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及日本，也有养玩鸣虫的习俗。有些民族认为蟋蟀叫声能带来好运，因此称蟋蟀为Lucky Cricket。他们只是听虫鸣，并不参与斗虫，所以他们养虫的器具都是笼具。在美国大部分州，除了斗人（譬如拳击或愚弄观众的职业摔跤）以外的其他人为诱发的动物相斗皆属违法，斗蛐蛐也不例外。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蓄虫风俗及虫具艺术有很浓的兴趣，在电影《末代皇帝》中甚至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娱乐，因此往往把这些虫器和文房用品都归类为Scholar Arts。
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玩虫的观察，开始较注意斗虫。1831年的《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里就已经简略描述了中国的斗蛐蛐和斗鹌鹑。1843年伦敦《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 Vol. 27》中有一篇文章“Wan Tang Jin Wuh, By A Barbarian Eye”，其中有一节专门描述两个英国人在一个中国人的陪同下去广东的地下赌场观看斗蛐蛐。文章对蛐蛐的搏斗做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这两个英国人看得如此着迷以至于最终加入了赌博。后来官兵来清剿，场面一片混乱，这两个英国人也狼狈地落荒而逃。
电影《末代皇帝》剧照，意大利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场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这种独有娱乐方式的认知。
John Henry Gray夫人在1877年10月29日于广东写给她母亲的信中有一大段精彩描述（她在广东写的这批信件于1880年在伦敦汇集成一本书《Fourteen Months in Canton》），以下是我的译文：
“…我们目击了斗蛐蛐，一种中国人喜爱的娱乐活动。当我们接近斗场时，我们看见大批男人站在窝棚里。大部分是下层阶级，但也有一些有身份的人，包括满汉官员。大量的钱在这种形式的赌博中输掉了。在最大的一个赌棚里，有一个高台，台上一些男人坐在一个柜台后面。他们是被雇来为蟋蟀称体重、称银子、记录赌注、收取比赛双方下的赌筹，每场虫斗结束后，再把钱扣除场地费后支付给获胜方。在这个赌棚里聚集了很多男人，每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圆泥罐，上面覆盖着布。罐里装着蟋蟀。赌注可大可小，在我们参观的短暂时间内，好几百元便易手了。我们又走进一个由两三间屋组成的较小的席棚，站在一个圆桌旁。虽然这里聚集的都是最下层人士，但他们对我们最有礼貌。两个男人已经从一个大帐篷里走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个小泥盆。把盆打开后，检验蟋蟀确保两只同样大小，然后两头叽叽叫的斗虫被置于一个泥盆内，战斗便开始了。那两个男人手中拿着羽毛芡子，去撩拨激怒斗虫。两只虫奋勇肉搏，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大腿折了翅膀。开始，两个蟋蟀先是在盆里试探性地兜圈子，然后突然向对方猛冲。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它们经常被摔个四仰八叉。如果一方连续三次从它的对手处逃逸，就会被判负。站在桌子周围的人为参战的双方下注。获胜的蟋蟀被带回家（它们可以活上一百天，若调理得当能活一百三十天左右）。当它们死后，被收殓在小银棺内，然后由主人秘密埋葬在山上。下一年的初夏，在蟋蟀要出现的某个晚上，这些人再去那些埋葬了蟋蟀的山上，捕获许多新的蟋蟀。他们认为那些死去的获胜蟋蟀的灵魂会重新注入到其坟墓附近的新蟋蟀体内。”
Gray夫人在信中还说1857年中国和英国有一场战斗，某天晚上有一群中国士兵突然提着灯笼占据了一艘英国兵舰四周的山头，双方因此发生交火，各有损伤。后来英国舰长发现那群清兵当时并不是为了袭击他们，而是在山上找蟋蟀。Gray夫人还记述当时有许多和尚也热衷于斗蛐蛐。她曾遇见一个从东莞特意来参加斗蛐蛐的和尚，带来了六头蟋蟀参加赌斗，只有一头善斗，赢下几场。即便如此，那个和尚也收获了六百多元，这对一个出家人来说是一笔巨款了，他因此兴高采烈地返乡了。
记录清朝百姓斗蛐蛐场景的老照片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记录的中国人玩蟋蟀的文章就更多了，并配发写实图片。曾在一本法文刊物上看见一张生动的金属版画，其上几个中国人拖着辫子，两人正在一堵矮墙下捕捉蟋蟀，另外三四个人坐在一个石台上斗蛐蛐。可惜我只拷贝了图片而忘记了刊物名称。1903年，英国的图片报纸《The Graphic》曾刊载了一大幅中国人在赌场斗蛐蛐的图片。图中发现蟋蟀都是养在竹笼里，三笼一串，蟋蟀被置于大圆盘上相斗，战死的蟋蟀另放在旁边的白布上，这与京津地区的“蛐蛐局”不同，可能是广东的斗场。四周围观的人还有怀抱幼儿的妇人。
西方人对中国饲养斗虫、鸣虫的器具的兴趣，大约始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在1906年的年报中就已经提到从Difenderfer 先生那里借来中国的蝈蝈葫芦展览。
美国艺术品画廊在1917年拍卖古瓷收藏家Thomas B. Clarke的藏品时，其第244号拍品是一件注明是明代的陶瓷蟋蟀笼子。笼子为方筒形，四壁镂空，顶盖装饰有四只蝙蝠，内部有适宜虫子栖息的盆底，其功能可能类似于蟋蟀葫芦中的三合土垫底。
《Insect-Musicians and Cricket Champions of China》（中文书名：《鸣虫与斗虫》）
《Insect-Musicians and Cricket Champions of China》（中文书名：《鸣虫与斗虫》）对虫具艺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1923年，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的馆长Berthold Laufer从中国探险回来，带来了他沿途收集的240件以上的与中国斗虫、鸣虫相关的虫具，并在1927年出版了《Insect-Musicians and Cricket Champions of China》（中文书名：《鸣虫与斗虫》），这是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虫器艺术的书籍。
除了芝加哥博物馆，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也收藏了一些Dewey夫妇和Dayton夫妇捐赠的蝈蝈笼子、葫芦等虫器，每一件都极为精美。
在私人收藏方面，印第安纳波利斯博物馆东方艺术馆的前任馆长Paul Spheeris也收藏了一些精品。此人是艺术品修复专家，退休以后到上海定居，他的许多藏品包括虫器已卖给了夏威夷的一个古董商。
E&J Frankel, Ltd. 出品的《亚洲人民怎么玩：古代的休闲时光》一书中收录的鸣虫葫芦
而国外私人收藏种类最丰富、精品最多的则非E&J Frankel, Ltd. 莫属。这是一个几十年历史的私人博物馆，珍藏了大量中国古代及近代玩具，几乎每一种王世襄先生的藏品，诸如蝈蝈葫芦、蛐蛐罐、鸽哨、鹰具等等，在这里都能见到类似的或更为古老更为精致的。许多中国人到纽约都要去参观大都会博物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家与大都会博物馆仅相隔几个街区的私人博物馆。前几年博物馆把这些藏品出版了图录，每次翻看我都有坠入七宝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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