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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连载(3)

2020-11-06 00:08:09


五、我们的田野

我们下乡插队的河西大队农业收入算比较好的,刚去那年一个整分(十分)平均能合上六、七毛钱,以后秋后决算,每年都均递增一毛钱左右。谷子单产400斤以上、高粱、玉米都能到600到800斤。那的老乡也很自豪的说:“下洼乡、下洼乡,山青水秀好地方。”“一京、二卫(天津卫)、三下洼。”老乡还说,好日子里站在北梁上,能看河西大庙(拆除的大队院那)上盘着一条龙。那是,从北梁高处看低洼的河西,村子紧密,炊烟缭绕的就是高出炊烟的河西大庙,金黄的屋脊上的龙头衔梁时隐时现,不就是像龙么。

我们下乡的地方,水泡子、沼泽地很多。一次在去窝瓜地村的路上,沼泽地里有几只比鹅大的白色的大鸟卧在水里。老乡说是“羊脯”,可以用短粗的棍打着它,可还没打呢,看见人走近就仆仆拉拉的就飞起来了。后来想,那是什么“羊脯”分明是白天鹅。

有一次春天去乌兰乌苏水渠清淤,远处西泡子西北的水面上有几十只野鸭子,趴在冰面上。我们用土咯拉仍过去打它们,它们却不动也不飞。噢,冻水面上了。等我们干了一气活,歇晌时再用土咯拉打它们,野鸭子仆仆拉拉的就都飞走了。

我还是喜欢春天的播种,当犁杖泛起散发着芳香的气息的泥土,万物复苏的时节,耕耘在田野上,是心旷神怡的。我们那春天播种也是壮观的,每副犁杖两头牛拉着,如果用马就是一匹,扶犁杖的人身后依次是手拿葫芦头点种的女社员、掐粪箕捋粪的壮劳力、牵毛驴拉拨蒴的半拉子劳力、牵毛驴拉或人拉碌碡压土的半拉子劳力,一行五人。如果有五、六副犁杖,那就是二、三十人在一起耕耘劳作。

我学会了扶犁,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当然开不了头犁,排二、三位或三、四位上。左手拽着耕牛瞥绳,右手扶犁仗,以犁头为圆心在地头转向,左边牛踩着前趟的垄沟,不断地吆喝着耕牛使劲。抬眼望去,大地上各生产队的人们都在不同的地块上辛勤地劳作着,一派田园诗般的美景。

最苦、最累的就是耪地。小苗封垄了,长高了、天气也就热了,锄头往地里一搭,使劲往怀里一带,汗珠子劈劈啪啪的往下掉。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茬庄稼要耪上两、三遍,耪三遍地时,玉米、高粱都长到膝盖深了,腿上一出汗,玉米、高粱叶再一拉吧,那就叫个难受。我们那土地基本都是沙地,黑土的也有,有时耪地时,鞋都不穿,光脚就上阵了。我们好喜欢到老窝铺泡子边的地里耪地,一歇晌,鞋一甩、脱了衣服就跳到水泡子里游泳去了。真是还是没累着呀。

女知青最怵的就是割黄豆,她们手抓黄豆颗太实,扎的手掌皮都破了。春天里薅地(田间除草),几乎是跪爬在地上,一边薅地,一边偎着前行。要知道我们那会可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北京城里长大的学生,无论男女竟然和当地老农一样的干活呀!是锻炼?是艰辛?是生存?是无奈?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一次我们去西泡子耪地,往地头一看,妈呀,一眼望不到头,那垄咋那长呢!没辄,干吧。锄头往地里一搭,左一锄、右一锄,左右开弓,也不管接上接不上头,(一锄一锄间连不上,叫留门坎。)连锄带脚趟,累的个臭死,可到地头了。歇一气,再往回耪。就是半天功夫,那垄沟足有四、五里地长。

地里的庄稼耪完三遍,封上垄就齐活了,剩下就看老天爷赏多少雨水,收多少粮食了。

秋天收获庄稼的季节,割地、拉地(装车拉庄稼)。庄稼都进了场院,就开始打场。溜场、扬场、装代、下场(装代的粮食往库里粮食囤里倒,还要踩翘板的),又是一派丰收的喜悦。农闲了,还得起粪、送粪、修水渠、轧草等,反正也闲不了几天。

第二年秋天,队里安排我们青年起牛、羊圈里的粪,说是包给我们,干完了就可以回家过年。小哥几个还真买力气,粪筐可劲装,个个肩膀压的红肿红肿的,第二天扁担都不敢上肩,就用手托着扁担。干这样儿起圈、挖渠的重活,胡文彪总是和我一组、还总是让我多半个扁担,照顾着我。每个200来方粪土的俩牛、羊圈楞是让我们8个知青没用半个月就起完了。起圈那活儿,羊圈里还干松些,牛圈可是稀尿光趟的一层,尽管我们事先还挖几个尿坑渗了些,可表面那层稀软粪土就得踩着挖了。现在我们都不敢想那会儿的劲是怎么来的,是盼望回北京过年吗?

我们也很喜欢到北梁沙砣子干活,得坐马车去,有十来里路。途径窝瓜地村,过了小河就一路上坡。从梁底到梁上有七、八里路,很缓、不高的丘陵。我们那有漫山遍野的老甜草(甘草),一路上都是老乡们挖甜草留下的深坑,坑口不大,他们善用一种条掀,铁锨宽不过半扎,一尺长,挖甜草时,顺根往下剁土,再往上带土。母指粗丁头、一米长的甜草到供销社能卖到一毛七分钱一斤,也是当地老乡们的正经主要的副业之一。我们生产队那时一个工分(十分)也就是合七毛钱。

北梁沙砣子上全是沙地,种荞麦不打垄,一犁扣一犁的点种,秋收时一人挨一人的割荞麦。收成好坏全靠老天爷的脸了,雨水好的时候,荞麦能长到大腿处。我们都带着饭去北梁沙砣子干活,歇晌时,可以尽情地玩耍。

第二年,队长商量着派我和胡文彪还挑了一年的大粪,搞“五五一”积肥。俩个北京来的孩子见天的担着粪桶,拎着掏粪的马勺,挨家挨户的去掏大粪。那年月没有多少钱去买化肥,种地几乎全靠农家肥。可这活老乡及其他们的孩子也未必拉下脸去干。一天下来,衣服都熏的臭烘烘的,给哥几个做的饭都嫌乎,衣服都让放外边。那一年我俩为生产队积了有近200方的肥料。因此,还被选举参加了旗里召开的“活学活用思想讲用会”。

同年,王夏并被生产队派到菜园子干活。我和胡文彪活闲着没事时,也爱去菜园子玩。菜园子有十余亩地大,围着院墙,一个园头管种植技术的叫王喜,还有一个老盲人社员只管摇辘轳打水,王夏并给园头打下手,平整菜席子、扒口子浇菜席子。我们在菜园子帮帮忙,也能摘点西红柿、黄瓜、茄子吃。平常老乡们都是拿粪条换菜吃,秋季大白菜分给社员及渍酸菜。生产队照顾我们知青,菜随便摘着吃。回想那时候就数王夏并在点里做饭的时候多,默默无声的,青年点的哥几个真得好好谢谢他了。

这是那会儿参加了旗里召开的“活学活用思想讲用会”照的相片。

 

后排左起:当地知青、天津张、天津穆、孔庆山、杜宝林、顾大陆、

中排左起:1-3当地知青、公社知青办王、大队妇女主任张、当地知青、乔淑花、

前排左起:沈秀娟、王丽君、苏俊英、李锦萍、诸爱莲、刘凤琴、

 

在这以后我还到赤峰市参加盟里召开的 “活学活用思想讲用会”。这是在昭乌达盟招待所(赤峰宾馆)门前敖汉旗参会的北京知青合影。

 

后排左起:丰台孙、刘秀珍、丰台姜、王丽君、孙美娥、

    前排左起:杜宝林、丰台一中刘胜、丰台一中熊修友、丰台铁中陈松、

 

六、我们的生活

风沙大是我们那的一大特色。自来农村房屋的门窗本来就不严实,刮起大风来,尤其是早上醒来,睁开眼一看,谁的被子都一个色,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沙子。赶上白天劳动,眼睛睁不开,连走路毛腰逆行都很费劲。

风大也有它的功劳,比如我们在风天给灌区清淤,那就省事多了,不用一掀一掀地往渠外撅沙土,只要猫着腰躲开风口,往天上扬,风就把沙土刮走了。

天寒地冷是我们没想到的,数九天白天都有零下20多度。四处漏风的屋子里,晚上做完饭赶紧把秫秸碳火扒到火盆中取暖,好在身下的土炕是非常暖和的。有时也会把炕烧大劲,把我们的被褥引着火了。早上醒来,水缸里冻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得拿刀砸冰取水,才能做饭。

下乡第二年,生产队还让队里的毡匠给我们知青每人擀了一床羊毛毡子,羊毛毡子防寒隔潮还是非常好的东西,在内蒙古农村那是家家必备的铺盖。在内蒙古农村那防寒御冷的还常有羊毛毡帽头、羊毛毡靴,尤其是羊毛毡靴套在棉袜子外头,趟雪走冰是非常暖和的。我们带的“栽荣帽子”一点也不御寒,帽耳朵也小。天气越来越冷,一天农闲,我们向队里借了个毛驴车,去奈曼旗八家供销社买东西,看到有各种颜色的狗皮帽子,我们就一人买了一顶,戴上后真暖和。瞧,这就是我们戴狗皮帽子在雪地上照的相片。

 

照片为:张长林、杜宝林、 

       

照片为:胡文彪、杜宝林、

 

有一次冬天,在轧谷草时,我和陶敬立摇轧草机,歇气时,陶敬立不知怎么的竟伸出轧草机钢圈,立码舌头就被沾住了。说也说不出话来,急的我跑出门喊小队保管吴祥、饲养员刘和,他们来了一看,笑着逗小陶:“小陶让你淘,这回沾住了吧。”我急着说快想办法呀。他们说那有什么办法,又不能用热水浇,哈吧。两人一边一个用嘴哈了好一会儿,小陶的舌头才拔了下来,结果舌头也掉了一块皮。谁承想低温下的金属,冻舌头这么快,长个教训吧。

再有就是去井台挑水,井口的冰冻的一尺多高,只剩下一小井口。得小心翼翼的先往井台冰上扬点沙土,站稳了才敢去摇辘轳把,笆斗出井口了,再小心翼翼的抓过来,把水倒进水桶里,一挑水得摇三、四次辘轳。水满了再颤悠悠的挑回去。

做饭烧柴我们不愁,生产队供着我们树条子、秫秸烧。那都得我们自己去生产队场院去抱柴火,水得自己挑,我们住的房子离井台有100多米远。我们吃的玉米面、小米、高粱都得我们自己去碾坊碾。队里借给毛驴,老乡教我们如何扫碾道,用簸箕簸米、箩面。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清苦的,主食是小米、高粱和玉米,好在我们基本没有断过顿。除了第一年由国家粮站供应粮食,以后我们在生产队分得粮食存放在生产队库房里,专门给我们踅个仄子囤粮食,还盖上粮食印子。我们有了自己的新房后,粮食就放在我们青年点了。也许是因为我们春节一回家,从12月到来年4月就要呆到种地的时候再回来,所以没有闹过粮荒。但副食不行,基本没有油炒菜,经常是炖菜。那个地方也没有酱油,每年春天做一小缸黄酱。秋天家家要渍好几大缸酸白菜、腌一缸芥菜疙瘩,存些土豆就是一冬的菜了。过了一冬如果芥菜疙瘩要是有剩,再腌在黄酱汤里,就是上好的酱疙瘩。我们每次从北京回来都要带回些挂面、固体酱油、腐乳等副食。那的老乡也没有见过酱豆腐腐乳,看到我们带来的腐乳尝了以后,赞不绝口地说,北京青年带来的“血豆腐”真好吃。

人多也有犯懒的时候,有一次,没水、没面。晌午头眼瞅就过了,又要去上工了,我和王夏并一商量,干脆抄棒子粒。一人揣一口袋抄棒子粒就上工去了。见了老乡还不好意思说没吃饭,就说吃零嘴、好吃。

我们下乡的文化生活很单调。每天晚上吃完饭,队长一吹哨,就要到生产队队部的屋里,去听念报纸、语录,队长讲完话后,会计就给每人记工分。每家墙上都挂有一只小喇叭,只能到点听一听旗里、公社的有线广播。自己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基本听不到啥。

阴天下雨不出工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了。可以睡懒觉,可以尽情地吹口琴、唱歌,或窜青年点。哪个时候,也不知从那传来那么多知青歌曲。曲调大都悲怆凄凉、但很上口,很快我们就会唱不少知青歌曲。(后面附录了部分知青歌曲词)

我们下乡的地方,公共交通的班车,一码是解放大卡车,根本见不着带棚的大轿车。在那么冷的天气里,做汽车回家、或去旗里开会,那会儿坐的都是大解放卡车。在地上走着,都冻的了不得,何况站在卡车上,汽车跑起来,冷的更是“雪上加霜”。

因为那春天浇地都是大水漫灌,经常冲毁公路。有一次我们班十几个男女同学,在从北京返回下洼的途中,光火车就得倒三次,承德、叶柏寿、金岭寺换三回。到了北票后,因浇地冲毁了公路,从北票去下洼的班车没时候了。那也不能等呀,哥几个一商量,绕道去新惠,再转车回下洼。那天晚上,我们找北票搬运公司值更的师傅,好说呆说地答应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借宿了一晚,十几个人挤在一铺炕上,凑和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搭上班车,去新惠了。到了新惠,又没有去下洼的班车,真急死人了。我们漫无边际地在新惠街上闲逛着,突然发现我们大队的拖拉机在这儿。我们找到司机说好了,就又搭上大队的拖拉机,才得以返回下洼。两天两宿,才回到青年点,真是不容易。

记得一次去旗里开会,散会返回时下大雨冲毁了公路,班车不通了。等了一天,还是不行,我和我们下洼公社草原大队的天津知青小穆一商量,走回去。说的容易,从旗里到下洼公社90多华里的路呀,翻山越岭的。

反正第二天早上,我俩吃饱了饭,就真的上路了。走在乡间的田野上,神清气爽,挺有意思。走着走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过了牛古吐公社后,已经偏晌了,身上带的干粮和水也吃、喝差不多了,脚底板也走麻了,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了。小穆说,咱们方便一下、歇一会儿。没想到这一蹲下,就真站不起来了,双腿直不起来,只好侧身伸直腿,好一阵活动,才勉强站起来。接着往前走吧,越走越慢、越走越累,双腿就像灌了铅似的。

天都快黑了,要到公社“五七干校”了,这时从身后过来一挂大马车。“喂!你俩青年上那呀?”回头一看,真见了救星,是我们公社“五七战士”武杰和武宗泰他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后,俩老武说啥也不让我们继续走了,拉上车,回“五七干校”管吃管喝的住了一宿。第二天我才回到河西大队青年点,那还有十多里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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