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斑驳》—吉林大学77级中文系文集，为吉林大学77级同学的原创文集，值此高考40年之际，吉林大学北京校友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发布吉大77级中文系三部文集《斑驳》、《陆离》、《1977我的高考》三部曲的文章摘录！感谢77级中文系学长的精彩文章，让我们重温那段难忘时光！
1986年10月，从中国作家协会传来了各种对《中国》不利的信息，《中国》面临停刊的消息不断在被放大和证实着。其实，早在丁玲4月份去世后，《中国》就已经开始面临种种困境了。10月份，我们在编辑12月那期稿子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中国》存活不下去了，因此，我们决定准备一篇终刊词来终结我们的《中国》。当时，《中国》是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印刷的，到12月那期稿子正在制版印刷的时候，从湖南印厂传来的消息说，终刊词已经根据作协的指示拿掉了。
终刊词其实就是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办刊的方针，我们觉得必须得对读者有个交代，对文学史有个交代。如果没有终刊词，《中国》就死得无声无息的了。但作协看了肯定会不舒服。所以当消息传来，编辑部是一片怨声，应该说是一片骂声，“他妈的”是那些日子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作协是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湖南文艺出版社肯定是不敢得罪作协的。
编辑部小范围内进行了紧急磋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牛汉、冯夏熊、王中忱、林谦和我。会议决定，派人去印厂把纸型拿出来，不管用什么办法，但必须拿出来，然后拿到其他印刷厂去印制。会议决定派发行部的张铁钢去。铁钢原来是工人出版社发行部的发行员，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图书发行商，工人出身，非常聪明，据说靠发行《阿信》掘取了第一桶金，一本书挣了十几万元。我刚到编辑部时，他刚发完了《英语8000词》，他告诉我他又挣了4万元，那时我的月工资才100元。
他是我们编辑部典型的暴发户，没有太多文化，但极其聪明，把握了第一次社会转型时期的巨大商机。他看不上我们这些文人，好像以此掩饰他的无知，他的笑都带着对文人的蔑视。当时我们这些人好像也看不上他。
在这次即将开始的传奇经历之前，我和铁钢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编辑部有个编辑叫杨桂欣，喜欢毛笔字，1986年春节， 铁钢让杨桂欣给他写个条幅，杨桂欣问写什么字呢？铁钢说随便写吧。杨桂欣提笔从右至左写了五个字：“恨铁不成钢。”当时编辑部里的人都笑了，把我们对铁钢的蔑视都表现出来了。编辑部觉得他比较灵活，所以决定派他去湖南，但大家又都觉得他容易失控，因此，牛汉提出再派一个编辑一起去。我当时觉得这既是一项任务又有一种使命感夹杂在里面，因此我很想去，但有些犹豫，主要是怕张铁钢不好配合。牛汉问谁去，我就说那我去吧。
我们都知道，按照我们的要求再在湖南印刷已经不可能， 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纸型弄出来，然后拿到别的地方去印。铁钢说他有个朋友在西安，可以帮着印刷。为了避免被作协半路截杀，会议做足了保密安排，所以出发之时，我只隐隐感觉到从湖南出来后还要去别的地方。
什么是纸型？80年代印刷技术还很落后，都是使用铅字排版印刷，一版铅字很重，不能长时间保存，印完书后如果要重印，就需要重新排版和制版。因此，为了避免重印时再次制版，印厂通常会在制版后通过高压铸模方式制作纸型，材料就是有点像木浆类的东西，类似我们现在的纸质鸡蛋托盘。需要重印时，把铅灌到纸膜里去就可以制作出来新的铅版。现在排版都是在电脑中完成了，虽然纸型已经没有了，但纸型这个词却沿用了下来。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获得纸型，然后换一个地方重新灌制铅版按照我们原来的版式进行印刷。
出发前，牛汉重申，此行以我的意见为准，铁钢配合我。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当天出发，没有票上车去补，哪怕站着过去，一定要赶在作协下一个动作之前拿到纸型。铁钢说钱他准备，让我只带一点自己用的零花钱就行了。我们上了车，我记得是1次列车，好像要坐23个小时。上车后铁钢问我带了多少钱，我说两块钱，这是我家里所有的钱，记得是一张绿色的2元钞票。铁钢就笑了笑，我也知道他这笑里没啥好意。
第二天到了长沙，已经挺晚了，找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招待所住下来。第三天上班就赶到出版社，找到社长黄起衰。他是丁玲的老乡，删掉终刊词的消息也是他透露给我们的。当时是作协派人来长沙换掉了终刊词，可是铅板已经排好，不像现在电脑排版，可以在印刷前调整格式。终刊词在扉页上，如果拿掉终刊词杂志就开天窗了，作协即便要换也应该换一个类似的文件，诸如编者按什么的，估计他们也没准备，不知道我们的终刊词有多大篇幅，拿掉之后不知道能放什么。不得已就在目录前加了一首长诗，洋洋好几百行，占了三页，然后才是目录。开创了中国出版史上滑稽先河，不伦不类，用一句集邮的话说，就是印成了错票。
黄起衰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不愿意介入作协内部的纷争，但又怀有文人的起码良知。如果他不说，这个滑稽戏就会按照作协的意图如期上演。一路上我都在和铁钢商量如何把纸型弄出来，但理由似乎都不充分、不成立，而黄社长早就猜到了我们的意图，也看到了牛汉写给他的亲笔信，因此对我们非常热情和客气。我们先说了我们的身份，说我们是代表编辑部来的，对他们擅自拿掉终刊词表示气愤，因为印刷协议是《中国》杂志社和印厂双方签署的，不应该受制于作协。黄社长也道出了他的苦衷，并说这是作协书记唐达成、鲍昌等作协领导的意见，说他无法不接受。同时他也说，从组织关系来讲作协是《中国》的上级单位，有权利作出指示。后来，黄社长再三说我已经通知你们了，尽到了责任。
看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们就退一步协商能否借用纸型。黄起衰很敏感，问我们要纸型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说是要带回去存档。我们分析黄社长可能还不知道《中国》马上要停刊了，因此只是说，这期很重要，所以我们想把这期的纸型带回去保存，其他各期的纸型我们以后会陆续来要。黄起衰不同意。
黄起衰反复问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知道如果说要拿出去印，他肯定不同意，那时也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方便，所以他也没有打电话向作协核实情况。我感觉到他内心是明白的，只是想放我们一马。多年以后，当听到黄起衰去世的消息，我内心还涌起了一股歉意。我想他当时也可能是觉得作协的做法太过分，所以内心还是想帮我们。但我们也觉得，作为一个委托印刷的编辑部，要回我们期刊的纸型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又过了一天，黄起衰通知我们第二天去拿纸型。这一晚上，我和铁钢内心非常忐忑，深恐又会发生什么变故，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和铁钢就跑到编辑部去，把一百多张纸型装在了预先准备好的旅行袋里提回了招待所。我和铁钢商量，为避免节外生枝我们当天晚上就走。我们打算立即到火车站去，查看有无长沙到西安的火车。我和铁钢正在商量行程，招待所服务员过来叫我们接电话，说是出版社打来的。估计是黄起衰在把纸型给了我们之后，又通报了作协，怕万一作协追究起来没法交代。电话里黄起衰说作协来人了，让我们马上把纸型送回出版社。至今我们也不知道作协是否来人了，我们的编制属于作协，如果我回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和铁钢商量后，马上退房，跑了！退房时我们跟服务员说：我们回北京去了。原来我们还考虑是否把纸型带回北京印，这样一看，不能回北京了，只能去西安。没有直达的车，我们只好先买去郑州的票。离开车还有很长的时间，我和铁钢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吃点东西，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要了一份铁板排骨，上面全是肥肉，我们有些来气，吃了三分之一多，让服务员又换了一盘。就是在那次吃饭，。
进了站，我们怕碰到作协来拦截的人，就商量一人拿一张票，我在前面拿着包，如果碰到人，铁钢负责把人引开，不得已就动手，他去打斗阻拦，我只负责把东西带走，然后我们在郑州碰面。如果在郑州碰不到，那就到西安碰面。他让我去西安，到陕西日报，找一个叫鹤坪的人。我们两个像特务一样左顾右盼地上了车，也没有碰到任何情况。到了郑州，转车等了七八个小时，然后重新上车转行去西安。
到了西安，我们在陕西日报印刷厂打听鹤坪，他是一个西北人，既是个书商，也是个诗人，我还在《中国》上发过他的诗。西北风格的诗，写得还不错。
直接找印厂肯定不行，没有协议，没有委印单。我们把情况大概告诉了鹤坪，鹤坪有些紧张，怕受到牵连。铁钢说这是《中国》编辑部委托陕西日报印厂印刷，鹤坪说可以帮忙，但印不印要印厂决定。我和铁钢商量好一定要隐瞒获得纸型的经过，只是说我们从北京来，因为急着要加印。印厂说不行呀，你们什么手续也没有。说了好长时间，印厂看到我们的杂志是正规的，有刊号，而且已经有纸型了，是印过的，所以三方坐下来谈。鹤坪说我是帮忙，你们自己签协议。我们也没带公章，说回北京后补盖了寄过来。
我们回到北京，杂志已经被停刊了，财权也没了，所以印刷费也没能给人家。官司打了10年才了结，由作协付了印刷费，这是后话。但每当想起这些事，我都觉得对不起鹤坪，更对不起陕西日报印刷厂。
当时已经是12月中下旬了，我们交代鹤坪和印厂，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些事，我们怕作协追过来。但印厂说要重铸铅板，而且厂里的机器比较落后，又不能耽误正常的印刷工作，所以需要半个月才能印出来。我们说那可不行，夜长梦多，最长一周，必须印完。铁钢又一次发挥了他的才能，让他们加班，按最高标准给工人加班费。那时西北地区的国营企业哪有什么加班费，给了加班费工人都会玩命给你干活。印厂用了8个人， 连轴转，印了8天，终于把2万册印完了。
在西安我们一共待了8天，学会了吃羊肉泡馍。鹤坪有些梁山好汉的气质，谁来都是朋友，泡馍6毛钱一碗，加一份肉再加2毛。鹤坪家门口有个羊肉泡馍店，不大，只有几张桌子。鹤坪告诉店老板，只要是找我鹤坪的都可以签单，免费吃泡馍。我们吃了8天泡馍，学会了用指甲揪碎馍馍，那是很需要耐心的一件事。还学会了吃羊肉串，在西安吃羊肉串不像北京，一次吃个几串。北京两毛钱1串，西安1毛钱1串，肉也相对少一半。第一次鹤坪带我们去吃，晚饭已经吃饱了，一见肉又有些馋，我们吃了180串，数了180几个签子，花了20元，感觉是花了巨资了。第二次去，有经验了，留了点肚子，就着啤酒，我们仨吃了260串。那次给我的印象极深，原来西北人是这样吃羊肉串的。
在西安，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了打麻将，在那之前我都没看过。闲得无事，一天晚上，鹤坪说带我们去看打麻将，西安人打麻将很凶，完全是赌博，打牌的人带上一个箱子，放着十几万散钞，掷骰子决胜负，瞬间十几万可能就没了。听得我毛骨悚然。鹤坪说要看真的赌博，要夜里12点警察下班以后。我们七拐八拐地走到一个筒子楼，赌场设在一个四五层的筒子楼里，当时已经有几个人在打牌了，看了看也没什么特别，打得也不大。我看不懂，就跟人聊天去了。大概夜里1点多，门被突然敲开了，一涌而入一大堆警察，我想这下可完了。警察把我们分开，逐个登记讯问。问到我时，我说我没打，也不会，警察似乎相信了我。第一次在笔录上摁了手印，感觉还是像犯了罪一样。铁钢也这么糊弄过去了。讯问完把几个打牌的人带回派出所，没让我们跟着走。当时我也不敢说假话，说出自己是作协的，还按了手印。出来以后，我和铁钢后悔，说应该编个假单位，深怕他们追到作协，给牛汉惹麻烦。作协的人要是知道我们在西安被抓赌抓了，还不开心死了，让作协的人说：看看你们《中国》都是什么人，赌徒呀。我们一路害怕，后来一直害怕了好长时间，
快印完了，我们到印厂去了，铁钢当时点钱给工人，工人看到钱很兴奋。铁钢每天早晨上班去给工人发加班费，那激励作用比下命令或思想工作强多了。鹤坪说反正也印完了，建议我们出去讲讲课，说说这些事。鹤坪也很义愤，性情中人。杂志发回北京，我们胆子也大了，就跑陕西师大和西安交大去讲课。当时1986年底正是“自由化”的高峰时期，社会上特别是大学校园笼罩着民主自由的氛围，那是已经到了“后今天”时代，们都还崇尚诗歌。我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新生代诗歌和《中国》的命运。这是个双关语，也符合的诉求。陕西师大贴出了广告：《中国》杂志主编邹进演讲，内容是中国新生代诗歌《中国》之命运。我跟会的人讲我就是编辑，不是主编，他们说别管了，你就去讲吧。名头大听的人才多。我就这么充当了一回主编。演讲是在师大食堂，下午两点开讲，开始人还不多，刚睡过午觉，讲着讲着人就多起来，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一片。人越多我越兴奋，稀里哗啦讲了3个多小时。当时我们带了200本《中国》现场签售。《中国》终刊号的纸型没有四封，所以印刷的时候我自作主张设计了一个封面，封二用细线条设计了一个框，里面是白色，封三也是一个框，但里面是黑色。一块白一块黑，白是是，黑是非，我们的意思是“是非”让人去评说吧。
讲完课，抢着买期刊，瞬间就卖完了，九毛六一本， 人太多了，所以都顾不上找零。都来找我签字，这是我第一次的签售经历。我的字就签在封二的空白处。周围全是围着等我签字，乌泱泱一大堆人，签不过来了，我说铁钢你也帮我签吧，也不知道铁钢是什么人，一帮立即就围上了铁钢，他也签了一大堆。以后每次说起来铁钢都特兴奋。
会后，会要请我吃饭，我说不行，晚上交大还要去讲，就站在食堂随便吃了几口。想着晚上的课，我心里激动得什么都吃不下。接下来是去西安交大，这次演讲安排在教学楼七楼的一个小报告厅，没有师大食堂那么大，我当时就觉得有些遗憾。可能是师大的信息传过来了，还没开讲，礼堂里已经坐满了，后来窗台上过道上也都站满了人。来的路上，铁钢告诉我不要讲太长，要在听讲时间的最大承受力之内结束。
当然他不是用这种语言说的。但我还是讲了2个小时20分钟，而且我自己认为是自己讲得最好的一次（我在南开也做过一次演讲）。讲完了，又把剩下的不到100份期刊当场售卖。人太多了，会的人怕出事，没有签售。他们让我从讲台后门出去，但们不干了，和会的人打了起来。出来以后，铁钢满脸通红地说：“邹进，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让列宁同志先走！”
路上碰到陕西外院的几个会干部，希望明天我也能去演讲。我问铁钢我能不能讲，铁钢说：明天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我们还要接杂志呢，不要把正事耽误了。我猛地被铁钢拉回到现实里来了。
回到北京以后，北大也邀请我们去讲新生代诗选和《中国》停刊的经过。记得是1986年底或1987年初，当时定的是牛汉演讲，吴滨和中忱辅助，那天讲完我们就参加了北大的活动。牛汉演讲时讲了《中国》的情况，但牛汉不善于表达，讲了不到20分钟，底下就开始鼓倒掌，我们都急了，牛汉马上说：抱歉，我不会讲课，也没讲过。又鼓掌表示理解。牛汉继续演讲，可是没讲到10分钟，们又开始鼓倒掌。北大真不好糊弄啊！铁钢撺掇我上去，我不同意，铁钢说：“你当仁不让啊！”铁钢还想着复原西安的场景。我说：不行，编辑部已经安排了，我上去算什么。而且我想就算我上去，我从哪儿讲起呢？在我们的怂恿下，吴滨和中忱两人拎着凳子坐到牛汉两边，中忱和吴滨开始主讲，他们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情绪又被鼓动了起来。从那天我理解到了，演讲和讲课不同，演讲不需要太多的内容，但要制造气氛，要偏激，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讲课时底下是，演讲时底下是观众。
第二天在编辑部，铁钢说，你们不知道邹进在西安多出风头，你们昨天的方式就不对。从那以后，铁钢对我比较佩服，以前他认为我不过是个编辑。
再接着说西安的故事。杂志印完了，我说我们坐火车回去吧，铁钢说：不，我们坐飞机回去。一是因为我们要尽快把东西交给牛汉，二是他说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有资格坐坐飞机，牛汉一定会给我们报销。这是我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坐大飞机——图154，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兴奋。
到北京以后，我们直接坐车到牛汉位于新源里的家。他刚起床，而我们还处在亢奋的情绪中，告诉牛汉期刊印出来了，等着他夸奖。牛汉坐在藤椅上翻看期刊，片刻，牛汉说：还行还行，就是印得太差。我们的兴奋一下子就融化消失了。
现在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牛汉是领导，不能也像我们一样这么情绪化；另一方面这是我们的工作和责任，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
还有小插曲。我和铁钢坐在飞机上，等待飞机起飞。铁钢说算算账吧。我说有什么好算的，不都是你在管账吗？他坏笑了一下，说你看看你还有多少钱，我数了数，还剩1块多一点，我只花了大几毛钱。铁钢从兜里掏出几毛零钱给我，然后说：给你凑上两块，你带了两块钱，现在给你补够，这次出差花的可都是我的钱，你可一分也没花。这次编辑这套书，开会时我把这个细节说给大家听，他们让我一定要把这个细节写出来。性格出在细节上。
还有个情况。我们离开湖南后，作协没有找到我们，就跑我家去了，到处翻，最后连厕所都搜了。当时，我外公、外婆、阿姨还住在我那里，搞得我爱人很生气，觉得受到了侮辱。作协做得实在是很过分。
杂志提回来后，不敢放到编辑部，怕被作协抄走，所以我们把杂志分散开来，分别放到了几个编辑家，放到了每家的阳台上。记得那天晚上，电梯停了，我们几个年轻的往丁玲家扛杂志，又累又兴奋。木樨地22号楼9层，传说中的部长楼，陈明老头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湖南印刷的版本通过主渠道发行了。这些杂志在我们编辑家里放了很多年，大都拿来送人了。
过程就是这些，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有几个人是我们对不起的，一个是黄起衰，我们用“骗”的方式拿到了纸型，当时不知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幸好他的单位不属于作家协会管辖范围，否则他会很惨。第二就是陕西日报印刷厂的厂长和工人们，我们只付了一点加班费，他们为我们忙碌了8天8夜。大概到了1990年底，陕西日报聘请了律师跟作家协会打官司，终于胜诉要回了这2万多元印刷费。作协一直欠着不给，直到败诉才勉强支付了，可是10年过去了，这2万元也远远不是1986年的2万元了。
《中国》停刊以后，大家作鸟兽散。后来我自己的买卖越做越大，铁钢去看我，看我做大了，就跟别人说：邹进做买卖，是我教出来的，是我。我笑而不语。
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很奇怪，铁钢开始逐个约见朋友，也找到我，那时我们公司还在国家图书馆宿舍的地下室里。后来铁钢突然去世了，他爱人恒霞说，铁钢去世前一个月，见了很多朋友，好像冥冥之中，他预感了自己的死亡。由于是突发心脏病死的，他形体没有什么变化。遗体告别时，看着铁钢满面红光地躺在那里，嘴角隐现出一丝笑，仿佛还留存着对文人、对知识分子的嘲弄。
有句古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和铁钢好像是两股道上的人，但却合谋干了这么大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