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作家的三次见面
弘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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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午
第一次与作家见面本来不应该是中午。事先去信告诉作家，我到西安后一下火车就去拜会他，结果清晨赶到省作协，门卫说作家去宝鸡了。后来回到北京才看到了作家回信，说他那时要回趟老家。
原本打算回北京在西安坐车时再去省作协看望作家，但作家笔下那谜团一样的松林村，诱发了我探佚作家老家陵头村的好奇。幸哉不虚此行，我在夏日的中午第一次见到了作家。
上午，在村口一颗大槐树下给一位白须飘逸的长者报了作家的名字。长者说，陵头村有两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找哪一个。我说他是个作家。长者说，昨天下午还看到帮媳妇浇玉米，现在肯定在家。于是长者带我来到作家家门口，可家门锁着。长者吸了一口气，咦，该不是又浇玉米去了吧？昨天浇了一半水泵坏了。在一旁树荫下打线穗的老太婆说，水泵还没修好，和媳妇上县了。
于是我在树荫下和老太婆攀谈，等作家回来。老太婆说，娃娃（指作家）好不容易回家帮媳妇干些农活，寻他的人咋这么多。我说，这些天啥人都寻他？老太婆说，不认识，见了都叫他老师。老太婆又说，娃娃能耐大着哩，没教过学，可找他的人都叫他老师；没念过几天书，却能给念书的人写书；只当了几年村上兽医，但县医院医生弄不了的事还搬他哩。我说，县医院搬作家是写书，不是帮他们看病。我知道老太婆讲的是作家在九十年代采访县医院，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凤鸣医魂》的事。老太婆说，对呀，娃娃都给县医院写了厚厚一本书了，医生咋就把人家娘的病医治不好，唉，去年刚走了，多好的一个老婆子吆。老太婆聊天时漫不经心，但又头头是道，眼睛一直盯住手中的线穗。
有人推着自行车进村了，时不时停下来就和站在树下纳凉的男女老少打招呼。老太婆说，娃娃回来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线穗。作家离我越来越近，他身材矮小，面容消瘦，但目光如炬，眼角的鱼尾纹显露着沧桑也流露出乐观。作家推车走到离我三五步时，我上前自报家门，作家以惊奇而又热情的语调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唉嗨呀，赶紧到屋里凉快凉快；回头又对身边夫人说，给婶子几个洋柿子。夫人和老太婆推让着，作家边开门边笑着说，几个洋柿子客气个啥嘛！
作家住宅不算宏伟，但在当时农村可谓凤毛麟角：前面的倒厦和后面的大房一砖到底，而且迎面贴了洁白如玉的瓷砖，上两级台阶来到大房客厅，地板砖光可照人。作家夫人端来西瓜，我和作家边吃边聊，她就去厨房拉动风箱做午饭。那次我和作家交流的详细内容已经无法记清，只记得我提起一位著名作家，一部名著，作家往往只用一句话甚至几个字，或者一个形象的比喻，巧妙的概括出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来。由此我对作家更加佩服。
我们聊得正热乎时，作家夫人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虽不是作家家乡十分诱人的哨子面，但碗里确实放了哨子。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作家巷堂喊道:水泵修好了，要浇地快去。
作家夫人没有吃饭，换了摆在房檐台上的一双沾着黄泥的布鞋，扛着铁锨出门了。我看到房檐台上还摆放着一双同样沾有黄泥的鞋子，从尺码看一定是作家的。吃完那碗面条我不敢再做逗留，赶紧与作家告辞。我想，作家在我走后，一定穿着那双沾有黄泥的布鞋去帮夫人浇地了。
1995年，我第一次看到的作家还依恋着家乡的那片土地，尽管他已经进省城7年了。
上 午
时隔一年左右的一个上午再次造访作家时，作家夫人和儿子的户口已经农转非进了省城。
到省作协门口碰到作协主席陈忠实。此前一直没有见到过陈主席，只看到过印在书刊画册上面部布满沟壑而又坚定执着的照片，近距离看到他本人时，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陈主席一只手高举着一枝雪茄，另一只手插在腰间，仰头看着对面的楼房，像是在等什么人下楼，又像是在思考问题，姿势十分独特，后悔没有带相机，只好多看几眼。陈主席似乎意识到我在看他，摆头看我。我说，陈老师好。陈主席点点头应了一声，好。我不好意思再看，朝作协院内走去。
正欲上办公楼，看到作家夫人在不远处一座大房前择菜，她熟练的把一根根豆角掐头去尾扯去侧筋再丢到旁边的菜盆里。我上前打招呼，姨，还认识吗？作家夫人抬头，哎呀，小谢！去年去过老家，他在里面。周公之礼发源地的西岐女人从不直呼丈夫大名，称呼丈夫为“他”、“他爸”或以孩子名字代替。
作家坐在家里吹着风扇伏案写稿，家其实就是20多平米的一间大房，作家的工作案就是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看到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十分惭愧。那时我在北京的办公室装了空调，配了电脑，而我却每年只能发表三四十篇豆腐块大小的新闻稿件。
作家给我沏了一杯陕青茶，我给作家递上一枝北京牌香烟，又呈上自己一篇拙作。作家看的很认真，看到后面又翻到前面回头再看。作家低头看稿时，我发现作家蓬松的头发里有几根白发；抬头与我交谈时，我看到作家眼睛有些红肿，眼圈有些发黑。作家对稿件的评价简明扼要又一针见血，末了又告诉我，要在《延河》发表可能不行，还多多读多些，再练练。其实我有不能发表的心理准备，稿子紧紧是个由头，目的是想见见作家。于是接下来便是闲聊。作家很直爽很平易近人，对文艺界的许多看法使我耳目一新。一小时后我要起身告别，作家说，留下来吃饭吧，没准备旁的，岐山哨子面。我说，岐山哨子面这几天吃了不少，中午想去老孙家吃羊肉泡馍，一起去。作家摇头，不去了，我的胃口吃不了。
1996年的作家随举家迁到省城，但依然保持着农民的生活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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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
与作家的第三次见面与上次相间12年。这12年间，我与作家有过多次电话联系，既谈文学创作也谈文坛现状，更多的是谈我对他的一些作品的理解。
我们之间依然保持着那种恬淡的交往。
第三次见面当然不会那样唐突，事先电话约好了大致时间。和作家通话时，作家正带着一个工作组负责本省几个地市的文学普查。结果见面时间提前了，原因在我，单位有事，我必须提前赶回。
那天早晨7：30，我在入住的西安市药王洞一带的宾馆吃过早饭赶到省作协。门卫说，今天是星期天，即便不是星期天，作家们也没这么早上班。说罢指引我到一墙之隔的家属院去找。我刚走进狭窄的作协家属院，后面追来一位中年妇女：找谁？我报了作家的大名，以为中年女人回阻拦，作家此时已经是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不料中年妇女准确的告诉我作家家的门号。
开门的不是作家，也不是作家夫人，而是一个七八岁小男孩。他开门后喊了声：爷爷有人找，便扭头去客厅一门心思的看动画片。
作家居所的并不宽敞，祖孙三代居住的总面积大约七十个平方，或许更小，可能属于房改的那种旧房子。书房其实是卧室的一个套间，只容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和一个小书橱；很难想象，作家一部部把读者感动的浑身沸腾的作品，是怎么在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窄小的书房完成的。想一想自己经常坐在十六七平方的偌大书房发呆，多年来不曾写出一丁点有用的东西，内心感受何止是惭愧。
作家明显苍老了许多，头发花白，脸色蜡黄，眼袋突出，春暖花开的四月天，由于怕寒一条腿不停的打抖。我给作家敬烟，作家摆手谢绝了，说，一抽烟胸口就发闷，好几年不抽烟了。
就在第三次与作家见面前一年，作家又一部力作《村子》已在文坛和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我曾慕名购得一本。《村子》打动我同时，也炸出了我灵魂深处的“惰”字，再次激活了我把生活积累变成文字的欲望。与作家这次见面前的一年内，我已经写了4篇散文，草拟了两部中篇小说，谈话便有的放矢很，有明确的针对性。然而我把困惑许久的问题一一说出，作家似乎不假思索，只用三言两语就解释得十分明白。智者能看清百步开外，愚者往往只能看清脚下一两步，这就是距离。
最后作家一直把我送到大路边，指着作协斜对面方向一所邮局的位置说，到那里坐公交车只要一元钱就可以到西客站，坐出租车要30块钱哩。我已十年或许更久没有乘坐过公交车了，那天我坐在公交车上想，作家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尤其是基层读者欢迎，或许和作家进城20年来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农民的优良品质有关。
这位作家就是以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而享誉文坛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积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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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笃，本名谢红都，岐山县凤鸣镇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宁德市文联委员。1996年开始业余创作，发表各类作品近百万字，有短篇小说先后获福建省首届青年中短篇小说奖，福建省“世纪之光”征文奖，福建省委、省政府第七届百花文艺奖， 2013年和2014年度宁德市文艺奖。现供职于福建省宁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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