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的浪潮下,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面违约,企业卖房还钱

小邱在一家小券商的投行部工作，刚入行就赶上了IPO堰塞湖，公司看并购重组很热闹，鼓励大家做并购重组，又赶上自己做的一个项目被人举报了，查了个底朝天。接触的上市公司多了，被天马、保千里、中安消、神雾、凯迪、东旭等等市场网红都忽悠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入行这几年，正经项目一个没有，擦屁股的破事儿一个没落。

给小邱打电话的，是上市公司A，从IPO、再融资、并购重组、发债一路做过来，算得上是一家优质的上市公司。老板比较务实，不瞎并购，不蹭概念，专心的做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客户都是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利润最高的时候到过8个亿。80亿的净资产，100亿的总资产，负债率不到20%，账上有10多个亿现金，公司债余额只有不到6个亿。

A公司的公司债，今年年底就要到期了，照理说，按照这家公司的体量和实力，这笔公司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有事的。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公司，也被要求公司债回售了。

按照小邱的说法，这是一个200万现金引发的血案。

A公司有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按照规则，股权激励授予的员工，如果提前离职，没有行权的部分要被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属于减资行为。按照老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因为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的减资行为，不需要触发债券的回购义务。可是，2016年的时候，，说这个条款与现行的规则违背，建议修改。老实的A公司一想，那就改吧，在2017年进行了修改。但事实上，新发的债券，好多还有类似的条款存在，也就是“由于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的减资行为除外”。

问题就出在这个条款的修改。2017年，A公司有几名激励对象离职，因此需要回购注销的金额大概有200万。按照A公司修订后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是否回售债券。

债券基金当然不会放过回售债券的机会，看到了上市公司公告就立刻给券商打通了要求回售登记的电话。

小邱紧急和上市公司开会沟通策略，准备了一份精良的PPT，挨个拜访债券持有人，详细沟通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表明公司偿债能力没有问题，也有意愿追加担保。但最终，上市公司的诚意并没有打动债券持有人，持有人坦言说，现在银行委外收缩，债基降杠杆，以前看评级，现在看成色，对于民营AA债，只要能回售，肯定要回售。

6月19日，股债双杀的日子，A公司的债跌到了96元。实际控制人无奈的笑着说，“按照现在的价格，持有到期的收益率已经超过10%了，年化收益率达到15%，如果可以，我自己都想买了。”

当天，A公司去找了一家银行，咨询发中票的可能性。银行婉拒了，据说银行间协会现在的要求是，不能给交易所的公司债接盘。

630大考，去杠杆，AA债何去何从，民营企业的融资又何去何从？

B公司的大股东只持有不到20%的股份，从2017年底开始，B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除了大股东自己外，全部变成了信托计划股东。大股东意识到，自己被举牌了。打开看这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背后的金主和劣后方或许都是同一人。面对举牌方的来势汹汹，大股东并没有太多的办法。

B公司跌停次天的龙虎榜发现了端倪，一是，和B公司信托股东有重合的几家上市公司同时跌停，跌停时间都是下午一点左右；二是，这几家公司的卖出营业部也高度重合。大股东判断，举牌方的配资盘应该是爆仓了。

一个简单的猜测是，几家公司股票同属一个场外配资产品，其中某一只出现爆仓，信托公司在平仓时为了符合警戒止损和单票持仓比例的要求，对其他股票也进行了抛售，所以出现了建仓有先有后，闪崩不约而同的情况。

用更形象的例子来说，A上市公司有场外配资，被砸了个跌停，因为技术原因没有停牌，被砸了第二个跌停，同时给A配资的配资方因为85%平仓线和20%的比例限制，被动减持了和A在同一个配资盘里的几只股票BCD，结果BCD都各自有场外配资户，跟风抛盘把这几个票给砸了跌停。

ABCD纷纷被砸盘的情况下，谁先停牌，谁就暂时保存了流动性，其他股票则遭了殃，既不能替别人补仓，又不能替别人接盘，想托住自己的股票，还要承受一轮一轮的平仓压力。在市场孱弱时，难度可想而知。

看起来，举牌方面临爆仓，市场替大股东兵不血刃的清退了野蛮人，但是，持续的无量下跌，大股东也不免隐隐觉得担心，暗潮汹涌的背后，对方目前在做什么？跌停盘会突然都撤掉吗？举牌方会一举把所有的卖盘筹码都接掉吗？胜负会不会在瞬间反转？

大股东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并没有进行股票质押，没有被连带强平的压力。无论这次崩盘如何收场，他都反复提醒自己，，要慎重决策，多看少动，越是快迎来光明的时候，越要谨慎小心，机会也许跟着的是巨大的风险。

自从去年11月份，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他就没有从银行拿到一分钱新增贷款。存续的贷款跟银行说好了还完可以再续，也一直迟迟没有到位。

每次腆着脸去问那位平时一起喝酒打诨的王行长，得到的答复都是，“形势紧，再等等”。

庄老板名下的其中一家上市公司2016年做了笔兜底定增，当时被券商忽悠费了老鼻子劲装了一个北美的油田资产，毛衣站一打，股价连续阴跌，兜底定增的第二年利息支付迫在眉睫。

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收了集团的一块核心资产，2017年的净利润7个多亿，重组经历了竞争对手举报和财务核查，兜兜转转终于在2017年底审批通过，还有3个多亿的现金对价这个月底要付完。

眼看工厂要开工，工人要工钱，债主接二连三的找上门来，银行贷款再不到位，企业的正常经营都要受影响了。

“我已经跟老王说了，这笔贷款到期，他不给我续上，我也还不上了，最多还个利息，其他爱咋地咋地。”

与此同时，背负着信贷紧缩压力的王行长也很挠头，“总行说要降负债去杠杆，都给各个分行下了明确指标，我们怎么办，手里这些客户，地方国企不能动，关系户不能碰，只能拿这些民营老板下手。”

庄老板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流动性充沛的放水周期，各路机构都找上门来让企业融资并购扩张，一边快马加杠杆，一边跨行业经营。

“我不把规模做起来，金融机构根本不认可，政府也不会给支持，但流动性一收紧，这帮孙子跑得比谁都快。都说政策不是一刀切，是啊，是一刀一刀的切。”

2015年股灾崩盘，满世界刷脸筹钱，找银行求情，找政府支援的场景他还历历在目，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难道今年又要再来一次？

“到8月底，资管新规要是不改，我的庄字把帽摘了，改姓土！”庄老板狠狠的说。

某非银机构的总裁，最近已经被各家大小开发商老板挨个拜了山头，纷纷要求在630之际要给点过桥资金支持，有些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有些是之前从来没打过交道的新对手，这些平日里很少出面的老板或请托、或登门，房企融资的困难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公司有募集能力，还有自有资金，但也得掂量着用，宁愿不赚钱，也不要踩雷。

某上市公司C，账面现金十几个亿，负债少包袱轻，最近冒出许多资产主动上门寻求并购，券商也鼓动C公司抓住机会扩张，但是C公司老板觉得，这些资产，远远没跌透，至少也要等到这些公司的收购价格，和他新建厂房的价格差不多的时候，这事儿才值得干。

某IT公司高管老张，属于标准的二套刚改，从2018年3月开始一边卖房一边买房，4月份把房子卖了，进入了持币待购模式，5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18096套，是过去14个月成交量最高的一个月。看身边有四个人先后都在5月买了房，老张不免有些着急。

6月19日，老张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则广告，当代MOMA南北通透四居，原价3450万，现价2600万，业主急售，有2000万抵押借款要还。

老张赶紧去看了看成交情况，之前看房时那几个没谈妥的房子，还依然挂在那没成交，6月份的成交量估计会下滑50%。他又悲观又乐观的觉得，市场资金短缺，房价还会这么疯狂的上涨吗？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用房产抵押贷款的企业主卖房还债？长远看来，过去几十年高通胀率还会保持吗？ 下半年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出手时点呢？

远处，传来广播里的新闻评论，“今年以来，债券违约、流动性紧张、汇率下行和股市下泻等相继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加之美联储加息以及呈长期化和高度不确定性……”

延伸阅读：

去杠杆，货币政策会转向宽松么？央行徐忠说，问题不在货币

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和重点领域风险，积极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稳妥处置各类金融机构风险，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然，随着金融去杠杆步伐加快，很多银行表外资产转回表内，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拓展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在讨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还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事实上，在近年杠杆率处于高位，劳动生产率在下降或处于低位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小。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房地产泡沫，紧的货币政策又会使债务不可持续。此时，只有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为去杠杆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通过财税改革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使资产的回报率高于名义利率。

未来一段时期，围绕高质量发展与防控金融风险这两大主题，核心的关切点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本措施是利用好经济金融调控政策换来的宝贵时间窗口，加速推进财税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等软约束主体的“挤出效应”，降低资金、劳动力、土地等各项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内生活力。

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与防控金融风险这两大主题的关键所在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依靠基建和房地产拉动经济，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据我们初步测算，2007～2015年，我国TFP从4.73持续下降到1.36，正是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内在动因。而当前金融风险的根源同样是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2007～2015年，我国单位GDP需要的资本投入量从3.5上升到6.7，即以资本产出衡量的资产收益率8年下降近1倍，年均下降11.25%。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资本回报率从2004年的24.3%降低到2013年的14.7%，其间以年平均5.7%的速度下降。其直接后果是债务增长越来越快于经济增长，债务偿还越来越依赖借新还旧，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引发脱实向虚。从利率的角度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降利率能否降杠杆，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动态变化，只有当降息同时伴随资本回报率的上升，且资本回报率上升速度大于名义债务扩张速度，降息才有利于降杠杆。从2009年到2016年，我国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由7.97%持续下降到5.44%，7年累计下降46.5%，年均降幅6.64%，但利率下行的同时杠杆却在上升，同期单位GDP需要的资本的投入量由3.5上升到6.7，关键还是在于资产回报率下降更快。

整体来看，财税改革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从资金成本来看，主要是财政宏观调控过于依赖扩大政府性投资的方式，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从200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实行快10年了，主要形式是扩大政府性投资和扶持特定产业发展。结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占用过多的财政金融资源，导致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迟迟培育不起来，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退出。

二是从劳动力成本看，社保缴费使得用工成本太高。近年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7.3%，平均近4个劳动力抚养1位老人。因历史与制度原因，我国社保和养老欠账太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历史债务偿还机制缺失，政府财政一直没有偿还转制成本。在职一代既要通过代际转移支付赡养已经退休一代，同时又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各项社保缴费负担占到企业用工成本的40%。在“降成本”政策中，养老金缴费率仅在有条件的地区下调1个百分点，边际改善效应十分微弱。

三是从土地成本看，一方面是跨省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剂制度长期缺位，人口聚集的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短缺，另一方面是地方税收体系不完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高。近年来，在全国政府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相关的各种税收，包括房地产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加上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最高达到约45%。地方财政与房地产泡沫形成利益共同体，会激励地方政府在独家垄断区域性土地市场控制供地节奏，人为抬高地价和房价。房地产泡沫反过来又进一步拉抬用地成本，并且间接推升劳动力成本。

总而言之，围绕高质量发展与防控金融风险这两大主题，我们核心的关切点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本措施需要加速推进财税改革，破除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

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是全社会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灰犀牛”引发各方持续关注。2015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250.3%。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虽然总体风险可控，但其中的结构和趋势还需具体分析。

从地方政府债务看，我国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这也是对我国债务风险判断的争议点。国际清算银行对我国政府债务估计高出财政部7～8万亿元，差距主要来自对隐性债务的判断。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的隐性担保，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负债实际上构成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16年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而狭义口径政府杠杆率仅为36.6%；预计2022年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将升至91.5%，超过国际公认的90%杠杆率阈值标准。从国有企业债务看，虽然2017年年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降至有公开数据以来最低的55.5%，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稳定在65%左右，很大程度上源于民营企业去杠杆的速度大于国有企业，表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压力持续存在。

关于居民部门杠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近期上升较快，且存在系统性低估。2017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 4 个百分点。考虑到居民普遍存在通过借贷筹集首付的行为，且通过互联网金融得到的贷款未计入居民负债，我国居民杠杆率可能更高。居民部门负债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借贷是用于满足购房需求，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也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明显扭曲。当前一、二线城市严格调控，三、四线城市政策相对缓和。一、二线城市市场供求矛盾并不直接反映在价格上，而是反映在量缩价稳、推迟网签、价格失真、库存虚高等方面；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补偿，消化了库存，市场热度高，但容易导致盲目乐观。如此一来，居民的资金流向三、四线城市买房，这是泡沫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体现。而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如果经济和金融发展过分倚重房地产，并听任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则其极有可能成为触发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短板。如果不完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只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只是把一些问题暂时掩盖了，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并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持续攀升。可考虑将房地产税作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探索在一些热点城市率先推出房地产税试点。

三、道德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风险点，财税改革滞后是当前“财政风险金融化”背后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地方政府行为曾多次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当前大家普遍关心的地方政府政府债务问题，也是央地财政关系不顺的集中体现。

（一）分级政府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无序膨胀。

首先，我国地方政府包括省、地级市、县、乡镇等，四级政府的税收收入约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30%，且在税率和税基设定上没有任何自主权，根本不足以支撑其支出责任。然而，我国的相关制度没有赋予地方政府合理的举债权，限制地方举债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可执行性，并不能有效管住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比如，，地方政府有样学样设立融资平台，在预算外举债，轻松地绕开1995《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的规定，形成接近20万亿的债务，并且没有人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2015年《预算法》放开了地方政府举债的口子，但是仅仅是将举债的权利下放到省级政府，直接花钱的地级市、县两级政府没有直接自行发债的权利，借钱、用钱、还钱的主体不一致。同时，2015年《预算法》还对地方债务规模做出了限制，并不能满足地方收支缺口，可以预见，地方融资平台隐性负债现象依然不能杜绝。

其次，从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安排来看，。比如精准扶贫、棚户区改造、地下管廊建设等领域，。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支出到底有多少债务是办自己的事情，，根本无法区分清楚。相应的，，。

（二）收益性项目与公益性项目的界限不清，政府债务与非政府债务没有明确区分。

在预算管理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政府债务与非政府债务存在严格的边界区分。比如，有现金流的项目，本身经济效益不错，一般是通过“收益债券”来融资，靠项目收益来偿还；没有现金流的项目，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则通过“一般责任债券”来融资，靠未来税收来偿还。然而，我国地方政府只考虑降低融资成本，把有现金流的收益性项目与缺少现金流的公益性项目混在一起“打捆融资”。绝大部分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实际是用到了有一定现金流的收益性项目，本来不应当列入一般政府债务。现在，融资平台的债务处于一种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模糊地带，背后往往隐含着政府信用担保和兜底预期，变成了刚性兑付的准政府债务。

（三）“刚性兑付”使得“道德风险”问题十分突出。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文）、《预算法》、。但是，这项原则没有得到地方政府、金融市场的严肃对待。

一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2010年的地方政府债券试点，，无法体现地区差异。2011年开始，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四省市试点地方自行发债，但实际花钱的主体是城市政府，省级政府是代市、县政府发债，。这种代发债券的安排没有体现谁花钱、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必然导致刚性兑付。，省级政府调动的资源能力则远远大于城市政府。在市、县政府层级，由于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没有执行到位，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出让金、社会保险基金等财政专户资源，同样具有较大的腾挪空间。为了实现刚性兑付，地方政府甚至会挤占经常性项目的资金，。

二是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判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宏观上，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不准确，没有区分不同地区的偿债能力。，地方政府发债的收益率，并非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债务风险等状态的反映，，地方债券的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无法拉开差距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005年首次开展了地方金融生态评价工作，力图从宏观上评估和区分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和诚信水平。微观上，从以往记录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财政纪律约束，金融机构从来没有见到过地方政府“破产”。尽管2011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曾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2017年8月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政府曾声明“2015年1月1日以来在国有公司融资过程中出具的所有担保函、承诺函全部作废，其承诺、担保事项及行为无效”,但是两份公函最终都被撤回，没能打破刚性兑付。因此，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幻觉，迷信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从而扭曲了自身行为决策，对政府债的定价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的定价也存在扭曲，导致商业银行和金融部门低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实际上，由于制度上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也不知道如何执行地方政府“破产”，坏账应如何处理，哪些地方政府资产可以执行弥补坏账损失。

（四）预算管理与财政信息透明度较低。

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金融市场对地方投融资项目的筛选、检验功能，发挥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前提条件是融资主体是透明的、硬约束的。然而在实践中，目前的预算管理并没有将经常性预算与资本性预算分开，地方政府也没有公布政府资产负债表，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相比相对弱势，很难充分掌握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及偿债能力等有关信息，很难按照市场化原则有效识别项目风险。

四、加快落实财税改革，实现高质量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

仅仅推进金融改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不足以解决高质量发展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问题。从实体经济运行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措施，主要是用来帮助解决短期问题或周期性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从维护金融稳定来看，适时采取流动性管理措施，虽然有助于暂时缓解危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是也可能激发软约束主体继续加杠杆的道德风险。比如，针对日益显现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从2015年开始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据估计累计置换规模14.24万亿元，表面上化解了显性的流动性危机，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实际上只是将偿债压力后移，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在此之后，地方政府仍然在采用多种隐性负债方式继续扩大债务规模。

从国际视角来看，目前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在逐步正常化，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全球竞争的主旋律正在转向改革的竞争，谁的结构性改革做得彻底，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抢得先机。回顾中国自身历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红利，积累了成功推进改革的丰富经验。当前，避免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副作用，实现高质量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唯有利用好宝贵的改革窗口期，加速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实体经济内生增长活力。事实上，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破除民营资本背后一道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本身就是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财税领域应当做好以下改革措施。

一是完善财政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更多采用有力度的减税政策。即使采用政府性投资工具，也必须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硬化对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基础上进行。

二是落实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措施，为降低社保费率创造条件。

三是改革地方税收体系，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快形成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为主的地方政府收入体系。尽快出台房地产税制度，并且与一次性批租70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制度平稳衔接过渡。将地方政府从短期的土地增值收益中解脱出来，削弱地方政府维护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并增加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工具。

四是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期限和利率，提高地方政府举债额度，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的约束作用。

五是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提高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把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活动全部反映在预算中。区分保运转与搞建设两个钱袋子，确保债务资金仅用于投资建设类支出。，统计各地的财政收支规模、资产负债状况并向社会公布，促进财政信息透明化，向投资者提示地方债风险。

六是探索建立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硬约束。所谓政府破产，仅是财政的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政府破产制度是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不是对居民的惩罚，普通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太会受到政府破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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