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浏览马未都博客，惊悉王世襄先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仙逝，享年九十五岁。王先生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十二月八日，北京文化界为王世襄先生召开了追思会，悼念这位国宝级的文博大家。
数年来，我一直是王世襄先生的忠实读者，对老人的离去，深感惋惜。特发旧作，作为奉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
—— 小引
一
《中国葫芦》，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谈葫芦的专著，不仅图文并茂，情趣盎然，在我看来，亦堪称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旷世奇书。
大凡研究学问的书，多为高头讲章，正襟危坐，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想做到生动有趣，殊为不易。当真学问、趣味，如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中国葫芦》则不然，寓学问与趣味之中，谈文化于葫芦之外。点点滴滴，别有情致；时时处处，皆见学问。
究其原因，则不奇怪。这是一门玩出来的学问，此书又出自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手笔。俗话说：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读了《中国葫芦》，眼界顿开，才知道小葫芦里别有洞天，居然蕴藏和积淀着如此丰厚的民族文化。它与中国书法、绘画、金石、雕刻、音乐……竟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本书所收百数十器，盘、碗、瓶、壶、炉、罐、盂、盒之外，堂上陈设，案头清供，闺房佩饰，乐器音槽，无不有之。他如簪花注水，贮药存烟，呼鸟饲鹰，畜虫系鸽诸具，亦足以赏心悦目，养性怡情。”
二
《中国葫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谈葫芦，共七类：天然葫芦、勒扎葫芦、范制葫芦、火画葫芦、押花葫芦、针划葫芦、刀刻葫芦；下卷爱屋及乌，谈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秋山捉蝈蝈、育虫与选虫、鸣虫之畜养。王世襄先生从种葫芦到葫芦器的艺术创作，皆为亲历，远非道听途说、隔靴搔痒者可比。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可谓所好者道也。
王世襄先生少年时，即与葫芦名家多有接触。耳濡目染，心摹手追。十七八岁学火画葫芦，七八年间，创作多达两百器。押花葫芦制作虽少，却有一段故事。所谓押花葫芦，是以玛瑙、玉、牛角等，磨成钝刃，押、砑、挤、按葫芦表面，使之出现浮雕般的花纹，而葫芦表皮不破不裂，方为高手。
二三十年代，北平押花高手有陈锦堂、小雷与怯郭。怯郭是罐家（以育虫为业），又兼卖秋蛐蛐儿并任把式。他押花技艺不及小雷，更远逊陈锦堂，但喜自炫，常大言炎炎。一年初冬，高中生王世襄与怯郭相遇于隆福寺茶肆（隆福寺庙会极富盛名，多旧书摊、字画摊、古玩摊）。怯郭手持所押葫芦示人：“押成我这样，至少得苦练十年。”王世襄年少气盛，厌其夸耀，遂拿出在古玩摊刚买的倒栽葫芦，对怯郭说：“我没押过花，现在想学学，明天就把它押完给您看，怎么样？”
回家途中，王世襄购骨筷一束，锉成刃具，通宵达旦，押成樱桃鸣禽图。怯郭看了，无言以对。这段故事，既见王世襄少年性情，亦可略窥其天赋聪颖。
王世襄的范制葫芦，被香港收藏家鉴定为清代文物，更是传为佳话。一九三八年，王世襄于燕京大学东门外刚秉庙侧菜圃中试种葫芦，手制木模，车旋完备，摹绘古人月季图于其上，请人雕刻并翻为瓦范。是年，葫芦因虫厄仅得两三器。十余年后，罐家赵子臣屡次登门求借此模，说交给天津摆设（种葫芦者绰号）范制。谁料自从借出，即如泥牛入海。后赵子臣、摆设相继去世，此模不知所终。
一九八三年，香港收藏家曾柱昭寄《国际亚洲文物展览图册》一书给王世襄先生，书中赫然有此模范制的两只蝈蝈葫芦。色泽深黄，图案古雅，仿佛百年旧物。看着葫芦所标的年代，王世襄先生不禁哑然失笑。
王世襄先生自幼畜虫听鸣，数十年兴致不减。他就读燕京大学时，听邓文如教授讲《中国通史》。那日天气晴暖，怀中蝈蝈鸣叫不止，他碰巧又坐在前排。邓先生怒叱：“你给我出去！是听我讲课，还是听你蝈蝈叫！”王世襄赧然退出，惹得同学们皆掩口窃笑。但邓教授以后并未责难这个玩蝈蝈的学生，王世襄的论文《论贰臣传》，还得了满分。
晚年，王世襄仍乐此不疲。每至霜降前后，备圆笼、汤壶，以毡棉裹之，周围安放葫芦及小罐。“初蜕虫不能鸣，旬日后方振翅，半晌一二声，名曰‘拉膀儿’。又旬日，连续而渐长，曰‘连膀儿’，选虫斯其时。”值此，王世襄常卷纸筒凑近葫芦，侧耳聆听，遴选佳虫入怀。老伴袁荃猷，见他嬉戏如儿童，静肃若老衲，遂拈管作画，谓之“世襄听秋图”。
三
区区小虫，何以令人痴迷如斯？王世襄书中亦透露玄机。古琴国手管平湖，以《流水》、《广陵散》等古曲名于世。且书画盆栽、养鱼畜虫、火画葫芦，皆臻绝妙。一九五五年，王世襄与管平湖均就职于中国音乐研究所，每夜听管先生弹《广陵散》，王世襄怀中的大草白蝈蝈即振翅鸣叫与琴声相和。管先生连赞：“好！好！好！”顺手拂几上古琴曰：“你听，好蝈蝈与唐琴一弦散音一个味儿。”
鸣虫之鸣叫，与葫芦之关系，王世襄先生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讲的晓畅明白。人工孵育之虫鸣于冬者，有蝈蝈、扎嘴、油胡卢、蛐蛐儿、梆儿头、金钟等六种。因其习性、大小有异，所用葫芦亦不相同。蝈蝈、扎嘴属缘枝类，高离地面，故葫芦腰多偏上，且中空不垫土底。葫芦口只安轻质瓢盖，而不加框子与蒙心，这样才更有利于发音。
油胡卢、蛐蛐儿、梆儿头、金钟属穴居类，葫芦须垫土底。腰多偏下，但大小高低则因虫而异。
欣赏虫鸣，又分“本叫”和“粘药”。本叫即天然虫鸣，粘药则是点药于虫翅上，改变鸣叫之音色。药，是以松香、柏油（或白皮松脂）、黄蜡加朱砂熬成。其色甚艳，如镶珊瑚小珠。粘药要眼明手快，操作并不难，难的是，对虫的观察与理解。视虫翅之不同，粘药亦有异。——或“盖药”，或“底药”，对“症”下药。更难得的是，如何用现有之葫芦，粘入选之虫，使鸣声恰到好处。虫，葫芦，粘药之部位，得通盘考虑，胸有成竹。“善粘虫者量材粘虫，量虫选器，务使虫尽其材，器尽其用。”
博才多艺的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粘药技艺冠绝一时。当年有人得大翅油胡卢，其翅之宽之长甚为罕见。但翅动却无声，买主复退罐家。平湖先生闻讯，市之而归，以一珠盖药点于近翅尖处（此部位养虫家均视为“禁区”）。数日后，管先生携此虫至茶肆，“异音如串铃”，举座皆惊。人弃我取，绝处逢生，不仅独具慧眼，还得有超人的胆识。
这种点药的绝技，是怎么捉摸出来的呢？相传清宫中内监一日悬蝈笼于松下，忽闻鸣声大变，视之乃松脂滴于虫翅之上，遂悟点药法。世上真有这般奇巧的事吗？匪夷所思。
王世襄先生不仅畜虫听鸣，亲制葫芦，还时常长途跋涉，远往京郊数十里外的安子沟和牛蹄岭捉蝈蝈。中，除非禁锢“牛棚”，秋分、霜降间，王世襄必至山林。他感叹道：“生逢乱世，竟至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无亲可认，无友可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能使忘忧者，唯有此耳。”“私念得入山林，可暂不与面目狰狞，心术险恶之辈相见，岂不大佳。夜蜷铺板（床被抄走），虽力尽精疲，亦未尝不默感上苍，于我独厚，使又得一日之清静也。”神州板荡，世态炎凉，不堪回首之往事，寥寥数语，跃然纸上。由此亦见王先生当时的忧愤心境。
此书用浅近文言，简洁生动，隽永洗练，状人写物，宛然在目。如“秋山捉蝈蝈”一章，读之有身临其境之妙。
四
王世襄先生乃当代奇人，玩物大家，于学无所不窥。他善书画，能作诗填词，会古文骈文；他养鸟，养鸽，养鹰，养猎犬，无一不精；他畜鸣虫，制葫芦，收藏并研究明清家具；他通外语，能用英语聊天。调和鼎鼐，人称美食家。他出版过《刻竹小言》、《北京鸽哨》、《画学汇编》、《雕刻集影》、《髹饰录解说》……这些书，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无一不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注脚。”
王世襄先生胸罗万有，他的“玩物”，就是他治学的一种方式。他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没有什么诀窍，更无捷径可寻。他的朋友黄苗子说他凭的是两股劲：“傻劲和狠劲。”“另一个特点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一九五八年初，黄苗子借住在王世襄居家的芳嘉园东屋，早上五点就起来读书。而王世襄的书房，已透出灯光。
读王世襄先生的作品，感觉他好像一直过着闲适写意的生活，其实他的境遇颇为艰难坎坷。一九五七年被错划“右派”，他仍然没有停止编写《髹饰录解说》。并且自费刻印二百册，署名王畅安，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漆器厂以及他认为需要此书的人。，他被抄家，收藏的明清家具堆满仅有的一件房子，房子又破又漏，仰头可见星斗。老两口蜷缩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里睡觉。后来，他带着肺结核病，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他的总角之交朱家溍先生与他毗邻，朝夕相见。说王世襄先生虽然疾病缠身，岁月蹉跎，但意志并未消沉。他看见菜畦边有一株菜花，倒伏在地，仍黄花灿灿，遂为之赋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是在写菜花么？分明写的是诗人自己。
《中国葫芦》，正是王世襄这株清健苍润的老树上，结出的又一硕果。虽然他自谦这本书无关国计民生，但我以为，中国葫芦和其它门类的艺术一样，都生长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里，同样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沈从文先生八十大寿时，他的学生汪曾祺做诗祝贺。诗中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两句诗，送给王世襄先生，也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