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 父亲进城
作者 陈仓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2年第6期，本文节选其开篇、第2节及第9节。
接农民父亲进城，这是2012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一场革命。
父亲出生于农历1938年5月2日，一直生活在陕西省一个叫塔尔坪的村子，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为偏僻的山区。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可以说明父亲进城的特殊之处：第一，他是农民，最最纯正的中国农民，一日三餐吃的、喝的，全是自己一手种出来的；第二，他是文盲，虽然在地主崽子时代读过两年私塾，经过几十年原始的农村生活，已经变得斗大字不识了；第三，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任何电器与机械，这个村子至今没有手机信号，可以这么说，他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第四，他从来没有进过城，曾经路过一个县城，他把县城叫做“大屋场”，没有任何过夜的经历，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电梯，什么是抽水马桶，甚至不知道煤气灶，他过着的生活与他心中储存的信息，绝对与一个现代人是格格不入的；第五，父亲耳朵彻底聋了，眼睛也花了，牙齿掉得一颗也没有了，而且他只会一种语言，那就是陕南方言的一种，懂这种方言的人，只有一个叫石门镇的几百口人，随便举个例子：“瞎得着”，你不要以为与眼睛有关，其实就是自我埋怨“完蛋了”。
《百年孤独》里说，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就算是故乡了。但我却以为，是有一个至亲之人，长期生活在身边，一起吃饭，一起睡觉，这便是故乡了。所以在异地他乡，年年都有接父亲进城的动议，就是想让父亲把故乡带到一千三百公里之外。虽然父亲也是天天盼儿，但是故土对他而言，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让他离开故土等于要割他的肉。每次他都会以“要喂猪”，或者是“麦子黄了”为借口，而不能动身。
▲ 丰子恺 丰一吟
父亲近年身体异常糟糕，不是腰痛，就是腿肿，刚刚还在砍柴的时候，从悬崖上摔下去了。我害怕起来，如果有一天，他突然不在了，至死也不知道流着他血脉的儿子，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比如上海楼高，他一辈子只见过双层的戏台，无法想象一百层高楼的模样；比如上海人多，他一辈子遇到的人也许不到两三万，无法想象这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人多到什么程度；比如上海有钱，他一辈子赚的钱，包括带给他的一点好烟好酒，他在小卖部里换的，还有哥哥出车祸时得到的八百块赔偿，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万块，他根本不能相信，这仅仅值上海中环左右一平方米房子。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连他儿子住着什么，吃着什么，玩着什么，干着什么，统统都一无所知的话，那将是我多么大的遗憾与心痛。
突然接到姐姐的通知，父亲死活不愿意出山。接到父亲不来的消息，我十分恼火，我真的不知道，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有什么与儿子一起过年更重要的事情。父亲的理由还是一样，开春了，天暖了，砍了一些木头，要点香菇；还有马上要给麦子镐草了，几亩坡地要种土豆了，等等。我让姐姐传话：一是告诉他，机票花了很多钱，不能退，不能延期，如果不坐的话，就是废纸一张了，等于父亲十年的地白种了。父亲一生生活节俭到了极点，就连撒泡尿吧，也要撒在自己家的玉米稞子底下。二是说我非常想他，房子已经装修了，儿子在上海安家了，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他凭什么不来看看他的家呢？三是他不来了，说明他根本不想儿子，那儿子也没必要整天牵肠挂肚的，儿子就可以安心地呆在上海，一辈子再也不回那个小村子了。有点要与父亲断绝关系的意思。
别说一辈子，就是一年两年不回去，还不知道父亲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说不定，真爬到秦岭头上，朝山外张望儿子也不一定。最后通牒还是有效果的：他老泪纵横地决定，要来上海。但是初三晚上，当我与爱人双双飞到西安，姐姐再次传话(每传一次话，都得跑几十里路，赶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说是故乡在下大雪，已经把几条路都封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出山。我真是又急又气：哪怕就是步行，也得走出大山，走到西安！
其实大雪是真下了，但是为了钱，班车安上防滑链，就可以走盘山公路。说是大雪封山，不过是父亲一个借口。正月初四早上，姐姐便把父亲送到了西安城，送到了我的身边。虽然需要使劲地大喊大叫才能让他听见，但是毕竟可以与父亲面对面交流了。等我一声“爹”喊出口，我们父子都哭了。
父亲住在长江源头的深山老林，如今要来长江之尾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他就像一滴水，先渗出一条小溪，进入一条至今都没有名字的小河，然后再并入丹江，流入汉江，汇入长江，抵达东海。2012年春节期间，父亲终于进城了，由此产生的震动，不亚于滚滚长江所掀起的波浪。说实在的，父亲进城其实就是一场革命，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
……
2.零食的寂寞
在西安等待出发的几个小时里，我抽空出去见了一些朋友。这之间，爱人独自看管着父亲，因为怕出意外，爱人决定除了吃饭之外，一律让他呆在宾馆里，不得出门。他们其中的一顿饭，是在钟楼旁边的同盛祥吃的，这里是羊肉泡馍的经典老店，应该算是最纯正的陕西小吃了。
在我没有在场的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我的意料。父亲是第一次吃这种外来的食物，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因为他一生中的食谱，我足可以背出来：早餐是糊汤(有时候会加一些土豆、红薯，或者红小豆)，午餐基本是面条(有时候是手擀面，或者是挂面)，晚餐基本是馒头再加糊汤，而一年四季都有的菜，是腌白菜、土豆丝、腊猪肉，春天会有一些野菜，夏天会有一些青菜，秋天会有一些西红柿，冬天就只有萝卜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磨一些豆腐、长一些豆芽。除此之外我再也想象不到别的蔬菜与食物了。
父亲坐在同盛祥里，当服务人员给了一个大白碗，又给了两个烧饼后，他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用餐了。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饼掰碎，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爱人说，你就照着我做吧，于是爱人掰一下，他就掰一下，爱人拌一下，他就拌一下，爱人吃一个糖蒜，他就吃一个糖蒜，他尽量与爱人的动作保持一致。好像这不是吃饭，而是做体操一般。
我能理解父亲的感受。那是十几年前，我还在《爱人》杂志工作的时候，按说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比起父亲来说，应该懂得很多了吧。但是有一次，一帮同事中午出去吃羊肉泡馍，因为是别人埋单，所以我过意不去，执意要做点什么。吃完了后，同事说，那就买点蓝箭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包分给他们，看到一帮女人一人一片，扔进嘴里嚼着，而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动嘴，我便无所适从了。我便问：蓝箭男人能吃吗？她们众口一词：这是女人专用。我心想，这可能与卫生巾是同类的东西，于是没有敢动。下午的时候，一帮女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问她们笑什么？才知道我上了无知的当。
不过父亲比我厉害得多，从同盛祥回到宾馆后，他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树皮树根，甚至是石粉子，父亲都吃过的。但是从来没有敢对河里的小鱼小虾下过手。也许父亲觉得，连羊肉泡馍这种混沌不清的东西，都有如此大的名气，有如此多的人敢吃，天下就没有什么不敢尝试了。趁着爱人休息之中，他便把我们随身带着的行李，一点一点翻了个遍，一边翻一边吃。果然，他还真吃了许多他一辈子没有吃过的小东西，比如说葡萄干、巧克力、奶糖、开心果。等爱人醒来时，发现他正在啃着一包牛肉干。这所有的小零食，他都是平生第一次享用，他一边吃一边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爱人问他好吃吗？他回答：真好吃。为了怕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翻出来，比方药品或者化妆品，还有一些干燥剂之类的，也吃进了他贫乏了几十年的胃，爱人就把所有的零食，都分成小包，然后交给他，装在身上。
父亲从此开始，嘴里便不再空洞了，总是被零食充实着。第一天到西安的时候，他吃下了一碗稀饭，竟然还吃了七个肉包子，等第二天的时候，竟然连三个包子也很勉强了。随后，他来到上海，无论在岳母家，还是在我的家里，他都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翻出各种各样的零食来。他并不装进口袋，而是各尝那么一点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吃零食的频率开始减少，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这些小东西很贵，还是另有别的原因。但是在他感觉太急人(无聊)的时候，经常一边唠叨着，一边掏出一块糖果，花半天的时间，反复地辨认着包装纸，然后再花半天的时间，把糖纸撕开，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把一个小零食消灭掉。
有一次，当爱人又从外边给他准备了一堆的零食时，他拿出一袋“小馒头”，开始低着头眯着眼睛，辨认着包装上的文字，他自言自语地说：“小，头”。然后又拿出一包蔬菜饼干，自言自语地辨认着：“元小饼”。爱人听到了，连忙跑过去，发现第二包零食的全称是“菜元小饼”，就问他前边还有一个字怎么认？他摇摇头。他之所以认得后边三个字，是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元”字，“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排行，至于“小”与“饼”，他是怎么认识的，就再也无从知晓了，也许他一生就是一个“小”人物吧，而“饼”对他来说，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
开始的时候，父亲也许是好奇，所以才不停地吃着这些小玩意，这是食品表面存在的意义。但是后来，父亲或许是为了用这种小零食，来填充内心的空洞与无着，这才是零食的内在的意义吧。
父亲因为耳朵的问题，不能看电视；因为不识字，不能看书读报；因为不熟悉城市生活，他不能独自出门，去逛街逛公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给他找到在城市里取乐的方式。虽然他的牙齿是假的，他的胃口也十分不好，但是他恐怕只剩下吃了，只有吃是天性的，是可以一直伴随着生命的，是他唯一可以力所能及的寄托方式了。他到城市才刚刚几天，已经太寂寞、太陌生、太不适应，已经开始唠叨着，想回家了。
现在每每看着他嘴里含着糖果或者牛肉干，望着窗外奔驰的火车，或者斜躺在沙发上睡去，我的心就十分难过。
我为找不到留住父亲的方法而苦恼。留不住父亲，也就意味着，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我还没有找到让自己灵魂扎根的生活方式。
……
9.儿子与猪
对于父亲这次上海之旅，我称之为父亲的一场革命，自然就有革命的步骤。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看景，把上海及周边的景色，让父亲彻底地游旅一遍；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吃，要让父亲吃遍他这辈子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日本生鱼片，比如说西餐牛羊排，比如说港式小点心，比如说鱼翅燕窝，等等；第三个阶段主要是玩，要让父亲去蒸桑拿，去洗脚，去按摩。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如果父亲有需求的话，我心想不排除给他找个小姐。这三个阶段，一是转变目光，二是清洗脑子，三是灵魂再造。把一块土疙瘩，通过水与火的洗礼，最后打磨成精美的文物瓷器。
前两个阶段实施得洋洋自得，已经带他登了东方明珠，在半夜三更，还偷偷带他钻进外滩工地，欣赏了还未开放的浦江夜景，也带他去动物园看了大熊猫与长颈鹿，去长风公园的海底世界看了美人鱼与一千两百斤的大白鲸，中间已经穿插着，带他吃了日本寿司与四川火锅，还有冰激凌这样的小玩意。甚至还带他去刷了人生的第一次牙，让别人给他掏了人生的第一次耳朵。这一切无论大小，都是父亲的第一次，心想这些节目，应该已经打开了父亲那双封闭的眼睛。就连爱人也说，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不回去了，永远和我们呆在一起了。
父亲与儿子能够呆在一起，这将是人生的幸运，对一名游子而言，意味着灵魂与血肉的相聚。但是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在左一句右一句“好看吧”的追问中，父亲简短地总结了这几天的时光：“给眼睛过生日。”
意思相当明白，眼福是饱了，但是相当的虚幻。父亲是什么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是原始部落里的一分子，他的精神享受与物质享受是合而为一的，他一辈子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就是拔一根草，摘一滴露水，都是要开花结果的：下几颗种子，就要收获几把粮食；栽一棵树，就要摘几篮果子。山里不缺少小桥流水，不缺少山岚与彩虹，不缺少红叶与黄花，这都是世上绝美的风景，但是在一个农民的眼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春去秋来，早出晚归，一身泥，两身汗，图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景色呢？
是春天的播种，是秋天的收获！在父亲的心里，你城里的景色再好，就是看一百遍，也长不出一颗芝麻的。有一天外出，回到楼下，父亲不走了，蹲在路边开始一根一根地拔着荒草，花了好几个小时把路边的小草拔得光光的。我说，这又不是咱们家的麦地，拔这些草有什么用呢？父亲说，不拔草闲得人心慌啊。
我苦恼于对父亲理解的浅薄，于是赶紧调整下一步的计划。但是已经晚了，正月十三这天，再让父亲出去玩的时候，他称自己头晕得很，不想出门了，就是到楼下公园，他也不愿意动了。他坐在阳台上抽着烟，望着远方问我，这里离火车站有多远？他说刚刚看到火车了，就是跑得太快了，没有看清里边坐着的人。我心里十分吃惊，我在这个家里，少说已经住了一年吧，从来没有发现坐在家里可以看到火车，但却被刚刚才呆了几天的父亲发现了。
父亲发现的不是火车，而是他自己的心思，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上海了。果然，父亲说，他想回去了，就这几天，越快越好，飞机是从天上走的，他一个人会丢掉的，所以想坐火车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难道这里不好吗？饿了就吃，冰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零嘴，大瓶小瓶的可乐橙汁冰红茶；困了就睡，冷了热了有空调，嫌硬了，就睡席梦思，嫌软了，就睡羊皮沙发，不软不硬的，还可以坐在大阳台的太阳光下，打个盹；无聊了，咱就出去玩，想跑远点的，两部小车随叫随到，指哪里开到哪里，不能开的地方，咱也可以违章；想就近，那咱就去公园绿地，与老头老太跳舞下棋看热闹，还可以哼哼黄梅戏；不想跑的，咱就在家里看大大小小的电视，有老戏有小品有韩剧还有骗人的购物频道。
我说，看看你满手的茧子，掐灭一个烟头都不知道痛，但不让你干点事情就心慌。那你大不了给我拖拖地板擦擦窗子，这样还不行的话，你从老家带来的一袋子核桃，不是还没有砸吗？你就把核桃仁子砸出来吧。万一还不行，我就给你弄一堆麻绳子，你在上海给咱打草鞋，说不定还可以卖钱的。父亲并不松口，而且说，我不给他买票的话，他就一步一步走，走回塔尔坪村去。
你别以为他是讲笑话，因为一千多公里，对他这个没有太多距离感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凭着父亲的坚忍，这点路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步行的路，如果不是原地踏步或者围着村子画着小圆圈，那早就绕地球一圈了吧。
我说：“你怕连家在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吧？不信你现在到小区外边走一趟，让我看看？我不是不让你回去，只是现在过年期间，这火车票比当年的粮票都紧张。”父亲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有点绝望的感觉。他说：“瞎着么，早晓得回不去，就不应该来！”父亲的这句话，把我的心刺痛了，我知道回家对他而言，现在比什么都重要。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你知道我们村有个马金堂吗？他死了。他儿子马崇春，在西安最早做糖木耳的，生意做大了，全家搬到城墙里边了。所以把父亲马金堂也接到城墙里，要一起享福。但是种了一辈子的地，这城里的福消受不起，马金堂死活要回山里，儿子又死活不答应，他就从四楼跳下去，淌了一大摊子血，死掉了。
我站在十四楼的窗口向下望，因为太高有些晕。我缓和了口气问：“家里有什么放不下的吗？”父亲说：“年过了，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忙的，一是几个架的香菇木耳要马上点菌，不然永远结不出香菇了；二是马上就要种洋芋，洋芋种还在窖里，得赶快扒出来，不然长了芽子，就坏掉了，这一茬子庄稼，就荒了；三是麦苗子已经绿油油的了，杂草马上就要长起来了，如果不早点镐一镐，麦子就长不成了。父亲最后说，关键是槽里还有一头猪娃子，喂猪娃子的饲料已经没有了，不预备的话到年底就长不到三百斤，我们那里，哪家过年不杀一头大猪呀。”
我拦住了他的话问：“你儿子难道没有一头猪重要吗？我把你接来，一是想让你好好过几天好日子，另外也是想跟你在一起多呆几天。”话还没有说完，两个人都哭了起来。
我要父亲把他一年的所有收获都摆出来，大家先好好算一笔账。父亲告诉我，家里共有两亩地，两块自留山，一年可以产洋芋四千斤，每斤5毛钱；产小麦一千斤，每斤一块钱；产黄豆五百斤，每斤两块钱；产包谷两千斤，每斤8毛钱；还产杂粮五百斤，每斤两块钱。还有几棵核桃树，可以打几百斤核桃，还可收几十斤香菇木耳。我知道，父亲所说的这些，都是风调雨顺的理想数字，一旦遇到旱涝灾害，有时候是颗粒无收的，而且还不算化肥的花费。我按照这个理想的数字给父亲算了算，最后的结果是全部加在一起，一颗不剩地卖掉，也就八千块的收成。
我问父亲：“你卖过这些粮食吗？”父亲回答，早几年还要饿肚子，现在基本上够一年吃喝。我问父亲：“那你图什么呢？不就是图吃吗？你看看，城里有一块地吗？他们种庄稼吗？”父亲很疑惑地问，上海这么多人，整天急火火的，看不到一棵庄稼，路边种几棵树吧，又都不结果子，这不是瞎忙吗？我想不通，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父亲：“你不管他们吃的粮食从哪里来的，你先说说，他们吃的比你平时吃的，好，还是不好？”父亲说，当然好，人家大鱼大肉的，我们只有过年才有。
我说，这就对了。既然不种庄稼吃得更好，你为什么还要认个死理。这样吧，你一年不就八千块的收成吗？这些钱我全部给你，你就不要回去了，怎么样？这次到西安接你一趟，我们花掉的远远不至八千块！你现在都七十多岁了，你还能活多少年？你年轻的时候，是为了供我们姐弟上学，有负担，你不种地不赚钱不行，现在我都跑到上海来了，一个月赚的比你一年的八千块还多，你还操这个心吃这个苦干什么？
我再一次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把账算得很清楚了——父亲如果再回家的话，是不划算的，甚至是赔本的。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意人，也许很好理解，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和大山、庄稼、猪娃子、一树一木等等，算不清账的农民，他心中的那一点一滴的牵挂，有谁能帮他算清楚呢？父亲听完了，依然嘟囔着说：“再怎么说，我还是一个农民，农民不种地不养牲口，是说不过去的。不然那地不就荒掉了吗？那猪不就饿死了吗？”
在上海住着，我曾经多少次梦见故乡，曾经多少次因为想念故乡，而悄悄地流泪。难道说，我思念故乡，就真是思念我的亲人吗？答案是错的，我同时还牵挂着，我逝去的童年岁月，以及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甚至是年年被杀年年在养的猪娃子。
灵魂的故乡是不可更改的，是无价的，也永远只有一个。我只能叹着气，开始给父亲预订返乡的火车票。
……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2年第6期，本文节选其开篇、第2节及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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