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面，往西北走，错不了，人往高处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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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水很金贵，人畜优先，水稻喝不足，自然难以存活。而小麦、荞麦和燕麦，却可以在那里越冬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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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伯利亚寒流带来的雪花，会轻轻落在麦苗上，缓缓做成厚厚的棉被，友好地呵护着下面稚嫩的、绿色的小生命，为它们在漫长的冬季隔阻严寒。来年春天，雪又融化为水，慢慢滋润着渴望饮水的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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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麦类植物磨成的面粉，成为西北的主食原料，应该是生物链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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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对天下面》首篇“北京三面”，引发了众多网友通感。网友“晏子棠”说：“俺家的主食之一，陕西的稍子面，那真叫一个讲究啊。”晏子棠的话，勾起了我对两种陕西面食的回味，一个是“羊肉泡馍”，一个便是“哨子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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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哨子面”。晏子棠是诗人，我认识。她对土地、母性、血缘、生命与女性命运，有着深入思考，表达富有张力，向来被文坛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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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她以流浪的方式面对故乡与诗歌，南下北上，东奔西走，行囊中插着诗歌杂志，是标准的行吟诗人。后来嫁给陕西籍大学生小徐，渐渐担起家庭乃至家族的生活重担，流浪便湮入精神层面，成了纯粹的梦中之梦。不过新近她好消息频传：开了公司，买房买车，出了诗集，女儿已经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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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晏子棠对于“哨子面”的认识和认同，应该是嫁为陕西“婆姨”之后夫婿给予的影响。这样，她夸说家庭主食的讲究，我无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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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她写入字面的“稍”，存有疑问。30年前，我在北京新街口的“西安饭庄”，首次下决心吃这种面条，出于一种“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的心理，花了三毛多钱。那饭庄的菜单上，明确写着“哨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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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更加相信“稍”应为“哨”，主要是这家饭庄，吃过，食谱中正有“哨子面”。饭庄一时名声大噪，引国内外食客纷至沓来，自不待说；皇城根下做饭庄，动辄涉及国际影响，总不至于擎着个错别字在那里，知错不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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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待我要以记忆正“稍”为“哨”时，一查相关资料，却坠入五里云海。因为见诸媒介的，除了写作“哨”的，还有写作“臊”和“嫂”的。且“臊”指“哨”错，“嫂”指“臊”错，皆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均说出自己用字无误的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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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有没有可能正本清源、定于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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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说明，晏子棠所谓“稍子面”，报章有此一说。邻近的叫法，还有“梢子面”。至于缘何称为“稍”或“梢”，难以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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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哨”为“臊”者，《襄樊晚报》2008年3月17日记者暗访文章《哨子面？臊子面！一字之差笑煞人》，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临街的招牌上写着大大的错别字，实在不应该。”足见湖北襄樊人难以容忍“臊”字为“哨”。而他们维护的，却是陕西人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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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臊子面”出自陕西关中地区，而岐山“臊子面”为最，以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著称。当地人认为，“臊”字源于《周礼·天官·内饔》中“腥、臊、膻、香”四字，谓综合了该面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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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语言学角度释疑，指“臊”为“哨”属方言误读，以讹传讹，导致餐馆用字谬误。但也有人从生理角度解惑，给出“哨”字生成的合理性：盖此面长而筋韧，食用吸咽时，口腔会发出哨音，“哨子面”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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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嫂子面”的说法，因为来头大，便以海内百川的胸襟，理解一切的态度，认为其他称谓都是“嫂子面”名称的衍生物。其所以牛气冲天，是因为追踪到了秦时名将王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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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严格考校起来，陕西富平人王翦，也非出典之处，角度乃是他的弟弟；再细察，会发现其弟也非源头，还要拐到王翦夫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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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王夫人做得一手好面，吃得小叔子上瘾。官居他乡后，此人想起嫂子手中美食，时常垂涎欲滴，“嫂子面”因此得名，留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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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公理婆理，见仁见智，令人不堪其扰。以我浅见，这种面食似称为“臊子面”为宜。后来见梁荫在《西安晚报》撰文释义，与我所见略同；同时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臊”字均写为“哨”，至学者校正为“臊”字止。这让我想起，为什么在北京新街口“西安饭馆”吃面时，看见招牌上写的是“哨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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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应为“臊”，原因不依《内饔》，而以名实之辨的常理推论。该面浇注的卤子，在陕西话中叫“臊子”。至于为什么称卤子为“臊子”，我推测缘于方言习惯，正如陕西人会纳闷，为什么北京人称“臊子”为“卤子”、江浙人称“臊子”为“浇头”一样，此其一；其二，“臊子”中的主料，是碎肉末，起味觉决定作用。而“臊”是形声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从肉（月）”，sào声，表征了“臊子”与肉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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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番乱谈，可用一个比方来做结：例如，我们看见某人双眼皮，睫毛特别长，便呼为“大猫眼”。而抓住主要特征来辨识和命名实物，正是人类赖以厘正世界万物的主要方法。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