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976年,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蛰伏期。在此期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始终坚守生产,克服重重困难,保持着企业稳定发展。
1.实现企业整体搬迁,1969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从上海市区丽水路迁至上海县(现闵行区)七莘路2号,新建厂房面积1.2万平方米。使企业从分散生产走向集中生产,企业管理大大加强。
2. 敦煌乐器市场扩大,品牌知名度提高。当时只有“样板戏”是主要的文化生活,这给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族乐器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保持沉着冷静,不管外部环境风吹浪打,内部一心一意抓生产,抓质量,使“敦煌牌”乐器产品品种达到4大类500多种花色品种,“敦煌牌”琵琶、二胡、古筝、笛、巴乌等产品质量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当时“敦煌”乐器的销量占全国产销的70%,全国各大专业团体基本都使用“敦煌”乐器。
3.企业技术装备改革力度有所加强。这一时期,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技术装备发展到半自动化程度,专用设备总数达300余台。全自动琵琶共鸣体仿型铣床,液压直弓、弯弓机,琴弦钢绳机、压扁机等设备的研制成功,不仅使民族乐器制作从单纯的手工操作中得到初步解放,而且规范了乐器的生产,提高了工艺质量。
4.着眼未来,注重人才培养。在非常时期,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认识到有了人才就会有一切,因此他们在国内民族乐器行业中率先开办工业中学,共三期学生培养了约150名毕业生,毕业后他们分配到企业各个岗位,在以后相继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
1999年全国二胡制作大赛
1978—1998,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转折期。1978年之后,我国进入到改革新阶段,百废待兴,百事待举。西方音乐大量涌入,“钢琴热”“电子琴热”“吉他热”以及流行音乐风起云涌,对传统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形成巨大冲击,民族乐器行业陷入低潮。在此困难形势下,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根据上级精神 “借庙躲雨,留根保苗”,寻求自救良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曾经加工、开发、生产过风车、彩蛋、木偶等外销工艺品和娱乐球,也曾研制了多功能直吹笛,引进过流水线安装雅马哈电子琴等,用多种办法来度过难关。同时,在民族乐器行业处于低潮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对全厂职工开展大规模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活动,等待风雨过后的彩虹到来。
当子女教育用品和百姓文化娱乐器材逐步进入到国民经济城乡人民的消费品目录里,民族乐器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乐器行业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保持着持续上升、不断发展的态势,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化乐器工业体系。同年7月,上海乐器行业的厂家全部划归上海钢琴公司,以集中上海乐器行业的优势、加强各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
90年代中后期,上海民族乐器行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国家重视传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教育部门倡导素质教育,把音乐教育列为素质教育的重点之一。加上民族乐器本身所具有的许多特点,如品种多、选择范围广、艺术个性强、入门容易、价格相对较低、市场层次丰富等,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逐渐突显。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培训方式,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制作队伍,并在全国性的乐器制作比赛中获得荣誉。1998年,时隔37年之久的全国民族乐器(古筝、琵琶)制作大赛再次举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展与改革,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获得了前三名12个奖项中的10个,包括古筝、琵琶制作的“第一名”,获得“金琵琶”“玉古筝”之誉;1999年的全国二胡制作大赛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捧走了13座奖杯中的11座。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显示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全国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