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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6日拍于陕西洛南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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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些年，每年都回陕西老家一趟。每次回去都会有一些失落，因为村庄日渐荒芜，因为很多人渐行渐远，因为童年记忆里那个勃勃生机，炊烟袅袅的乐园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因为对农村人情世故的某些不适而有所怨恨，愤愤地说：以后还是少回来吧。可是，在城市里碌碌奔波，每过八九个月，就想回去。思念像水库，随着时间流失慢慢积蓄，直到有一天，你不得不回去一趟，把思念宣泄出去。
回家的一些细节，大都淡忘了。唯有2011年年底的那次回家，因为写过一篇杂记而特别清晰：坐飞机到咸阳，开车穿越秦岭，进入商州，经丹凤县翻越介岭。车爬到山头遇到冰雪路面，掉头下山，又经丹凤返回商州，从洛南回家。折腾了四个多小时，进村时天色已晚。
父亲站在路边望着，村里很少有汽车来，他老远就确信是我回来了，我清晰地听见他转身对乡邻们说：回来啦！天黑了才回来。怕他担心，走之前没有告诉父亲。他从姐姐那里得知我要回来，一下午就在路边站着。
刚坐下，父亲就端上来一大碗羊肉泡馍，我一口气连汤带水吃完。20岁上学离家，十多年过去了，唯一没变的是父亲做的羊肉泡馍的味道。父亲说，他几天前就知道我要回来了，昨天，骑摩托车去四十里外的集上买了羊肉。
那次回家，本打算在家住两个晚上，后来临时有事，只住了一宿。
父亲说，不是说好了在家里再住一晚上吗？
我说，临时有事，必须赶回北京。
父亲说，那你走吧！
父亲的话里带着哭腔。埋头收拾完行李，车从院子里驶出，我看到父亲发红的眼圈。一路上，无限酸楚，有好几次打算调转车头，回家再住一宿，可是，再住一宿，还是要走……汽车在泥泞不堪的山路上颠簸，我想象着六十多岁的父亲在这山路上骑摩托车的样子。
父亲是个厨师。年轻时修铁路，人家安排他做饭，从此，无师自通成了厨师。铁路修完了，又去供销社当临时工，做饭；熬了十几年，成了供销系统的正式工，不用再做饭了，全国各地的基层供销社又倒闭了。下岗之后父亲开过饭店，出门打过工，还是靠着做饭的手艺养家糊口。虽不是科班出身的厨师，却能把简单的饭菜做到极致。吃过父亲做的羊肉泡馍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在陕西吃过的最好的泡馍。
一碗泡馍，在父亲那里要很多道工序。汤一定要用羊骨来熬，不放盐不放料，只把羊骨中的膻味和香味熬出来；羊肉要前一天煮好，放在冰箱里冷冻，吃的时候肉更紧实，可以切片；羊油泼辣子的油要烧到不温不火；最关键的是馍，陕西泡馍馆里大多用死面（未发酵）锅盔做泡馍，耐煮却没有面香。父亲烙锅盔用的是半发面（未完全发酵），烙出来的锅盔在羊汤里煮不烂，吃到嘴里又不至于太硬。
一切食材备好，先舀两大勺羊汤，烧到沸腾。先放馍，再放肉，然后是黄花菜，木耳、粉丝等配料，出锅之前，舀一小勺油泼辣子顺着锅边一抹，红彤彤的羊油在锅里瞬间散开，香味飘出屋外。盛到碗里，再撒上几叶香菜上去，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羊肉泡馍才算完成了。无数次，站在父亲身边看他做泡馍，无数次被那一碗泡馍滋润得打出饱嗝。
陕西人都爱吃泡馍，我很少在泡馍馆里吃泡馍，因为，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泡馍在陕西，陕西最好的泡馍在洛南，洛南最好的泡馍在我家里。除了父亲做的泡馍，其他的泡馍都是赝品。
父亲会做的好吃的还有很多，大到上得了酒桌的红烧肉，小到家常的胡辣汤，每一样都可以把我的胃唤醒。去年夏天父亲来京，我想吃他做的油包子（用玉米面、猪油和香苜蓿做陷），父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没有买到香苜蓿。回来跟我说：北京买不到香苜蓿，等你下次回老家，我给你做。这一等，再也没能吃到父亲做的油包子。
2013年5月2号。父亲确诊为直肠癌晚期。那一天，我在长春出差。听到消息后，浑身发软，脑子一片混乱。几天前的周末，还在《三联周刊》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癌症家庭的艰难抉择》，看完之后，躺在沙发上唏嘘不已。谁承想厄运这么快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推了工作，立刻往机场赶。在出租车上开始打电话咨询做医生的同学，联系医院。2013年5月11日父亲在西安唐都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两个月后发现病灶转移到肝上，然后开始化疗，化疗控制不住做射频，射频不行，再用靶向药物。一直到2014年7月，犹豫再三，带着父亲在北京肿瘤医院做了肝切除手术，术后半月又出现胆管梗阻，医生说病灶又转移到胆管上了，放了支架，退了烧。回老家休养两月，又是高烧不退，在西安交大一附院做了导流手术，没出院就开始腹胀，医生确认为肝腹水，已经无法医治，只能回家。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我还在极力劝父亲去医院，我不愿意等死，以为医院可以帮他减少一些病痛。后来，又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希望医生能帮他抽出腹腔积水，减少病痛。医生做完检查，告诉我已经肝坏死。抽积水也是白折腾，这才彻底绝望了。父亲跟我说：回家吧，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早一点走。我答应父亲：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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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2日，秦岭山中飘雪，从县城开车拉父亲回家，走得很慢，我知道父亲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我希望能慢一点，让他再看看这熟悉的风景。路过父亲年轻时工作的乡镇。我问父亲，要不要去看看？他说，不去了，都拆光了，没啥好看的。
回家之后，父亲日渐消瘦，很快就滴水不进了，嘴巴和舌苔已脱水起痂。他看着我，似乎有什么要交代，似乎已无力交代。最后，只嘱咐我去看望本家的一个奶奶，再无其他交代。最后的几天，在止疼药的作用下，父亲逐渐失去意识，糊糊迷迷熬了几天，在1月15日咽下最后一口气，撒手去了。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从未如此疲惫，也从未如此清醒，死神像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扑将过来，只知道它会越来越近。从西安到北京，再到商州，奔波于各大医院，大小手术做了10多次，拍的片子足足有30多斤重。
我曾在医生节去给陌生的医生送花，希望他能给父亲多说几句宽慰的话；曾想尽一切办法把一个红包送给护士长，希望她能早一点给父亲安排床位；曾因为找不到熟人，担心医院安排年轻的医生给父亲手术而无力流泪；曾向每一个和我交流过的医生、护士和颜悦色、无比真诚地说谢谢……脸色，拒绝、疲惫我都不曾感到委屈，即便是遇到把药开错，让父亲加倍服用化疗药物的医生，我也没有火气。我接受现状，无力声讨。我知道，没有什么比给父亲治病更重要。
每一次从医院出来，都要找个地方歇一会，抽支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应该有足够的耐力。应该为自己今天能为父亲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欣慰，因为，14年前，当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只是个上高中的孩子，什么都没做。母亲卧床不起的六年，是父亲替我们做儿女的把她伺候了六年，然后送走。我希望把在母亲身上留下的遗憾，全部在父亲身上补回来。可是，我愿做一切，却留不住他。
现在想来，如果父亲不做肝切除手术也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至少可以少受些折磨。可是，人生没有如果，面对死亡，只能选择一条路去尝试。医生说，手术是唯一有可能根治的方法，做手术有20%的可能生存5年。我瞒着家人，做出了手术治疗的决定。父亲临终前，我想跟他说，也许我的决定是错的，希望他能理解我，却没能说出来。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当死神走近，谁能理智到不去放手一搏？不去追求那20%的渺茫希望？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哭。直到遗体告别的那一刻，泪水奔涌而出，放声痛哭。那一刻，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我在父亲怀里蹦跳着，用巴掌在他身上胡乱抽打，他一直微笑着，抱着我。那是我关于父亲的最早记忆：那一年我五岁，想要一个儿童车。三十块钱，父亲当时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块钱。父亲没给我买，就任由我把他打了一条街。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两幅挽联。一副是：慈父无严训；儿女有长情。这一生，我打过父亲，父亲没打过我，也没给过我什么严苛的训诫，甚至连一个难看的脸色都不曾给我，他一直微笑着……
写给父亲的另一副挽联，上联是：惯用锅碗瓢盆烹饪爱付儿女，下联：尝尽酸甜苦辣树德望传梓里。叔叔看了这挽联，觉得不妥。理由是父亲是供销社的正式工，不是个厨师。我这样写有损父亲生平。我知道在农村人眼里，男人围着锅台转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我不愿意因为父亲走了而刻意拔高他的一生。他是个普通工人，一生中主要靠做饭养家糊口，于国家于社会也确实没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像大多数平凡的父亲一样，父亲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含辛茹苦，养育了三个儿女，并且言传身教，把一些最朴素的做人品质传授给我们。父亲一生朴实，我相信他去世后，也愿意二字能真诚地总结他的人生。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天，姐姐在台阶上洗脸，找不到香皂，喊了一句：爸，香皂放哪了？没人应答，我装作没听见。1月23日晚，飞机在北京落地，打开手机，拨通父亲的手机，想给他报个平安，电话拨通的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这个电话永远无法接通了，他永远不再问我身在何处，是否平安；秦岭山中，永远不会有人在路边站一下午，殷殷地等我回家；这世上，也永远不会再有一碗羊肉泡馍可以唤醒我胃的记忆……父亲走了，真的走了。
从此，故乡只剩记忆，人间再无美味。
谨以此文悼念父亲！
2015年2月5日凌晨于北京
【我们重在分享。所有文字和美图，来自网络。对原文作者，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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