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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加华裔琵琶、古筝演奏家刘芳访谈录:喜欢古筝的西人大有人在:

2020-11-25 20:30:34


(注)本文是在原《訪談錄》的基礎上,於2006年由劉芳將回答部分進一步補充修改整理而成

刘芳,六岁开始学习琵琶,师从琵琶演奏家、 作曲家曾庆蓉女士。九岁时首次公演,并开始在各种青少年琵琶比赛中不断获奖, 同时也多次参加同各种文艺团体合作的演出活动,被喻为 "鲜花和掌声中长大" 1985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中国时,十一岁的刘芳曾为女王陛下演奏琵琶。 刘芳多次获得云南省少年乐器比赛一等奖,并于1988年获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比赛二等奖(琵琶组一等奖)。 一年后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学习琵琶和古筝。1993年自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昆明, 在市歌舞团担任独奏演员。

蘅娘:请谈谈您的个人经历:

刘芳:我从上音毕业后回到昆明,在市歌舞团当独奏演员。虽说是独奏演员,但实际上是很不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舞蹈演员换衣服的时候演奏一俩首琵琶曲而已。我从小到大对名利并不看重。因此那样的演奏生活也无所谓。但我很喜欢我的学生。出国前我有就有四十多个学生。有几个学生天分很高,我对他们要求也很严,每次回课看到他们的进步我都心里很高兴。很可惜我在昆明不到俩年就出国了,不能继续指导他们。因为我的先生在加拿大找到了工作,我就跟他一起移居到蒙特利尔市。

我开始也没想过要完全走演奏的道路。只是偶尔有一些演出机会。但当地人对音乐的热情让我很感动。而且这里的音乐厅非常安静,很正规。我非常喜欢在这种环境下演奏。而且我还得到我先生的大力支持。他是科学家,但非常热爱音乐,特便是西方古典音乐。他在德国柏林和汉堡住过七年,听过很多现场音乐会,还收集了三百来张音乐光盘。他也很喜欢我弹琴。后来他看到不少洋人很喜欢我的音乐,他就鼓励我继续搞音乐。四年前他干脆放弃自己的专业改我当经理人。他为人热情外向(与我正好相反),而且他的英,德,法语都很流利,已完全地融入西人社会。很适合这一职业。自从他开始为我工作,每年的演出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这是在我出国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我对我目前的状况很满意,非常喜欢这里的音乐环境。而且还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国家和音乐传统的音乐家合作演出。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相信其他出国的音乐家与我有类似的看法。同时我也很想念国内,毕竟那是我们的根。无论演出有多忙,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去几个星期,好好地休息一下。

蘅娘:你每年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都非常受欢迎,你的独奏音乐会通常会有哪些曲目?最受欢迎的曲目是哪些?


刘芳:我的独奏音乐会以传统琵琶曲为主,如《飞花点翠》、《霸王卸甲》、《十面埋伏》、《浔阳月夜》、《塞上曲》等。近代和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刘天华的《虚籁》、《歌舞引》和《改进操》;华彦钧的《大浪淘沙》;王惠然的《彝族舞曲》;林石城的《龙船》;朱毅文博的《春雨》;杨洁明的《新翻羽调绿腰》;吴俊生《火把节之夜》;曾庆蓉的《红河夜景》;王范地的《送你一支玫瑰花》和《天山之春》等。古筝曲《汉宫秋月》、《广陵散》、赵登山的《铁马吟》、范上娥的《雪山春晓》这些曲目都很受欢迎。

蘅娘:就你的演出情况来看,琵琶和古筝,哪一种更受欢迎?为什么?


刘芳:有关古筝在西方的国家的情况。在美国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你可从网上查看。但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程度似乎不及琵琶。后者贡献最大的要数定居在美国的琵琶演奏家吴蛮。特别是他与大提琴大师马友友的合作,使很多西方人了解到了琵琶。其次还有著名作曲家谭盾,周龙等为琵琶和乐队作了曲。还有西人作曲家如国际知名的作曲家加拿大著名作曲家穆雷﹒法尔(R. Murray Schafer)和梅莉萨﹒蕙(Melissa Hui)也为琵琶与乐队作了曲。这些无疑为推动琵琶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古筝好像不如琵琶活跃,但并不等于人们喜欢古筝的程度不及琵琶。恰恰相反,喜欢古筝的西人大有人在。我的主要乐器是琵琶,古筝是我的第二专业。就拿我的独奏音乐会来讲,一场音乐会上下场约九十分钟,分上下半场,古筝曲目最多只能占三分之一。上半场全部都是琵琶。下半场以古筝开始,琵琶结束。听众中喜欢琵琶和古筝的人都有。看哪一种乐器更受欢迎要看音乐会后琵琶和古筝唱盘的销售量。因为我只有琵琶专辑,很难看出哪一种乐器更受欢迎。可以肯定的是:但是每一场结束后都有众问我有无古筝专辑,无一场例外!他们告诉我非常喜欢古筝的音色和独特的韵味(他们的原话是“中国味”,悠扬细腻[graceful and delicate])。希望国内外的古筝演奏家努力在西方国家多举办古筝传统音乐独奏演奏会。相信有一天古筝会走遍世界各地,并为更多的中外人士喜爱。


我的学生不多,因为我经常不在家,不能定时上课。在我的学生中,学古筝者明显比学琵琶的人多。多数因为琵琶入门较难。


蘅娘:国外听众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认识?他们眼中的最能代表中国的乐器有哪些?


刘芳:国外听众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认识总的来讲还是很有限,甚至有误解。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对中国音乐的印象来自电影电视音乐或在公共场合下(如饭店)听到的流行音乐,而没有机会听到真正的传统古典乐曲。但一部分听众对中国传统音乐很热爱,而且他们的欣赏水平很高。西方听众都很有个性,一般不会“人云亦云”。如果他们说喜欢什么, 都是发自内心的。一般来讲,高水平的音乐都会有人喜欢,并不限于那种乐器。因而他们会说喜欢某某人演奏的某某乐器。笼统地来讲,他们多喜欢有传统韵味的音乐,特别是古琴音乐。他们眼中的最能代表中国的乐器大概就是古琴了。他们也很喜欢琵琶和古筝,还有二胡。


蘅娘:能否比较一下中西乐器的异同?能否介绍一下西洋的竖琴,它与中国的箜篌的异同?古筝转调不方便,对此你怎么看?


刘芳:中国乐器(这里主要指弦乐器)适合独奏, 而且其独特的韵味不易在合奏中显现出来。中国传统乐器的局限, 正是它的特点所在。无论古琴,古筝,还是琵琶, 只要演奏者的乐感很好,技艺出色,开一场独奏音乐会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很少见到西洋的竖琴的独奏音乐会。竖琴在乐队里很重要,但多数为伴奏用的。


箜篌结合竖琴和古筝的特点,无疑可胜任独奏。但在传统韵味上能否赶上古筝,还很难说。传统韵味主要靠左手的推拉揉按等技巧。由于箜篌的造型特点,其左手推拉不及琵琶方便,揉按又不及古筝。因而韵味的表现力相对稍差一些。然而她的音色很漂亮,加之弦的数目多,转调也方便,我认为将来可能会发展为与其他民乐器合作的的主要乐器之一,在这方面的潜力应该比扬琴大。


在中国音乐史上,大凡不能独奏的乐器多半会被淘汰。箜篌的失传大概与此有关。目前的情形与历史上不同了。合奏的音乐市场越来越大,正是箜篌用武之地。可以想象,箜篌与箫笛二胡琴乃至琵琶的二重奏获三重奏一定很有味道。可惜为她作曲并不多。以箜篌绝对优美的音色和他丰富的和弦与扬琴比较,在历史上的失传或被淘汰轮到扬琴也不该轮到箜篌。箜篌的重生,一定会在将来的民乐舞台上大方光彩。


古筝转调不方便,这大大地限制了演出机会。因为西方正规的古典音乐会是不兴在台上当着观众调音的。因此要开古筝独奏音乐会,至少要带俩台古筝。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看,让我带着俩台古筝到处飞,每年开上百场音乐会是不大可能的。琵琶要容易的多,我甚至可以带到飞机上而不必托运。


提到中西乐器的异同我不得不说一说我们的乐器制造方面的问题。记得在法国有一位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提到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问我在开演奏会时最担心的是什么。当我告诉他最担心的是我的琴出毛病时,他感到不可思议。琵琶有俩千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其制作工艺仍然与国外乐器如吉他或提琴无法相比。当有音乐家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小提琴是某某大师制作的,或他的吉他是在某某大师那里定做的,我很羡慕他们。我希望我也能告诉他们我的琵琶是某某大师制作的。我出国时带了俩把琵琶,不出半年,俩把全部开裂。后来又回国另外买了俩把,也慢慢地音质变得很差,只能用来练练手指而已。而且经常跑调或弦没法调准。特便是与西洋乐队或弦乐四重奏合作,我的琵琶真是让我吃尽苦头。俩年前托熟人花了俩千美金买到了一把较好的琵琶,但到目前来看,但仍不是十分满意。其次买到的琵琶弦多半都是不准的。要试好几根才能挑出一根好的。如此等等。


在琴的问题上,最幸运的是弹古琴者,不管多贵,准还是能买到一把好琴。最不幸的是弹琵琶者,无论出多高的价,好琴无处寻。 对于演奏者来说,高档琴并不仅仅在于用料是否考究, 是否用贵重木料,是否用象牙乃或加上宝石等等, 对于收藏家也许很重要,但对于做演奏的人,音准和音色才是最关心的。也就是说,制造工艺的科学化和艺术化。人人都知道第一流的演奏家是艺术家,但实际上,第一流制琴大师也是艺术家。作一个一流的艺术家除天分外必须具备俩个条件:其一,他必须热爱他的艺术,全身心地投入;其二,他必须有科学合理的方法。我参观过世界上最著名的位于法国Mirecourt城的小提琴制作工厂,同时也是学校。那里有好几位教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制琴师傅同时也是教授,这在国内好像没听说过。不仅如此,当地政府以及公众以这个学校为荣。进入这个城市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很大的小提琴雕塑。制琴师傅所受到的礼遇与演奏家没什么俩样。其待遇为教授。在西方教授律师和医生同属社会上层。而我们的制琴师傅能得到如何地待遇呢?难怪学做乐器的人不多。我认为我们的社会艺术太不重视了。

蘅娘:2003年7月份的音乐会中,你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进行了即兴演奏,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可以吗?


刘芳:我的独奏音乐会,无论是独奏或是与小乐队或交响乐队合作,一般都在室内音乐厅里。只有每年的七月份为例外,因为大多数音乐节都在六到八月份在户外露天剧场举行或在公园里搭起的舞台上。每个音乐节都邀请许多不同民族和不同风格的演奏家和小乐队参加。观众人数少则几百,多则上万。


就音乐会来讲,我更喜欢室内音乐厅的音乐会,不喜欢用麦克风。而音乐节多数在户外,不用麦克风是不可能的。然而由于如上形式的合作,我还是很喜欢参加每年夏季的音乐节。同时音乐节的听众远远地超过了室内音乐会的,其宣传量是后者无法相比的。


这种音乐节很有意义,一方面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轻松愉快地欣赏不同民族和不同风格的音乐的场所,同时也为音乐家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开阔眼界的机会。特别是音乐节有意安排了所谓“音乐研讨会 (workshop)”,把以前从未合作过的(甚至是从未见过面的)音乐家安排在同一舞台上,当着观众即兴合作演出。


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多数情况是由一位音乐家出一个主题,给出音阶或一段主旋律和节奏,然后在这个框架里即兴发挥:先由一位独奏,其他人伴奏;接着另一位独奏,其他人伴奏。所有过程都没有事先商定,音乐家必须根据音乐的进行即兴发挥自己的长处为音乐服务。


这样的即兴合作非常有意思,同时又充满了挑战性。被邀请参加这种活动的音乐家的个人技巧和水平都很高,而这样的即兴合作演出最能反映音乐家的修养和水平。如果有人故意卖弄技巧来达到“技压群雄”的目的,那一定导致相反的结果。过分小心谨慎则和不起来。因此大家都努力做到在为音乐服务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与来自印度,阿拉伯国家,日本,越南以及不少西方音乐家合作演出。今年7月份在加拿大五个城市的音乐节上与另外俩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演出,其中一位是加拿大著名的德裔小提琴演奏家奥利沃-希洛尔,另一位是出生于伊朗的打击乐高手孜亚-塔巴斯亚。在音乐研讨会上还与来自英国,法国,土耳其的音乐家合作过。


蘅娘:中国的民族乐器几乎每一样都可以胜任独奏的角色,而对于民乐的合奏,你的看法是?


刘芳:民乐的合奏是一个趋势,因为多种乐器在一起如果配合巧妙而完美,其魅力是可想而知的。但要达到西洋乐队的水平,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乐器;其二:作品;其三:人。


民乐的合奏如果只是此起彼伏的独奏或大齐奏,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民乐的合奏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丰富的和弦和对位。这就要求:


乐器要非常规范化,能在一起合作,相互补充,创造奇迹。特别要注重拉弦乐器的发展。


想到拉弦乐器,人们马上就想到二胡。但二胡很难胜任乐队拉弦乐器的角色。因为二胡按弦手指是悬在空中,要求几十位琴手同拉一个长音,或装饰滑音,很难做从音色到弓法绝对和协和统一。弓法不统一,也影响视觉效果。这一点,只要听一场西洋一流的交响乐队就会明白,无论是最轻柔的乐段,还是最强烈的部分,整个乐队奏出的音如同出自同一位演奏家。弦乐部分弓法非常整齐统一;


其次,乐队里的弹拨乐器不应该太多。两个琵琶已经显得“手指太多”, 在一起合作已经比较难,把二三十把个琵琶搬上舞台,那就是对听众耳朵的折磨。其他弹拨乐器也一样。比如古筝,他的韵味是靠左手做出来的。左手按弦每个人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因此几台古筝同时演奏同一个音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民乐的合奏的关键在于发展拉弦乐器和吹奏乐器。而弹拨乐器应以三到五人组成的小型室内乐最好,小有小的好处。越小越有利于表现我国传统古典音乐的韵味。而大型乐队方面,能表现中国特色的几乎只剩下中国乐器的特有音色和曲调,而牺牲了传统韵味方面的一些特质。


谈到作品,无论是交响乐,协奏曲,还是小型室内乐曲,在西方是多不胜数。相比之下在国内为民乐队作的曲子实在少的可怜,常常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名曲改编”。原创作品也有,但不知何故,上演的频率不如所谓“名曲改编”多。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原创作品不能经常上演,导致作曲家创作的积极性不高,因而原创作品就不多。同时,原创作品不能经常上演也导致了公众对作曲家和他的作品了解不多,进而导致作曲家不能得到应有的待遇;


其次,国内作曲家往往得不到赞助。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因不能得到社会充分的关注和很好的经济赞助而没有条件自由自在地搞创作。等到年老时,作曲条件相对提高了,但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要知道作一首交响曲要费多大的心力。在西方国家每年有大量的资金供申请赞助作曲家创作。而且还有不少私人赞助。一个作曲家只要做出一俩首上乘的乐曲,就会不断地有个人或团体聘请他作曲。协奏曲如此,独奏曲也如此。


就国内的琵琶作曲家来说,比如说王惠然的《彝族舞曲》已经成为琵琶的经典作品。再比如说吴俊生的《火把节之夜》,朱毅与文博的《春雨》以及杨洁明的《新翻羽调绿腰》等等都是很美的作品。在他们发表这样的作品后,就应该由有关团体聘请他们作更多的曲子。这样的作曲家一生只作一俩首曲子,太可惜了。


我和闵惠芬曾在多伦多演奏过顾冠仁的二胡琵琶二重奏《绣荷包》,那的确是一流的作品。相信国内还有其他的优秀作曲家,由于信息通道闭塞,我对他们的作品不了解。像这样的优秀作曲家,如果有很好的赞助,我相信他们每年都会有新作品问世。


刚才提到信息通道闭塞,是因为国内对作曲家及他们的作品选传很不够。出版的乐谱上虽然写了作曲家的名字,但没有任何作曲家介绍,更不知他们还作了哪些曲子。有的官方网站上介绍的也多是已故的和已成名的作曲家。对中青年作曲家根本不提,更不用说介绍他们的作品了。在西方国家里,往往是作曲家的曲子还没有完成,消息已是满天飞了,以至乐队和听众都期待着首演。


造成这种差异有多方面的原因。以上只谈到了社会原因,作曲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我们的作曲家不会推销自己。多数作曲家还保留着传统文人的气质,大概不会主动去推销自己的作品。其二是我们的作曲家不懂的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后者更要命。在西方无论你开多高的价,作曲家绝对不会将其作品的版权和演奏权交给任何其他人。如果某演奏家或演出团体出资聘请某作曲家作一首曲子,该演奏家或演出团体所得到的是首演权而已。再有就是在出版的乐谱上记载上由谁赞助和由谁首演的。首演后,乐曲一般会由某家出版商出版。任何感兴趣的演奏家或演出团体都可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上演。作曲家和出版商都乐得有上演机会,而且越多越开心。一方面是对作曲家的宣传和对他作品的价值的肯定,当然上演越多,越说明曲子做得好;另一方面每场演出作曲家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而且根本无需作曲家亲自出面,出版的作品都是注册了的,自有有关协会帮他们收银子。作曲家到年底就会受到一张支票,其面额与演出的场次有关。但它的意义远不到此为止。最关键的是,作曲家作品的频频上演会给他带来更多更大的合约。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世界著名的华人作曲家谭盾就是完完全全地处在这是一良性循环中。


我希望打开与国内作品的信息信道。希望有出版商和经理人为国内作曲家作宣传。谭盾已成为华人的骄傲,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的作品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但他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到后来又有很棒的经理公司和出版商使他完全摆脱俗务,全身心致力于创作,这样他的事业完完全全地处在这是一良性循环中,青云直上。希望国内有关部门关注和重视中青年作曲家的事业发展。今天好的创作就是明天的传统音乐。


遗憾的是,国内作曲家的新作品多半被聘请他们作曲的团体或个人垄断了。前不久我得知一位作曲家的新作,很有兴趣。想在西方国家上演他的作品。我满以为他会很高兴。然而我得到的答复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他告诉我,那个曲子是为某某演奏家作的。他与该演奏家有约在先: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首演都要由这位演奏家推出,然而才可由别人上演。想一想世界有多大,有多少城市。由一位演奏家要多少年才能跑完?何况这位演奏家未必就能有那么多演出合同。任凭是多么好的条件,西方的作曲家是决不会同意这样的作曲合同的。因为这将大大地限制了作品的上演频率。


我在这里与乐队或弦乐四重奏合作的音乐会上演最多的是居住在美国的作曲家谭盾和周龙以及洋人作曲家的作品。


无论发展西洋乐队或民乐队或二者的结合,第三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人。


首先是听众,因为真正创造音乐艺术的是听众。没有听众,演奏家就的不到支持和共鸣,因而不能存在;没有演奏家,作曲家也不会产生,乐队也不可能出现,指挥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样的听众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音乐家。没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听众,决不会产生高水平的乐队。假如面对世界一流的队对和指挥的演奏,下边的听众边听边说,还要吃零嘴,那么外来的指挥家就只能愤怒地说他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了”。相反,如果听众很会欣赏音乐,对乐队就是一种莫大的挑战,这是一种很刺激很愉快的挑战。指挥和乐队必需平时精益求精地排练准备。可以说是这种挑战促进了乐队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下边的听众乱哄哄,那乐队如何演奏也就无所谓了。久而久之,其结果可想而知。对于独奏演奏家也如此。因此说“什么样的听众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音乐家”是一点都不过分。好在目前国内经济条件改善,思想开放,喜欢各种各样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期望听众的欣赏水平会不断提高,为将来创造健康良好的发展音乐艺术的环境。


但国内目前的音乐教育的情况,可能要等很久才能有良好的发展音乐艺术的环境。假如国内凡超过二百万人口的城市都至少有一所音乐学院,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大众音乐鉴赏力的提高是需要一大批职业演奏家和业余爱好者带动的. 前者更懂得如何欣赏音乐,并介绍给更多的听众.听众能从音乐中得到精神享受,他们才会去听音乐会。有了听众才有市场, 有了市场才能生存, 有生存才能发展, 有发展才会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也才会有更多的演奏家. 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在西方所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不设音乐学院的。而且他们的在校生的数量往往都超过了国内最大的音乐学院。


国内音乐学院太少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首先是有不少音乐天赋很高的孩子,由于没有很好的启蒙老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音乐学院大门“望洋兴叹”。而费了就牛二虎的力气“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考上音乐学院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有点心理扭曲。其表现之一是不能平静地欣赏同行的优点,常常是互相不服气,给合作造成一定的困难。其次,因为他们都是各地的尖子学生,个人水平大都很高,几乎每人都有资格当独奏演员。这给乐队指挥造成一定的麻烦。在乐队里演奏员是不能有自己的。乐队像一台大机器,乐队里演奏员是那台机器的一个小部件。乐队的灵魂是指挥。所有的人都要围绕着指挥为音乐服务。而独奏演员是要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的。


去年我到日本东京演出,为我录音的是一位很著名的录音师。音乐会后我们一起上饭馆吃饭闲聊。他讲到曾经到国内与某乐队合作录音的情形。他很感叹乐手们高超的个人技艺。但当音乐进行到激烈的乐段是,指挥棒似乎不灵了,乐手们如“万马奔腾”,早已超出了音乐的要求。当然,他讲的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如果国内的音乐市场很大,职业音乐家很多,那么希望当独奏演员就去当独奏演员。自然有不少音乐家心甘情愿地当乐队演奏员。

蘅娘:你对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洋交响乐队的看法?


刘芳:西洋音乐发展到今天,其最辉煌的成就大概就数交响乐了。民族管弦乐队吸收了不少西洋交响乐的思想。其优点和不足前面也提到过。我的看法是乐器需要继续改进,要鼓励作曲家“量体裁衣”为民族管弦乐队多作曲。总的来讲,民族管弦乐队我认为不宜一味求大。小而精更好些。


在回答你的提问中,涉及到许多中西对比的地方是基于我出国前的观测和了解。虽然回去过几次,但多在家呆着休息。而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也许情况已有所不同。故在此说明。然而信息闭塞是最大的问题。要想了解国内民乐的动向,特别是作曲家, 包括年轻一代作曲家的发着动向,非常困难。官方网站多介绍已故的或老一辈成名的作曲家。对年轻一代没有什么介绍。好像没有“盖棺”而不能“定论”一样。其实没有必要定论,只要实事求是地介绍他们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就可以了。


蘅娘:用中国的民族乐器与西洋的交响乐队合作,感觉如何?


刘芳:感觉很好。这种感觉是独奏音乐会不一样的。很激动,很有挑战性,很紧张,也很愉快。总之我非常喜欢与西洋乐队合作。其实无论与个人合作还是与乐队合作,都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交流活动,乐手需要了解乐队(特别是指挥)的风格和特点,可以从指挥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乐队指挥也对独奏演员的特点很敏感,他们有意邀请风格不同的独奏演员合作,在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大家都有新奇感。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热烈气氛。这对所有人,包括听众都是可喜可贵的经历。因而乐队每年不惜重金邀请风格各异的独奏演员,甚至邀请其他乐队的指挥。对于一流乐队来讲,他们不断有这样的交流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乐队适应能力和乐队水平的提高。如果一个乐队永远面对同一指挥,与同一独奏演员合,那是可怕的。这意味着“封闭”而必然导致“落后”。对于听众来说,永远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听到的是同一演奏家的演奏,那是可怕的。在国外,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某某演奏家”是某某乐队指定的独奏演员。所有的独奏演员都是自由职业独奏音乐家(freelance soloist).如果一个职业独奏音乐家被哪个乐队“养起来”,那是可怕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蘅娘:国内媒体常常报道某某民乐团出国在维也纳或者哪里哪里演出,“盛况空前”、“大受欢迎”等等等等,也有报道说那种繁荣泡沫太多,说上座率是因为送票……你在国外,你看到的是什么?


刘芳:演出期间我没在维也纳,因而不知道当地的情况。不过就我的经验,如果是维也纳出资主办的音乐会,一般不会送票。西方是很讲究效益的社会,他们衡量成功与否,收支平衡情况是标准之一。如果是有人出资维也纳主办的音乐会,那就有可能送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收支平衡情况不是他们考虑的对象,听众的多寡才是重要的。无论如何,这种大型的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演奏家都是国内一流的,我想“盛况空前”、“大受欢迎”是不会有错的。但要想确认也不难:看当地的报纸有无评论。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是公正的。记者要保住饭碗,它只能讲真话。他们认为好的,或不好的,都会如实写。其褒奖也不会有保留,批评也决不客气。绝对不可能说给记者塞一个《红包》,让他写一些好评论。他们也不在乎你是否有什么背景,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毫不含糊。因此,相对来讲,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有竞争,但是公平的。这样的大型音乐会应该有报纸评论的。如果有当地报纸给以极高的评价,那么看来不仅“盛况空前”、“大受欢迎”,而且真的给他们以极深的印象。


还有就是看人家会不会再次邀请他们过去演出。非常成功的演出肯定会不至一次地被邀请。

蘅娘:从八十年代开始,民乐家纷纷出国,对于这种现象,你的看法?你认为他们为什么出国?在国外的民乐家的现状?对于国内想出国发展的民乐家,你有什么忠告?


刘芳:至于其他音乐家为什么出国,我说不好。我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与其他民乐家交流。但有时在网上浏览一下,主要看国内演出团体的在国外的演出消息。只要有机会我就去看他们的演出。前年我在巴黎“龙之声”中国文化周上还听过一场音乐会,其中有马向华的二胡独奏,演奏朴实无华,很有内在感染力,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听过谭盾专场音乐会。去年年底在巴黎听了一场为中法文化年举办的现场音乐会,上演的是马勒的《大地之歌》。女高音歌唱家是从国内邀请来的。她的美丽的歌喉完完全全地把全场的听众征服了。听众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所有的人都为她发狂了. 我的先生也非常激动,他听过很多歌剧,如此美丽深情而动人的歌喉是不常见的。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但永远不会忘记那场音乐会。这样的音乐家真正是国人的骄傲。希望经常有这样的音乐家出国。


从网上的信息看,在国外不少民乐演奏家都很活跃。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有时在旅途上偶尔也看到在街头地铁演奏的,能听出来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在国外街头拉琴并不是丢人的事。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街头地铁很嘈杂。习惯了在这种环境演奏,万一有机会到正规的音乐厅去演奏,如何才能适应?总之,如果出国后发展很好,那是最好的。如果发展不太理想,也没有害处。可以开开眼见,了解不同文化,对以后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出国后把专业丢了,不再弹琴,而改做别的职业,或为街头艺人,那就不好了。主要是太可惜了。还不如呆在国内。在国内学音乐很不容易,老师太少了。回国至少会有许多学生。


对于想出国的民乐家,我想说,如有机会出来看看,一定不要放过。至少没有害处。但一定要消除俩个错误观念:其一:国外“到处都是黄金”,出来就能大赚。其二:"老外"不懂中国音乐,可以糊弄他们。


第一个错误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西方音乐市场固然大,但音乐家实在太多了。少数成功的音乐家是建立在一大批不很成功的音乐家上的。这一点有点残酷。比如说在同一个音乐节上,有的音乐家是音乐节的招牌人物,他们的报酬可以高出其他音乐家几倍或几十倍。多数音乐家的报酬少得可怜。我的先生对此比较了解,因为他参与几个大音乐节的部份组织工作。


第二个错误在于对音乐的错误观念。音乐没有国界。不管是哪国的音乐,能打动人心灵的就是好音乐。西方的音乐普及是有历史的。他们欣赏音乐是真正用心去听的,而不是看你如何表演。音乐会主办人要想方设法提高他的公司的声誉,所以在安排节目上是非常小心的。一场不成功的音乐会对他们有时比对音乐家还致命。因为音乐家可以一走了之。而音乐会主办人必须守着他的音乐厅,为争取下一场音乐会的观众而犯愁。如果是好音乐,他会再邀请你回来演出。并且会把你推介给他们的同行。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如果你的音乐不动人,即使有了一次机会,他决不会再次邀请你(所谓一锤子买卖),而且也不会把你推荐给他的同行。因为同行们会根据他推荐的人看他的欣赏水平。洋人很在意同行的推荐,这是不同城市音乐会主办人合作的途径。一个音乐会主办人发现非常好的音乐家,他会推荐给他的同行们。其他城市的音乐会主办人同样也会向他推荐好音乐家,他们形成网络,因此,“一锤子买卖”的音乐家多数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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