字好听的娃娃哄骗了下水，所以，村里的娃娃，名字都起得普通之极，狗狗，大糕、二糕、三糕，大人们只在娃娃到了上学的年纪，才着急慌忙地想上一两夜，起一个名字，安顿好了让娃娃上学报名时，说给老师听。
黄河没有桥，是件多么正常的事，过黄河是要渡船，也是正常的事，做生意的、考到外县的学生娃、串亲戚的，到了渡口，都知道是要等船的。掌渡的船家有河西的，也有河东的，敞篷的渡船“嘟嘟嘟”冒着一股黑烟，从河心绕了一个圈，载了对岸的人和车，在两岸穿梭。那船上的人都是围着栏杆站着的，有时也有牛和羊，早早翘着脖子向岸上张望，岸上的人也直了身子向船上打望。船头近了码头，船工嘴里喊着“抓稳了抓稳了”，自己却两脚生根站在船头，将一根湿漉漉的麻绳一甩胳膊扔在岸上，等船头一摆，船工身子一点，已跃上了码头，将麻绳系在码头的桩上。船头还没停稳，这个时候，船上的人已学着船工的样子跨开两腿跳上了岸。性子慢的人，抓着船上的护栏，等着船头撞击码头，最后发出“咚”地一声，船身猛地一震，船便停了。牵了牛的，挽了牛头，像两个亲密无间的兄弟，慢吞吞地下了船，牵了羊的，拢着自己的羊，只等着所有的人都下了船，才扯着嗓门轰着羊，跟着前面的人下了船，那羊呢，一面伸着脖子，一声紧一声地咩咩叫着，一面争先恐后往一个方向挤。等着上船的人，早早拍拍屁股上的土，拎好手里的包，年轻的牵着年老的胳膊，大人招呼着还在四下里打闹玩耍的孩子聚拢在自己身边，在一双脚迈上铁皮船的那一刻，都是有些急的，仿佛担心这好不容易等来的船立刻就要起锚走了一样。
黄河的水，像是个脾气不固定的老人，涨涨落落中，把行驶在其间的多少船只用泥沙就困在河心。困住了船，便困住了船上的人，也困住了两岸上等着坐船的人。早些年渡船只有一只，船搁浅在河心，也许是片刻的功夫，也许是半个晌午，岸上的人，家离得近了，回去喝口茶再回来继续等，性子急的人，东西放在脚下，一屁股坐在地上，闲着也是闲着，给那些看着脸生的人，讲着黄河琢磨不定的汛期，讲着张三爷的事。进入丰水期，暗滩陡生，黄河的水可以在一夜间淹没河心的滩涂、冲塌防洪堤，让河滩地上的玉米地颗粒无收。据说渡了一辈子船的张三爷船开得有水平，河心里有几个滩，有几个漩，即便是漫了水，张三爷是心里有数的，船在水面上画上几个圈就躲开了，轻易不会被困住。可惜人活一世，百年之间，在经流不息的黄河面前真不算什么了。张三爷去世后，新的船家像个新上锅灶的媳妇儿，小心地试探和摸索着这两个渡口之间的河水，困船的事，除了叹息，也无可奈何。
黄河，和黄河上的渡船，让多少人又喜又恼，却又不能离开。那年年月月，春夏秋冬，承载了多少人的企盼与失望。经常有人家结婚当天，天明时分起程，黄昏才将新娘送到，所以，河西的女儿不愿嫁到河东，河东的人家嫁女儿到河西，是头一天就要送过河西的。隔了这一弯昏黄的水，风能眨眼过，葵花串了粉，向对岸的人招招手，那边也能看得见，却不能像鸟儿一样飞过去，人要过河，一个时辰或者一天，却是没有定数的事。居住两岸的人，就这样学会了等待，学会了承受黄河的阴晴不定。
在渡口上迎着直剌剌的风，看着沉默浑浊的河水逼退得码头一再改换地方，黄河上搭座桥，是多少代人的期盼呀！没有坐过黄河渡船的人，永远体会不到个中滋味。
“太阳从西往东落，黄河中心割韭菜，地下石头滚上坡，行人都从桥下走，捉到鲤鱼比驴大”，黄河的谣曲，随着渡船悠悠飘在两岸，呀呀的孩子，出嫁的姑娘，慢慢白了头发的老人，两岸的人唱了一代又一代，像黄河的水，血液一样，一脉流过，那谣里，总有一座桥。
3、黄河桥
阿依莎奶奶说，在她的家乡，黄河上是有一座桥的。
黄河上如果有座桥，多少人会在梦中也欢喜。
黄河上搭起了一座浮桥，阿依莎奶奶和母亲带着我，还特意去看了又看。我们站在码头上，看着一个个船一样的铁盒子，泛着绣红的颜色，并排着串在一起，从码头开始，像饱满的玉米粒，紧紧挤成一条路的模样，铺开在黄河上。车辆稳稳驶过，河水近得仿佛坐在船上一般，人们咂着嘴说，浮桥就是连在一起的渡船哎！
母亲说，浮桥就是桥，丫头上学就不用坐渡船了。阿依莎奶奶也点着头，她的小女儿在市里上师范的时候，阿依莎奶奶总会在冬天里穿着厚厚的长袍，踱到码头看看河开了没有。冬天里河水结冰，渡船停了，过黄河总要绕到外县，回家的路就长了，百十公里以外的那座黄河桥，在冬日里被这里人带着羡慕的言语一再提起。那时的我，要到市里上高中，黄河上架起浮桥，回家就不再是一辛苦的事，我的母亲十分高兴。有了桥，便不用再坐船，更不用等船了。
黄河的风，带着淡淡的尘土的味道，吹起了阿依莎奶奶的盖头，吹起了母亲的头巾，我们站在夯实的堤坝上，脚下的石头抱成团，深深嵌进河滩。这里是母亲不止一次做过码头的地方，生活在黄河边的人，码头就是家门的一道墙，要年年修，修了多少年，谁也记不清。母亲说，从前做码头是用土沙的，成堆的黄土和泥沙，用麻袋装了，在河滩上垛成墙。年少时，我也跟着大人到码头，男人和女人都在讲，很久很久以前，黄河离村子很远，后来，河水像长了脚一样，一步一步靠近村子，河水大口吞蚀着岸上的庄稼地，土地成块坍塌，地里泛起了白碱，玉米像经年不见长的沙枣树一样，低矮消瘦，看得叫人恓惶。这几年黄河修坝，一车一车的白砂石用水泥平整地垒起来，黄河才软了脾气。修整好的码头，远远望去，像一列武装的马队，守卫着静默的黄河。码头上泊船的渡口也用石头砌了，人们都说，这样的码头，这样的浮桥，怕是要用很多年呢！
可是，黄河建大桥的事，风一样吹来了。
大桥修了两年，施工队的人戴着黄艳艳的安全帽到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总是能拿到最低价，村里人聚在一起，都说，修桥的人和渡船的人都是在做善事，摆渡的张三爷不是活了近九十岁才合得眼么？大桥建成了，就不用像过浮桥那样排队了吧？话题总是重复了又重复，拉拉扯扯中从旧时说到现时，似乎每一家都在等着新桥建成，要做的事计划了又计划，实在是太多了。
黄河大桥竣工时，浮桥像个即将寿终正寝的老人，带着苍桑和沉旧的气息，远远注视着一座崭新的大桥伸着长长的臂膀，接壤了两岸的土地，那消耗在渡口上酸涩的岁月真得一去不复返了。
移民吊庄来的，是几个回族村落，男人带着白帽子，女人系着绣了珠片的各色盖头，或者戴一顶淡青的帽子，的节日里，我看见好多女人们，穿着和阿依莎奶奶一样的长袍，我想，阿依莎奶奶一定不会再孤单了吧。他们的村子与我们的村子相隔不远，母亲在田地里干农活，还能喊着嗓门和水渠对面的回族婶子拉上几句家常话，那个回族婶子跳过水渠带给母亲的油香十分好吃，我吃着油香，听母亲说，村里那座和黄河大桥一起建的房子，是一座。
那时我早已离开了村子在外生活了，黄河大桥就在我为数不多的几次观望中建成了，柏油的路面，墩实的栏杆，端庄的桥灯，一切崭新的让人耀眼，路连着桥，桥连着路，路与桥的界限已不再分明。乘车过桥，黄河转瞬而过，甚至没有过河的痕迹。
黄河两岸，似约定了一般，栽了种类相似的树木，转暖的季节，树木密实葱茏，站在大桥上看，白的河，绿的树，相依相偎，绵绵延伸，看不到尽头。日出日落，水面星星点点，像撒了一层细碎闪亮的银子。我总喜欢在那个时刻到黄河边上走一走，掬一捧水，像掬起了我的幼年、少年的影子。这段流淌了千年不息的河，永远这样低沉，似一位失了记忆的老人。渡船，浮桥，连同朗朗的黄河谣，在逝去的时光里，仿佛也已一同随着东流的河水远去了，有谁知道，它们早已深深镌刻了我成长的路，融进了我的血脉，在我心里，成为一段不能忘却的追忆，如那凌晨准时响起的的邦克声，厚重，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