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五.六岁的时候在魏（读yu）家村（西有个寺庙乡政府所在地）上蒙学，记得有两名老师，一个是远份子我称“四哥"的人都叫老先生，年龄六十多岁，眼高度近视，戴得眼镜圈圈数不清 ，平时穿一长袍。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先喝茶。抽得是水烟锅和黑卷烟，经常咳嗽吐痰，但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另一名老师也是远份子侄子，叫赵继高（奶名：政娃），年轻，二十岁 左右，按规矩每天早上完操学生就要背颂课文，老师拿一板子，如果背不过，就要挨板子，有的把手打得红肿红肿的；谁不讲卫生，谁的手和脖项洗不净，很黑很脏，也得挨板子。我堂兄赵志发就是一例，因脖项不净，挨了三个板子。
在此上学时，因我家有弹棉花柜，父亲经常算账，懂得珠算，所以，他一有空儿就给我教怎样打算盘，时间不长 我就入了门，打得速度快而准确，九岁时，家中弹棉花无人，我停学回家弹棉花。一九四九年解放了，我又进了学堂，在魏家村北头一寺庙开始读书。当时我没有水笔，个别同学有，我觉得很稀奇，写完字笔帽一套，身上一别，用起来很方便。我回家便向当家的二叔父提出要钱买一支水笔，当时一支笔不过也是几毛毛钱，没有得到二叔父的允许，也没给钱买下水笔，我就用铅笔和蘸笔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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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三、四年纪时，转到本村北庵上（寺庙）读书，具体教室在下殿,老师是赵镇郑家村郑志强(教数学）和小昭杨家杨玉林（教语文、美术）。 说起此庵，传说，这是解放前土匪 头 子 王科（李瓦村人）、董富怀（索山村人）长期盘踞的地方，在此方圆几十里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人们才安居乐业。
这个古神庙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求神拜佛的地方，平时也有孤寡老太婆日夜看守，但寺庙是何时建起的，没有文字记载，现在的人们谁也说不清。以我看，原来盖这庙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如要盖原来那样的庙，至少也得花20万。
，高、赵两村建校没钱，怕神老婆拦挡，便利用晚上组织部分青壮年把爷像搬掉， 拆下的青砖、木椽在魏家盖了学校。
每天早晨同学们都在室内、室外门口进行早读，我照例天天在门外读书，高声朗诵语文里的重点章节，而且很认真，受到了杨老师的表扬。魏家村杨某某看老师表扬了我，他也模仿我在门外高声朗读，但老师没有表扬，便灰心丧气。
县城每年古历十月有古会（物资交流），在会期间，农民、学生、大人、小孩每到星期天都挤来，会上人山人海。会上唱的是秦腔戏，上午、晚上两场，还有马戏、杂技、小吃、杂摊和牲口市。一九五四年学校组织师生统一到县城逛会，主要是参观看拖拉机耕地，当时我就觉得很稀奇，犁地就半人那样深，人若平躺在犁沟就看不见了，还得知新发明的钉书机很新颖，奇怪的是“咔嚓”一声，就钉好了，速度快，现在说起来真觉得可笑。下午临回来时，碰见了我三叔父，他以关心我的口气给了我五毛钱，我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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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八月中旬一天，我在北巷门前街道 玩耍时，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被赵镇小学录取，（时年15岁）同时录取的还有赵和、月珍（女）二人。我当时十分高兴，这下就要到赵镇去上完小了，我家里父母亲也很支持。同时录取的他（她）俩家庭 经济条件好比较富裕，村里人都称“好过”，唯我家一贫如洗。学校离我家十华里，全是小道。九月初就去了学校，去时，只带了一个很薄的被子和一个褥子，没有床单。学校把我分到五年级甲班，因个儿高大，排坐在到数第二排。
也怪，前六个星期，每到星期六就秋雨绵绵，雨下个不停，没有雨鞋，步行回家，布鞋就湿透了，路上泥泞，很难行走。学校没有宿舍，学生住在赵镇南街一家商户大房里，里边是木板二楼，冬季褥子底下只铺了些麦草，头枕砖头，同学之间用砖隔挡着，半夜时候非常冷，往往被冻醒。一次我为了取暖，把砖用麦草火烧热，再包到被子里，放在脚下，结果砖把被子烧着了。每次去学校带一搪瓷缸、一包干辣面、盐，生活是每天三顿白开水泡馍，吃一口馍，蘸一次辣子和盐，我觉得十分好吃。学校也设有学生灶，但自己无钱搭不起灶。开饭时，灶上的馒头，白白的，香香的，越看越想吃。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牌上写的“炒三丝”，也不晓得是什么菜？我觉得很稀奇，以后才知道是用土豆和红、白萝卜切成丝炒成的菜。每次去学校时，我二姨(叔母）给我烙三个锅盔，用一白方布包袱背上去学校有时候拿三天的， 星期三下午回家再取一次，如果拿一个星期的，到星期四、五，馍就霉坏了，味道难闻很不好吃，必须及时凉晒。在赵镇街道北门口，每到晚间有一高个老头摆摊卖油茶，五分钱一碗，但我从来没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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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最深的是，同班同学张广云、张广纪（尧都人）学习非常用功，每天想早点到校学习，但校门房不到时间不开大门，不能进入，他两便早早偷偷从校门外东边一水冲窟窿钻入，点上煤油灯加班学习。使我十分感动佩服。一九五六年，学校才第一次通上了电，每个教室安装两个灯泡，晚上可以自习。
一次上课时，语文教师曹道德老师讲课前突然很认真地自言自语：“驴，驴，你瞎脾气，吃豌豆，放嗅屁”，我听后发愣咧，自己想，这是啥意思？过后才晓得，他和另一数学老师有矛盾，他在泄气，我想不通的是，在我们小学生面前无白的发牢骚有何作用？
后因我的学习成积可佳，一九五七年忙罢考上了初中—赵镇中学，这个学校是新建的，我是第一届学生。要边学习，还要边劳动，曾到距校五华里的吴村背砖建校，当届共两个班，我被分到六0级甲班，班址在校教导处后实验室的东边。因经济条件差， 仍然搭不起灶，靠背馍生活。班主任是李晓民（永寿人），语文老师是刘树成（汉中人），其他老师都记不清了。
一九五八年，学校组织进行民兵训练，我因成分好，是贫农，参加了民兵训练，我对枪、弹十分感兴趣，临训练结束时还进行了打靶实弹射击。学校有个文艺宣传队，排演了秦腔戏—《党的女儿》，饰剧中人李玉梅的是周桂芳（烟霞东周人），她的演技特别出色，声音洪亮，有韵有味。我扮演的是个反面角色——叛徒马甲辉，曾出台演出两场。
学校在这时候有了助学金，这是国家对穷孩子上不起学的资助，我因家庭太可怜，被评为一等助学金，每一个月给9元，也是领的钱最多的，由此，我还第一次刻了私章，领钱时在“领款人”栏进行加盖。校会计是魏德明老师，他非常细心、谨慎，他如果要给出找一分、二分硬币，最少在桌子上拌两下，他唯恐两个硬币粘在一起多发了，这在师生中广为流传。自从有了助学金以后，解决了我上学困难。你不要小看这9元钱，平时除正当开支外，我还赞钱买自行车呢。那年头，全民进行运动，学校也不例外，在操场北边垒了好多土炉子，炼钢铁，用的是矿石、废铁，搞得热火朝天，但也没炼出个啥名堂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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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秋收季节，根据上级通知安排，学校学生要到村、队支援三秋（秋收、秋播、秋管）。我班同学被分到北屯乡大阳村，其具体是搬玉米棒、挖玉米杆，吃饭全在农民家里。
到了一九六零年我又考上了高中，原在此校。也就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普遍生活困难，一日不如一日，生产队实行食堂化，我村二、六队是一个大灶，当时高调称：“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各家各户不做饭，到了吃饭时间，各户端一搪瓷脸盆到食堂，由管理员负责按各户人员多少用勺舀饭，以勺计数，管理员不需用笔写，直接用竹子棍棍蘸上红印泥在帐单上蹲圈圈，一个圈代表一碗饭。饭是稀粥，或者是稀面条，舀的饭往往不能顾及全家。吃饭是半肚饱，挨饥受饿没处说。到学校再也没有锅盔可拿，而是红薯和麸皮搅拌做的饼子馍。肖东我二姐看我实再可怜，便用瓷罐罐将米饭（小黄米）提到学校来，让我充饥。使我终生难忘，十分感激。一九六一年秋季，也就是我刚升高二第一学期，饿得面黄饥馊，实在无法继续上学，到校仅仅只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一我断然决定—停学，要不然有饿死的可能，我和家里任何人都没有商量，便持休学申请书到校教导处，经教导主任王好平老师同意，我背着铺盖，流着泪，十分痛心的离开了母校——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