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国内外各项大奖的水墨动画片《山水情》。
在大卫眼中，那些他挚爱的中国动画片，不仅是伟大的杰作，更是一代人对困境的抗争，是中国动画彻底商业化之前最后的艺术精品。
文/刘屹
二十五年前的老报纸，已经变脆发黄。那个年代的中国水墨动画往事，随着世界动画协会前副主席大卫·艾力克（David Ehrlich）的回忆，一一铺陈开来。对大卫而言，那些他挚爱的中国动画，不仅是伟大的杰作，更承载了一代人对困境时代的抗争。
在1982年国际动画节期间，大卫第一次见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徐景达（阿达）和《三个和尚》。
《三个和尚》、《小蝌蚪找妈妈》感动了一代人。
《三个和尚》是当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作品，也是大卫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动画。他一遍遍地看这部片子：“第三个和尚像贵族名伶一般拎着衣角下水，三个和尚节拍一致地打嗝……我喜欢他们每一个
人。”他被阿达的《三个和尚》这部富有中国传统美感的影片迷住了。
大卫与阿达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接下来的一年，两人携手先后在法国和美国佛蒙特州成立了儿童动画工作室，带着孩子们做传统中国特色的片子，比如阿达的《三十六个字》。1984年，阿达去美国看望好友大卫，一并带去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大卫一见钟情，其中就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创作的《小蝌蚪找妈妈》。大卫非常喜欢小蝌蚪的自由与欢乐：“你看那些小主角们，可爱的小脸儿还没长成，仅靠摆动自己的小尾巴，就能在水中翩然起舞，栩栩如生，诚挚如许。”
。”大卫说。1960年，，跟特伟讲，为什么不能让齐白石的画作动起来啊。特伟愣了，这怎么可能实现？水墨画的用笔力道差异有别、浓淡有疏，很难用动画这种形式呈现。但是，副总理都发话了，只能干起来吧！大卫笑说：。”特伟召集制片厂的同道一起探索。至6个月时，阿达的试验接近成功。数月后他们做出了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惊艳全世界，因为之前没人敢这么做。制片厂对水墨动画制造技术避而不提，日本人一直想要模仿，尝试许久终于放弃。
当被问及这种制作技术现在是否还是一个秘密，大卫说，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时代变了，现在还有谁在坚守水墨动画？做这种片子花费的精力实在太多了，而且根本没有利润。大卫的一个学生韩国女孩痴迷水墨动画，决心要揭开这个秘密。她找来当年完成《小蝌蚪找妈妈》之前上海制片厂所有的试验资料，用了一年的时间，一帧帧地研究，写成一篇长篇论文，发在美国杂志上。大卫拿给阿达的儿子徐畅（动画导演、教育家）看，徐畅说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但对技术问题不置可否。
1986年，大卫决定开始创作他的首部国际合作动画影片，于是他请阿达为他介绍一些中国的动画艺术家。一年后，大卫的这部作品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动画短片奖。他原本想与阿达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就在那时，阿达罹患脑卒中，住进了医院。医生认出了阿达，说你不就是做《三个和尚》的那个人吗？阿达微笑着努力说出最后一句话：“是的，但我再也不能挑水了。”1987年1月，大师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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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剪纸片试用“拉毛”剪纸新工艺，出现了水墨风格的剪纸片《鹬蚌相争》。
特伟、阿达等人，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大师。
阿达的父亲曾赴美国密歇根学习金融，母亲原是上海青年会的领导，阿达自己则从5岁起就开始学英文。如此“糟糕的”出身，令他生时荣誉不曾加身。因此，在阿达去世几个月后，他的妻子才收到一个小红夹，里面是一张通知，意为政府承认了阿达和他的摄影师对水墨动画的贡献。在此前不被承认的年代，特伟一直都确信阿达是卓越的动画制片人，尽力去保护他，支持他与林文肖合拍出《画廊一夜》等影片。
1988年，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节邀请大卫担任初选评委主席。在上海的那三个月，他与很多中国动画艺术家成为了好朋友。大卫回忆起这些老朋友，非常开心。他笑称跟《山水情》的编剧王叔忱老掐架，因为大卫是犹太人，王则信仰伊斯兰教。他说“葫芦娃爸爸”胡进庆那时还是上海迪斯科大赛的冠军呢。在动画节上，大卫看到了特伟的《牧笛》。当时作品虽尚未制作完成，大卫还是觉得美极了。他喜欢水牛游水时，水面黛色的淡淡水波；感动于水牛的纯净与雅致。于是，他把这部影片加入了参选名单中，影片获得了当年动画节大奖，大卫说“实至名归”。后来，他带着这部片子，介绍给美国HBO频道，可每次他们看到特伟的片子时总抱怨说：“节奏实在缓慢，大家会不耐烦换台的。”说到这里，大卫长叹一口气：“我觉得他的影片非常棒，我喜欢他执着的勇气。”
《山水情》是特伟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大卫说这部片子讲的就是特伟自己，讲了他的隐退心境。2006年法国安锡动画节评出一个世纪以来的一百部动画代表作，这部片子是唯一入围的中国动画；也是中国动画彻底商业化之前的最后一部艺术精品。
1989年起，政府逐步撤走了对电影制片厂的资助，艺术家们只能自己去找商业赞助，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完全不懂商业运作，只是在国外电影节的展位上站定，然后对着来往行人微笑，但人们只是无所谓地走开。其后两年间，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在那时从厂里离开了，坚守者只剩胡进庆和常光希等人。大卫说他一定要说明一点，中国的一个常规做法是，把集体的功劳归结在导演个人身上。所有特伟因水墨动画获得的荣耀，其后是很多人的巨大付出。
大卫回想自己198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他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生活得简单。他觉得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比西方好，老人孩子其乐融融；街上的公交车古老破旧，但人们谦厚礼让，不会像现在一样把你推上车去。“八十年代的美好，它就那么去了，不再回来。”
本文刊发于《新周刊》第401期（201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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