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马哈听了一堂哲学课，坐在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中间。十八个人，三个白孩子，十五个黑孩子，这是奥马哈的一所贫民小学。两个老师坐在藏蓝色的地毯上，倚着墙，孩子们靠着他们俩围成一个极不规则的半圆。不规则是因为，只要在这教室里，在这附近，你可以随便坐在哪里，也可以不坐，站着，躺着，趴着，只要听讲和参与，你也可以站起来走两圈。旁边有课课桌椅，但坐在地上更自由，那就坐地上。
我和Y教授到时，课刚刚开始。老师用大签字笔在写字板上写下四个问题，正在统计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数。问题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你想搞清楚什么，你就问什么。问题如下：
1、什么是哲学？
2、大学像什么？
3、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
4、什么东西是有生命力的？
统计的结果是：第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孩子感兴趣；第二个问题九个孩子感兴趣；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五个孩子感兴趣。两个老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节课谈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大学像什么？也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跑题，只要和大学有关就行，说出你知道的一切，说出你好奇、迷惑和想知道的一切东西。
发言之前先举手。老师手里拿着红白两色各半的一只小皮球，你举手了，皮球抛给你，你接住了才可以发言。发言完毕，别的孩子举手，你可以选择把皮球传给你认为合适的同学，接到球的孩子再发言。你说完，球也传出去，如果突然意犹未尽，再举手要求发言权。有孩子急着要球，抱到手发现自己没想好要说啥，不好意思地抓抓脑袋，把球传出去，想起来时再要。一堂课，这一帮小孩叽叽喳喳，想什么说什么，皮球在老师和十八个孩子中间传来传去。经常会传丢，外围的孩子就站起来去追。我旁边的一个黑孩子老举手，总是拿不到球，累得趴在地上，一旦开始传球他就双手举起如投降状。我就代他举手，接到球递给了他。
发言五花八门。大学像个大城市。大学里什么都有，待在里面世界上哪儿都不用去了。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树多，长得还都好看。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操场大，篮球架也多，我要天天打篮球。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有图书馆，有很多书。念大学才能接受好教育，受了好教育才能找到好工作，工作能挣钱了，我就不用整天给我妈妈洗碗了。我爸爸现在天天干重活儿，就是因为没念过大学。我念好了书，我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爸爸要是念了大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喝酒了。我外婆说，只要我能考上好大学，就可以买好衣服穿了。念了大学，受了教育，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大学里出来，你就是个有知识的人，就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对，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有了知识，我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要学法律，告诉别人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我想去大学里看看，听说大学很好，我没看过。
老师问：“必须念大学才能接受教育吗？”
大家一起回答：“不是！”
“必须念大学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吗？”
“不是！”
“那好，为什么？我们继续说。”
又是一堆五花八门的理由，孩子们之间也开始相互争辩。因为记忆的差错，也因为有的孩子的英文发音我不能一下子把握，信息的记录一定有很多误差，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表述在我意料之外，不是道理讲得好，而是思考问题的角度，那个极其自由、烂漫的角度。有中正之言，更多的是偏僻、可爱、由衷的话。这样的哲学课离我的设想很远。哲学系的终身教授Y女士跟我说，她的两个助教在给二年级的孩子开哲学课，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么小的孩子能上什么哲学课？谁都知道哲学是门艰深抽象的学问，有一大堆规律、定理和假说。“哲学”两个字让我立马想起的是一张沟壑纵横的干瘪老脸，想到皓首穷经，想到无数人告诉过我，这个世界如何、这件事如何，你要如何如何做才行。
但在二年级的小学生这里，哲学不是知识，也不存在结论，没有圣旨和终审判决，而是一种思辩和寻找的过程：首先是自由的、充分的自我表达，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说自己的话；其次才是逐渐深入世界的方式。多少年里，我在理解哲学时，首先排除掉的就是“人”，几乎是先验地认为这是个没有“人味儿”的学科，只有榨干了血肉的抽象的道理和逻辑推论才堪“哲”。我喜欢它只在思辩的意义上，在思维游戏的意义上，其他时候我敬而远之、畏而远之。但是，这些年，希望你也与我同感：我分明感到思辩世界的过程中拖泥带水地夹杂了很多的个人因素，比如经验和情感；我总以为这和我搞文学有关，同时怀疑自己思考路径是否可靠——个人主义的出发点从来都是要被否定的。这是集体主义规训的诸多成果之一，个人不许跑到前头，要从骨子里头怀疑自我，包括切肤之思、之感。可是，那思、那感偏偏也发自内心，从我们的骨子里头流出来，所以这些年面对“哲学”两个字我一直在自己跟自己打架——其实也不仅仅对一个“哲学”。可能你也一样。
想一想，然后得自嘲地笑笑。年过而立，突然在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身上发现了另外一种“哲学”，如果这“哲学”不是唯一的“哲学”的话。多年来我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与“人”无关的结论和定理，总觉得要一把抓住那头的干巴巴的结果才算弄对了，原来不尽然，这一群孩子的带着鲜活体温的寻找和自我表达过程也很“哲学”。如果当年我们像这帮孩子那样通过如此方式进入“哲学”，对我们来说，这门板着脸的学问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世界又会意味着什么？
我为什么喜欢梵高
作为一个资深的油画门外汉，我喜欢梵高已经很久了。你让我专业地说说喜欢的原因，我说不明白，就是喜欢；那种焦灼、燃烧的动感让我心有戚戚，我觉得油画就该那样，不管隐忍还是蓬勃，生命的质感你得出来。所以，到荷兰，梵高博物馆是一定要看的。的确看了，那要另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荷兰的国立博物馆。
那一天和阿姆斯特丹往常一样，下了一阵雨天就晴了。其他楼在装修，国立博物馆只开放一栋楼，两层展室，不大，但对荷兰这样袖珍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规模可以理解。重要的是，馆里藏了不少好东西。除了梵高的一幅自画像，镇馆之宝是伦勃朗的那幅著名的《夜巡》。这是巨作，占了整整一面墙，十八个人在画上栩栩如生。这么大还是被裁剪之后的篇幅。当年该作进贡皇宫，不知道领导还是管家嫌大，一挥手，切掉了左边四十一厘米宽的画面。皇家总是财大气粗，反正好东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伦勃朗的也照样裁。旁边有幅原画的临摹之作，对比后你会发现，大师的东西果然不是俗人可以随便乱动的，我这个外行都看出来，剪辑后的画面在平衡感和对称性上，跟原作差了一大截子，重心不稳。两层楼上下仔细瞻仰了一遍，该馆的副馆长问我，喜欢《夜巡》吗？我说：更喜欢伦勃朗的另一幅，《犹太新娘》。他想知道原因，我的理由是：眼神好，还有一块油彩凸出来了。副馆长笑了。
可能馆长同志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观众。没办法，让我心动的的确就是画里一男一女的眼神，还有男人胳膊上贸然凸出来的凄厉的油彩。那眼神是一个人的心思在动，有活的东西在；而那一小堆油彩色块，纯属非法之举，在十七世纪（乃至十九世纪）及前的油画里，很少人如此泼辣地原生态，胆敢将油彩涂上去不收拾好——装修工人都知道涂料上了墙，要摊平、抹匀，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前伦勃朗时代的油画好像都镜子般地光滑。这正是我不喜欢的，那种看上去酷似印刷出来的平滑、安详的效果让我觉得是赝品。那些画很贵族，颜色和画面繁华富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肖像画和风景画，适合挂在豪华的客厅迎接贵客：衣物精致细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但人物就是眼大无神，表情就是无限接近空白，所有人长得像一家人，干什么都充满了仪式感，无比端庄（端得很好，装得很像）；就连风经过山野和树梢，也少了自然之气，如同统一从庙堂上吹来的，也很端庄。
过于端庄有虚伪之嫌，所以我不喜欢那些平滑安详的贵族式油画。副馆长说，馆藏的十七世纪画中也不全都端庄、贵族，也有很民间和质感的，不过没展出。且说这《犹太新娘》，副馆长的小眼睛在圆形镜片后一笑，夸赞我跟梵高一样有眼光，梵高当年就激赏此画。一八八五年，荷兰国立博物馆刚刚开馆，胡子拉碴的瘦梵高来了，盯着这幅画就不撒眼，恨不能吃下去。据传，梵高语录是这样的：能坐住了在这里看此画两周，宁愿早死十年。作于一六五二年左右的《犹太新娘》对梵高意义重大，具体重大到啥样，我没去查资料，会不会就重大在画中身份模糊的男人胳膊上的那一小块凌乱堆积的油彩呢？如果重大在这里，我就赧颜与梵高一样有眼光一回。反正我们知道，梵高是个穷鬼，但在十九世纪的画家中他出手又别样的阔绰，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大的油彩浪费者，画画跟蹩脚的泥瓦匠抹墙一样，一点都不懂得节制。他把一幅画弄得像航拍的地形图，每一块地方都凸凹不平。
对，我喜欢的恰恰就是这个凸凹不平，不贵族，不端庄，不安详，仿佛暴起来、扭开去的神经。它让我觉得画上的男人立马活了起来，跟着整幅画也有了生命和温度。它有了生命感。在所有人、所有画都完美到了失去生命感的时候，伦勃朗出其不意地放大了缺陷，画上的男人因此成了那个男人自己，伦勃朗因此和无数的画家区别了开来，梵高因此站在这幅画前留连不舍，说：早死十年也值。
很多年里我都在想，梵高为什么如此笔墨铺张，像用不要钱的泥巴一样用颜料，他使用条状和块状的笔墨语言，他胆敢如此！在《犹太新娘》跟前，我恍然大悟，谨慎的伦勃朗只是在胳膊上冒了一小下险，到了梵高那里，他让星星之火燎原。他有比伦勃朗更澎湃、粗粝和喧嚣的激情需要呈现出来，他要扭曲、愤怒，他要燃烧，让画布上一个变形的世界丘壑纵横，惟其，才逼近他这个人。事实上，正是从一八八五年起，梵高的画成了梵高之为梵高的见证。这叫修辞立其诚。
我的三十岁
二十岁时想三十岁，那真叫遥想，觉得时光浩渺，一切都来得及。给根足够长的杠杆，我真能把地球撬起来。现在三十岁过了，连根杆儿都没摸到。但二十岁时的确真诚地认为三十岁是个小儿科，一切将水到渠成，上帝把所有好东西都放在二十九岁的路头上等着，你要做的就是走到那儿，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我怀疑到了四十开外，回头看三十岁，可能也同感：三十岁其实也小儿科；甚至会奇怪，就那么一点儿破事，当初竟然没能搞定，你为此惭愧。这两头的想法你都不能说它错，很可能到了奔五的年龄，我也好了疮疤忘了疼地这么想，但是眼下，正值而立的现场，我得说，这个年龄不好过。很可能此生最难过的就是这一段。
一说日子难过就像在哭穷和诉苦。我不喜欢，但也不觉得哭穷和诉苦就是什么大毛病，没穷谁愿意哭？没苦谁想诉？如果日子真不好过，哭诉一下有益身心健康，都不容易。尤其这个年龄，“成家立业”。我经常想，老祖宗的智慧其实很残酷，就这么一个成语，成了无数后来者的行动准则和考核标准。据我所知，一到这个岁数很多人就焦虑，不是因为年华逝水，不是因为出现了皱纹和一两根白头发，而是担心达不了标。成和立，不容你赖赖巴巴、磨磨蹭蹭。
我念书念到二十七岁，如果接着往下读，三十岁时还将坐在教室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很难说是“立业”。到了三十岁还不能挣点钱孝敬父母补贴家用，反倒还得继续“啃老”，反正我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当然，你可以说，念完都博士了，还怕立不了业？真不好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没准还没有本科生值钱。我同学本科毕业后，上海某中学追着要他，他不去，要念研究生，念完了，发现所有的坑都蹲满了，他想再去那中学，人家不要了。业之难立，固然在于把一个业正大堂皇地立起来不容易，还在于，就像我那同学一样，有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一不小心就蹉跎了。
业再难立，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事，本钱过硬，使使劲也就站起来了。成家事关两人，不能含糊。“家”是“豕”字上加个宝盖，相当于说，养头猪也得要个圈，总得有个屋顶吧。我敢肯定，这个屋顶对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年轻人都是个灾难。鉴于它是全民之痛，这个穷我就不替同龄人哭了，这个苦我也不代他们诉了。我只说我自己。在三十岁这一年，我买了房子，使用面积只有五十平米，首付之外，还背了八十万的各种类型的公债和私债。没事的时候我会在房间里转悠，一个人纳闷，这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小房子，究竟用的什么材料，竟然卖出了这个价？
——这还是过去的价，现在，每平米又长了两万。要不是因为成家还得让老婆住，我真想把它租出去，看别人每月如何大把大把地向我递钱。
单就成家立业一条，二十岁时就把“而立”想简单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成家立业也许没这么难——不是说他们头脑好使、挣钱容易，立业和生存都不成问题，而是说，他们更大的困境不在于此，而在自身的精神疑难。起码在我是这样。
三十岁开始，我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迷魂阵，很多问题想不清楚。
过去的很多年里，待在学校，读书读得眼睛和脑子都直了，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往简洁、纯粹和美好里想；出了校门一抬头，世界变了。这个变化固然突兀，但我成竹在胸，以为靠那点年轻的理论、率直和豪情就可以见招拆招，一一化解它们于无形。的确，那几年我就是这么干的，我相信一切皆可以往圆满的方向走，这个世界很快就能变回去，一切都将重归于清澈和条分缕析。我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对抗，从来都是反省自己能力不济，从来都是确信世界最终是平的。但是，到了三十岁这一年，我绝望地发现，世界崎岖不平。我既接受了这个大家挂在嘴上的结论，又心有不甘；我想我也许能够理解这其中的逻辑，但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想清楚，我还希望看见一个坦荡如砥的世界。
这“世界”是大的世界，也是小的世界，在我们脚下、头顶，也在我们身边和内心，所以，使用这个宏大的词并不表明我多高深。它只涉及我们看待世界和人的眼光，涉及责任、义务、理想、担当和欲望，关乎婚姻、家庭、事业、身份和人际关系。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看法上摇摆和不知所措时，我就会想，如果我现在已然奔五，或者七老八十了，我会怎么看。可能风轻云淡、视若等闲，也可能老而弥坚愈发激愤，但我想，那时候总会都想通了吧——知其如其所知，或者知其如其所知其不知。心无挂碍。但人不能跳出自己，适逢而立，我还得说，这段日子不好过，既在生存之意义上，也在存在之意义上。
高考后遗症
前些天又被数学试卷吓醒了。梦见考数学，前所未有的简单，我在梦里想，总算把数学给补上来了，然后头一回在数学考场上放松下来，睡着了。等醒来，已经快交卷，我作最后检查一遍，突然发现试卷还有反面：空空荡荡，白得恐怖，我只做了一半！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答题卡。做题目根本不可能，巨无霸全在反面，每一题都可能耗掉我一辈子的时间。能得一分算一分，我决定涂答题卡，但是那答题卡的排兵布阵空前地深奥，我总是找不对顺序，涂一个错一个。和之前的无数次一样，我的身体在梦里发生了地震，我慌得胳膊不是胳膊手不是手，2B铅笔总也拿不稳，笔尖落不到纸上。世界乱了，我绝望地醒了。我发现自己在床上，夜色蓝黑，没有试卷、答题卡和监考老师，中关村大街上彻夜不息的车声提醒我现在已经是十五年后。我再次有了得救和再生之感，对时间充满感激，然后睁着眼扳手指头算，哦，再过几天要高考了。
我的高考在十五年前，此后再没摸过数学试卷，但是每年，我都会在梦里走进考场，从来都是考数学，从来都是答不完题，从来都是在惊恐里醒过来。搞不清楚为什么。我数学的确不好，念书时我就将此科视为灾难，但这世上可怕的事情数不胜数，而且历时已久，我逃不过的为什么偏偏就是这张纸呢。有一回见了个心理医生朋友，聊我们畸形的教育，我顺嘴说到这个持之以恒的恶梦。该朋友说，可怜的孩子，看被高考坑的，要不给你疏导一下？我回绝了。不仅仅因为我有点讳疾忌医；也不仅仅因为这么一说，让我觉得自己很不健康；还因为，我想留着这恶梦，让它每年提醒我那么一两次：自由的必要与来之不易。
这么说好像很矫情。如果几年前我遇到那心理医生，我会迫不及待地被疏导，但现在我不愿意。高考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依然在不停地考试，念大学和研究生，取得各种需要的资格和证书。在中国，如果你没有天赋异禀和歪门邪道，这是唯一算得上公平的实现自我的方式；但在实现的同时，你也在一步步地被某种东西所框范，比如所谓的体制、主流和走在康庄大道上的滚滚人流，你进入得越深，受制于它就越重——不仅是生活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和精神上：你会发现，靠不着一个庞然大物你就会失重；离开了大队人马你就惊慌失措；在无人之境你开始不会思考；没有路的地方你不敢随便迈步。你怕错，怕脱离和出局，怕被最先灭掉，怕别人都有的你最终不能得到；你得亦步亦趋，跟上体制、主流和潮水般的行人，然后变成了他们，直到我们看不见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消失的时候他是否会恐惧，反正我恐惧，尤其在我决定认真吃好文学这碗饭以后，我害怕自己消失，我希望自己能够和所有人区别开来，有可供腾挪与创造的自由，能够背离所有人和事独立思考，往任何需要的地方伸出脚，向前走。
也因此，我更加厌烦考试，尽最大能力拒绝可能的考试，一旦不能拒绝，试前试后我都在忍不住厌恶和痛恨自己。它让我想到一枚钉子不得不飞向巨大的磁铁，从此，钉子没了，只剩下铁。高考之后至少有十年，先是七月，再是六月，举世瞩目的那几天，我都会和考生一起紧张。尽管八竿子打不着，还是不由人。时光消磨，那几天我不再紧张，但每年总是梦见答不完的数学卷。周公解梦上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的理解是，继续梦见进考场，说明我仍有巨大“钉子成铁”的焦虑，磁铁的阴影还在潜伏；如果哪一天我真能无视了磁铁，钉子就是钉子，我的梦里就不会再出现一张答不完的数学试卷了。所以现在，我还需要那张试卷，需要它反面空白得让我握笔的手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