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塬上 塬下绛帐
▲文/秦春豆
八十年代，塬上的庄稼人很是羡慕塬下绛帐的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渭水泱泱。能和绛帐人沾亲带故，那是很光彩的事情。有一年，村里有户闺女出嫁到塬下。她那常黑着一张脸的父亲，那天笑得上嘴唇合不上下嘴唇，给纷沓而来道贺的乡邻又是递过滤嘴的香烟，又是给人家怀里塞喜糖。就连在绛帐水泵厂上班的父亲，也享受到了这份荣耀。星期天一回到家，就围拢过来一群庄稼汉，七嘴八舌地打问绛帐的家长里短。
绛帐车站还是当时塬上人的“王府井”。好像每天都是节日，有卖豆腐脑的，有卖布匹的，有卖椽木的，有卖自行车的。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而且比县城还便宜。整天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六七岁时，我常跟母亲去赶集。走路得一个半小时，我几乎连蹦带跳地到了集上。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襟，她挑挑捡捡地扯了几尺做裤子的蓝布，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回家的一路上，感觉呼吸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缕缕甜滋滋的味道。
后来，塬上人渐渐的又平添了一丝落寞。种上麦子，衣食无忧的庄稼人聚集在一起，路边捡几个石子，就地在一块稍平整的土路面上划几道方格，嘻嘻哈哈的玩“丢方”（陕西关中的一种民间游戏）。女人们围坐在门口，怀里抱着小孩，边拉着家常边飞针走线地纳鞋垫。村子里一会儿过来个推着自行车卖蜡烛的，一会儿又是吆喝卖毛巾床单的，一会儿开着拖拉机卖散食用油的，一会儿还有拉着架子车卖苹果树苗的。有好事者，问他们家是哪里的，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商贩尽然都是从塬下绛帐过来的。就连冬季取暖的煤球，盖房用的沙子石头石棉瓦，都是绛帐的。终于有一天，听县上开会回来的村长说，绛帐罗家村人自己集资天文数字一样的数百万元，在渭河上修了一座七百多米长的大桥。村里的青壮年们扔了“丢方”的石子，脚垫着母亲或媳妇纳的鞋垫，背上一床棉被，怀里揣着父亲的叮咛，下了塬穿过人声鼎沸的绛帐车站街道，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搞副业。
1992年秋季我也下了塬，到绛帐高中上学。绛帐高中说是在塬下，其实也是紧贴着塬上的脊背。坐在教室，透过窗户，南眺是一头栓着西安，一头系着宝鸡的陇海铁路；北望塬边，叶子已经稀疏的柿树挂满红艳艳的柿子。学校里的学生，一半是塬上的，一半是塬下的。星期天下午返校，塬上的同学包里塞满自家做的馒头或者锅盔，自行车驮着用来在灶上换粮票的麦子。而塬下的同学，就轻便多了，他们有父母给的二十元伙食费。有趣的是，塬下的同学经常吃塬上同学的馒头锅盔，塬上同学蹭着塬下同学去私人小灶上“打牙祭”。
如梦初醒的塬上人逐渐在绛帐活跃了起来，有的把碾盘搬到农贸市场现场碾卖辣椒；有的把手织粗布床单摆上了街头；有的在华星商厦租柜台卖鞋。就连我们这些愣头青，也蠢蠢欲动起来。用架子车拉着自家地里种的苹果，柿子，南瓜，到氮肥厂门口叫卖。
我们下塬，塬下人又开着挖掘机，收割机，耕种机上塬。塬上塬下就像博弈的对手，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塬上人依然仰慕着塬下绛帐，只是少了当年那种嫁女到塬下的喜出望外。
前些年带一外地朋友去法门寺游玩。客车刚过西宝高速绛帐收费站，朋友突然给窗外一指：看，多送一个鸡蛋。我愕然地朝窗外望去，原来是建忠集团的厂区，不免会意地笑了，那也不过是当年建忠方便面电视广告台词而已。我打趣的说：等会还要让你“弹”一下呢。他不解的盯着我，我学着他的样子，手指向窗外，看见“今麦郎”矗立在厂房顶上的巨大广告牌，我们哑然失笑。
朋友问我：这地方叫啥名字。我说：叫绛帐。客车驶过高架桥，穿过一道沟，眼界豁然开朗，他又问我：你家在什么地方。我回答道：在塬上。我说的没错，我在塬上，塬下绛帐。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神情凝重的补充道：绛帐是东汉大儒马融施绛纱帐，讲经授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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