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起来的是西子，然后是腾子，他们两个会合后，就站在我家门前的大路上等海子、顺义子。海子和顺义子家在村子中间的一个坡台上，顺着崖边的一条小路下来，走上不到百步，就是我家的门台子。我家的门台子在村里惟一的一条大路旁边，要去学校，必经此地，因而我就成了他们每天最后一个要等的人了。
他们站在路边，一边倒腾着跺脚一边扯开嗓子喊 ：“老会，老会，走哎——”会子是我的小名。他们之所以在前面加个“老”字，并不是因为我年龄大，而是这样显得我们亲密，关系铁。 他们这么一喊，村子近旁的狗就开始叫起来，先是汪汪汪汪的，声音很高，很凌厉，带着愤怒，渐渐地就拉起了长音，汪——叫成一片，似乎是在集体表达着一种被打扰了的抗议。
狗一叫，我也就醒了，揉着眼睛赶忙往棉衣棉裤里伸胳膊伸腿。这时奶奶已经在厨房里热好了剩饭，她点上煤油灯，一边给往脸盆里添水一边催促：“快点快点，人家都在门口等半天了。”
一切都显得手忙脚乱。洗脸、吃饭，然后抹抹嘴，背起昨晚就装好干粮的书包。这时同伴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一边在原地倒脚，一边七嘴八舌地埋怨：“天天都让人等，你不会提前起来那么一点点吗?”
“就是，提前一点儿就那么难吗？我们也都瞌睡得很。”
最后埋怨变成了调侃：“肯定又是在吃残汤呢，他奶奶每天都给他热残汤。”
残汤就是剩饭——这是我们那里的方言中，保留了古汉语味道最浓的一个词。
埋怨了几句，大家开始上路，这时大家注意到，东边山顶上那颗最亮的星星已升起老高了。那颗星星有鸡蛋那么大，非常亮，非常显眼，它一出来，周围的星星一下子就变暗变淡了。那颗星星学名启明星，我们那里人把它叫“三星”。那时候，家里穷，没有钟表，估摸时间的办法就只有两个，一是看三星，二是听鸡叫。鸡叫三遍时，我们就起床了，起床后看看三星的位置，如果它刚担上山畔，说明时间尚早，还可以靠墙眯一会儿，等升得有一房子那么高时，我们就该上路了。三星又大又亮，它不但能准确标示时间，而且发出来的亮度足以照见我们脚下的路。
我们叽叽喳喳，一路走，一路嚷叫，附近庄子里的狗全被我们吵醒了，叫声此起彼伏伏。
从家里到学校，我们大约要走六七里路程，路虽不远，但其艰难程度绝不亚于爬山过洼。从村子里出来，须下一面斜坡，坡下是一片柳林，柳林边上水声微响的就是我们那里非常有名的一条河——葫芦河。那时葫芦河的水很大，很清，能看见河底的石头。河上搭一根刨平的整木，便是桥了。由于天天走，我们每人都练就了一套摸索过桥的本领，几乎从未落过水。河那边是一片庄稼地，种些玉米和向日葵之类的高茎作物，穿过这片庄稼地，上一面斜坡，便是一段令我们心惊胆颤的河崖，崖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河水在崖底哗哗流着，时不时就有一块被水淘塌的崖土轰一声落在河中，声音格外大，也格外响。崖上面也是庄稼地，种着麦子和胡麻，秋天上学时，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了，留下一地参差不齐的地茬。我们一边提防着麦茬扎脚，一边留心地埂边的断崖，可谓步步惊心。走过两里地左右，就是我们上学路上的第一个村庄——李庄了。李庄是我母亲的娘家。每年年头节下，我都要跟着母亲去这个庄子，对于这个庄子的情况，我可以说了然于胸，每一个犄角旮旯都熟悉。但在黑天，在星光下，它又换了另外一副模样，蒙蒙胧胧，影影绰绰，似乎到了另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过了李庄，便是赵庄。赵庄的村头有两只大狗，每天早晨，它们就像算准了时间一样在那里等候我们，只要我们的身影一出现，它们立即行动，快速靠拢过来。这两只狗并不像别的狗，远远地蹲在自家门口，大合唱一样跟着别的狗瞎叫一会儿，等我们过去也就万事大吉——它们却不。它们耳朵竖着，腰身微弓，扑过来之前并不出声，只有在距离我们很近时，它们才石破天惊一般大叫几声，很像古时候荒村野店剪径的劫匪。它们一只黑色，一只白色，那只黑的姑且不说，那只白的其实我们老远就已经看到了。在快要靠近它们时，我们老早就在路边捡上几个土块、或者断砖瓦块捏在手里，等那只白狗雪团一样滚过来，我们便齐声喊打，一时间杀声四起，土石横飞，那两只大狗还没有张口叫几声，头上腿上早已中了数“弹”，最后吠叫声变成了哀嚎声。我们边打边跑，等它们歇过劲，再试图发起第二波攻击时，我们的脚步早已迈出赵庄地界了。赵庄之外，是一大片川道里的庄稼地，这时曙色微明，东边天际露出一带浅白，原先黑魆魆的村庄和树木，渐渐像幕布一样从远处浮上来，像一幅色彩浅淡的图画。
我们加紧脚步，在田间地埂走上多半个时辰，就到我们学校所在地了。
我们学校所在的村子叫东坡，是个约有两三千口人的大村，村里的人家呈一个长条形状沿山排开，房前屋后种满各种各样的树木，柳树、杨树、椿树、槐树、杏树、梨树，远远看去，那些人家都隐在树的后面，只有走近时才能看清它们的样子。一条南北走向的砂石公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将村子一隔为二，路边高大茂盛的柳树却又将它们浑然连接起来。
学校在村子的正中，背山临路，看上去很有些气势。学校原是一所小学，为什么要收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初中生呢？据老师讲，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学生人数猛增，原有的公社中学容不下，按照就近安置的原则，我们这些家离公社较远的学生就只好在这里将就一年了。
学校的主体在一个土台子上，台上是老师宿舍，台下是接连七、八栋灰砖灰瓦的教室，像一簇工厂里的老旧仓库。
我们的教室是第一排的第一栋。
到了学校，天还没有完全放亮，教室里黑乎乎的。负责开门的同学早已到了。进了教室，我们拿出放在抽屉里的煤油灯盏，或读书，或写作业，很少有人大声喧哗。更远处山那边的同学也陆续到了。如此半个时辰，天才逐渐放亮。天亮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跑操。跑操之前，值班老师是要敲挂在土台上一棵树桩上的钟的（其实是一页犁铧），钟声短促、激昂，就像部队里的集合号一样。听到钟声，所有教室里的同学都放下书本，挤挤挨挨从门里出来，踢踏踢踏在各自的教室门前排队。队列分初中部和小学部，小学部留在操场上，一个年级跟着一个年级，转着圈绕着操场跑，而初中部则须拉出去，沿着公路两边的砂石路跑。
跑操时，老师们都出来了。由于学校分初中和小学两部分，老师自然也就分成两部分了。教小学的都是本村或邻村的民办教师，年龄大，穿戴土里土气，看样子只比本地农民强那么一点点。他们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白天写教案，改作业，晚上各回各家，显得匆忙仓促而神情委顿。学生出操时，他们悄没声息地从办公室里出来，一个跟着一个，或袖着手，或远远地躲在操场边上，有时也喝叱队列里调皮捣蛋的学生，但声音小，动作也小，让人感觉底气严重不足。而教初中的老师则不然，他们大都是从公社派过来的公办教师，有几个还是刚出校门的师范生（那时还很少有大学生），精神抖擞，朝气蓬勃，精神面貌显然不是小学老师可比的。他们从单间宿舍出来，一般都把手背在身后，踱着方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脚上的皮鞋油光锃亮。
早操之后，便是早读，早读结束，一天的课程才算真正开始。这时我们都坐在座位上，睁大眼睛盯着教室门口，认真感受着新老师带给我们的点点滴滴。
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语文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名叫吴英，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高大，帅气，留分头，穿中山装，裤腿上的裤线像画上去的一样笔直。吴老师教我们语文兼作班主任。第一次上课，吴老师就把我们吸引住了。他手里端着教案和课本，课本上放着一个粉笔盒。上课铃响过，他快步走进教室，在我们集体起立的杂沓声中，把课本和粉笔盒放好，说了声“同学们好”，又在我们齐声一呼的“老师好”中，双手垂下，端端正正鞠一躬。这一连串干练的动作立即把我们感染了。老实说，在小学读书的整整五年中，我们从未见过如此英俊而彬彬有礼的老师。
我们凝神屏息聆听着老师的每一句话。
老师说：“同学们，今千（天）是开学记（第）一千（天），个（我）先自个（我）介绍一下，个（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个（我）姓吴，大家以后就叫个（我）吴老师。”接着拿过旁边的点名册，微笑着对大家说：“上课之前，个（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
之后开始点名。
听了老师的这一段开场白，我们立即判断出，老师的家应该在县城西边靠近甘肃会宁的地方，因为只有那一带的人，才有如此浓重的山里口音。
渐渐地，我们注意到，老师不但把“我”叫“个”，把“咱”叫“曹”，把“天”叫“千”……还把“妈”叫“nia”，把“奶奶”叫“赖赖”——后来，在读了大学中文系后，我才知道我们那一带的方言属陇东方言，就是现在甘肃庆阳、平凉一带的方言，而吴老师这种独特发音的方言，既像陇东方言，也像陕西方言，或者说既不像陇东方言，也不像陕西方言，换言之，它或者就是这两种方言在人口迁徙融合过程中改来改去的移相变种。
吴老师虽然地方口音浓重，但讲课却非常生动，他很早就采用那种启发式的教学，整堂课都是在师生互动中进行，这又与我们先前碰到的那种“填鸭式”或“满堂灌式”的教学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语文、数学，我们新增加的课程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每一门课都有一个新老师，新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亚于新增课程带给我们的好奇与新鲜。
按照学校的安排，早晨三节课，下午三节课。三节课的中间，就是老师与学生午餐的时间。午餐时间大约三小时。这时候，老师和家在本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了，教室里就留下我们这些离家远、又在本村没有什么亲戚的。这群人中，除了我们五个天天都在，还有李家嘴头的几个、张家湾里的几个、五十岔的几个。记得那时学校也不供应热水，中午我们拿出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午餐（其实就是干粮），吃那么一会儿，再到哪里讨一碗水喝，这一天的午餐就算结束了。最初的时间，我们都是各自为阵，一个地方来的围在一起，各吃各的，渐渐地大家就有些彼此融合的意思了。大家都把各自带来的东西摊开在桌面上，你吃他的，他吃你的，直到这些东西吃干吃净，类似于现在城里流行的户外野餐。一般来说，我们拿的东西相对单调一些，无非煮玉米棒子、煮洋芋、白面饼子、玉米面馒头，而山里同学拿来的则五花八门，除了煮洋芋和白面锅盔与我们一样，他们还有荞面馒头、糜面馒头、莜面饼子、豆面饼子、炒豌豆、炒大豆、炒扁豆、炒回香豆，最丰富的一次，他们还有人拿来了驴肉包子和麻麸馍馍，而这些东西我们平时很少吃到。
吃完东西，我们并不急于休息，因为我们那时并没有午休的习惯，即使有，哪里有睡的地方啊——如果觉得实在太累就趴在课桌上眯一小会儿。实际上，大多时间我们并不老实。我们往往会在吃完东西后走出教室，在临近学校的山上娱乐一会儿。我们娱乐的方式大概有两个，一是打仗，二是捉虱子。打仗的时候，我们一般选择学校旁边的庙嘴，即学校东边背靠的那座小山包，据说，这座山包原先是有座庙的，但我们上学时什么都没有了，从一条羊肠小道上去，是一台一台的梯田，长着杂草，栽些桃和杏之类的低矮果树。打仗时，我们一般分两部分，我们一组，山里来的所有同学一组，不摔跤，也不肉搏，而是像解放军扔手榴弹那样扔胡墼，也就是土圪瘩。我们各自占领着一块梯田，用田埂作掩护，开始向对方扔胡墼，那些胡墼都是极松软的土圪瘩，即使真砸到身上，也不是很疼。我们都趴伏在地埂后面，一边向对方扔，一边喊打喊杀，只要一方坚持不住举了白旗，这场战斗算是结束了。打完仗，我们就躺在阳坡上晒暖暖。那时的太阳可真暖和啊，尤其是在冬天，冻了一早上，浑身都缩成一团，出来晒那么一会儿暖暖，可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啊。我们散布在山包上的各个角落，三个一组，两个一伙，一边晒暖暖，一边就交流着彼此家庭的一些情况。这时候，藏在我们衣服里面的虱子开始蠢蠢而动。虱子是一种人体自然产生的寄生虫，只要你衣服烂，穿得破旧，再加上长时间不换衣服不洗澡，这种通体灰白色的东西立即会遍布全身。虱子也是一种喜热不喜冷的动物，冷的时候，它一动不动，静静地蜇伏在衣服夹层或缝隙里，而一到热气渗透全身，它就适时而动，这里一只，那里一只，咬得你坐卧不宁，浑身奇痒。此时，太阳不但晒舒服了我们，而且晒醒了虱子。虱子开始在我们周身四处爬动。刚开始时，我们这儿抓抓，那儿挠挠，渐渐地我们就有了奇痒难耐的感觉。我们都解开棉袄扣子，敞着怀在太阳底下捉虱子，有几个干脆连棉裤也退下来，屁股膀子都光着，两个大拇指上挤出的虱子皮能盖住整个指甲盖。
除了庙嘴，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就是水库。水库在庙嘴背后，坝面是一条土路，坝底也是一条土路，下了坝底的那条路，不足百米就是一条深沟。沟里有许多汩汩冒水的泉眼，后面都拖着一条清亮亮的小溪，像无数道满面流淌的眼泪。那些溪水大约流得有些年头了，两边的水草长得能淹过脚面。自从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们把午餐的地点也挪到了这里。下课以后，我们背上干粮，三三两两，不约而同来到这里。下了大沟，忽啦一声散开，像啸聚山林的响马一样，各占一条溪道，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独特而别有风味的午餐。我们把馍褡解开，取出厚厚的锅盔（那时我们的生活已变得好起来，中午大都拿的是白面锅盔），瞄准泉眼底下的上溪口，“日”一声扔过去，锅盔准确地落在水里，之后沿小溪缓缓往下漂。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则蹲在水边，一边洗脸洗手，一边坐等从水面上漂下来的锅盔。往往是，我们刚洗好手、洗好脸，锅盔也就忽忽悠悠漂到眼前了。此时锅盔已吸饱了泉水，胀鼓鼓的，看上去要比平时厚出许多，咬一口松松软软，几乎不费劲就可以将它们吞咽下去。
吃饱了，玩累了，我们三三两两又结伴回到校园，这时那些吃过午饭的同学也陆陆续续到了。
下午的课程除了物理、化学，就是历史、地理、，几无可叙。
唯一觉得有意思的还是自习。自习课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学习，比较自由，不受约束。一般来说，大多数同学会在自习课上做作业，或温习当天的课、预习第二天的课，各干各的，互不相扰。但有一小部分同学总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行为而引起同学们的关注——那就是我们班的几个女生。我们班的女生一共不到十个，大都和我们年龄一样，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相貌平平；但其中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看样子有十六七岁了，瓜子脸，大眼睛，脸显然要比其他同学白一些。她平时也是十分文静，低眉顺眼，安静地坐着，但一到自习课就格外活跃起来，似乎吃了一种能让人兴奋的东西。她这时往往会拉上班里的其他几个女生，拿上课本和作业，叽叽咕咕往外走。班长问：“干啥？”她答：“问题。”问题就是去老师那儿问一些课堂上解不开的难题。那就问吧。十多分钟后，她们就从老师宿舍所在的那个土台子上下来了，互相说着，笑着，小脸红扑扑的，一副格外满足的样子。后来我们发现，她经常问题的老师就是那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师范生，教物理，身材瘦小、单薄，头经常昂着，走路一撇一撇的，年龄看上去比她也大不了几岁。她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几乎隔天就去——后来就有同学传言，说那个女生和那个老师好上了，正在谈恋爱，有人还看见那个女生给老师在铁炉子上做饭呢。传言后来得到了证实，那个女生果真就嫁给了那位老师，结婚时估计连二十都不到——现在大约有五十多岁了吧。
记得我们那时最喜欢、也最盼望的就是课外活动了，这是一整天所有课程结束后，唯一留给学生的自由活动时间。这时候，教室里除了几个打扫卫生的，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涌到了操场上。操场上一派热闹景象，小学生们在滚铁环、跳绳、踢毽子，初中的学生则跳高、跳远、拔河。除此之外，老师之间的篮球对抗赛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每到这时，我们就都停止了打打闹闹，全部挤到操场边上，呈一个长条形状将操场团团围住。比赛的双方一般是公办老师对民办老师，民办老师凑不齐，就叫上村里几个正当年的“青皮”，一看就是打篮球的好手，蹦蹦跳跳，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上场前有个预热阶段，双方球员都脱了外衣，穿上球鞋，在各自所在的一边投篮或跨三步。看穿戴，大家当然是喜欢公办老师了，他们一般都穿毛衣加运动裤，投球上篮有模有样，而民办老师则不然，他们往往穿得比较寒碜，大多连外衣也不敢脱，就只换一双球鞋，即使偶有穿毛衣的，也是褪色褪得很厉害，看上去有些邋遢。大家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到公办老师那儿了。但比赛开始不久，情形却发生了喜剧性的逆转，没打几个回合，公办老师开始撑腰、喘气，动作明显变形，而民办老师则愈战愈勇，他们一改平时的萎顿不振，嗷嗷叫着，开始冲撞、抢断，到比赛的后半程，他们几乎完全控制了球场上的主动权，进球一个接着一个，动作也开始标准、有样，势头完全盖住了公办老师，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民办教师也有拿人或神彩奕奕的一面。
放学以后，同学们各回各家，我们依旧按原路返回。
我们又开始重新温习早晨走过的那条路了。
但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或者说，从放学回家的那一刻起，关于我们在东坡学校上学的故事，才仅仅是开了个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