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
野葫芦里装的是什么
《野葫芦引》四卷后记
□宗璞
《南渡记》后记
这两年的日子是在挣扎中度过的。
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又从无倚马之才、如椽之笔，立志写这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实乃自不量力，只该在挣扎中度日。
挣扎主要是在“野葫芦”与现实世界之间。写东西需要全神贯注，最好沉浸在“野葫芦”中，忘记现实世界。这是大实话，却不容易做到。我可以尽量压缩生活内容，却不能不尽上奉高堂、下抚后代之责。又因文思迟钝，长时期处于创作状态，实吃不消，有时一歇许久。这样，总是从“野葫芦”中给拉出来，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又因专注书中人物而忽略了现实人物，疏亲慢友，心不在焉，许多事处理不当，亦感歉疚。两年间，很少有怡悦自得的时候。
别的挣扎不必说了，要说的是：我深深感谢关心这部书、热情相助的父执、亲友，若无他们的宝贵指点，这段历史仍是在孩童的眼光中，不可能清晰起来。也深深感谢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理解和支持，否则，还不知要增加多少挣扎。
小说第一、二章以“方壶流萤”“泪洒方壶”为题在《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五、六月号连续发表。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鸿雪记》，不少朋友不喜此名，因改为《野葫芦引》。这是最初构思此书时想到的题目。事情常常绕个圈又回来。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引”。
又一年年尽岁除，《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终于有了个稿子。不过想到才只完成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也许竟是浪费纸张和编者、读者精力的祸端，又不免沉重。
不管怎样，只能继续挣扎上前。
1987年12月26日
《东藏记》后记
在蝉声聒噪中，《东藏记》终于脱稿。
《东藏记》是《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写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差不多有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停的时间多，写的时间少。至于书中人物在我头脑中活动的时间，就无法算计了。1998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问世以后，我全部的精力用于侍奉老父，可是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1990年父亲去世，接着来的是我自己一场重病。记得1991年下半年，写《三松堂断忆》时，还是十分不支。一九九三年先试着写了几个短篇，下半年开始写《东藏记》。1995年发表了第一、二章（载《收获》1995年第3期），1996年写了第三、四章，1997年又是一场病，直到现在病魔也没有完全放过我。但是我且战且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从1996年起，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现在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这两年写作全凭口授。再加上疾病的袭击，外界的干扰，我几次觉得自己已无力继续，但又不能甘心。亲友们分为两派，一派从我的健康出发，劝我搁笔。一派偏爱《南渡记》，认为不写完太可惜。他们说：“你不能停，写下去是你的责任。”
是的，写下去是我的责任。
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
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他们热心地提供了花粉。他们中有些长者已经离去。我对他们深怀感谢。我希望，我所酿造的可以对得起花粉，对得起那段历史。我也参考一些史料，当然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虽然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我还是那句话，小说只不过是小说。
近年来，外子蔡仲德是我任何文字的第一读者。堂姐冯钟芸教授曾读过全部《南渡记》原稿，又读了《东藏记》前五章，细心地提出意见。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柳女士以极大的关心和耐心守候着这部书，这样的编辑不多见了。
记得写《南渡记》后记时是在严冬，现在正值酷暑。此卷虽完，还有《西征记》《北归记》，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记，不知又需要多少酷暑严冬。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
2000年7月24日，距第六个本命年生辰前二日，时荷花盛开
《西征记》后记
2001年春，《东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九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2004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2005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最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1943年，，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1988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代书中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温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
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必须着重感谢的仍是责编杨柳，她不只是《野葫芦引》的责编，现在还是我其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不断给我有益的意见和帮助。如果没有她，还不知更有多少困难。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东藏记》成书在酷暑。《西征记》今年夏天已经完成全貌，到现在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它最初的面貌而言），成为现在的《西征记》。时为2008年12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2008年12月31日
《北归记》后记
这一部书完全是在和疾病斗争中完成的。尤其是写后一半时，我已患过一次脑溢血。走到忘川旁边，小鬼一不留神，我又回来了。上天垂怜，我没有痴呆。虽然淹缠病榻，还是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写一会儿，每天写作的时间很少。我时常和责编、我三十年多年来的老战友杨柳讨论，杨柳对我已经退化的智力时予提携。，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段成鹏提意见，终于完成了《北归记》。我有些高兴，但仍不轻松。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人们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生活在继续，我也必须继续，希望上天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继续。
请看下一部《接引葫芦》。
2017年11月小雪前一日，多次重读文稿后
（本文部分内容由宗璞授权本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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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