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不少街道名称中，有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街道名称甚至曾经成为一个区域的代名词——三条石大街就是这样一条街道。
提起三条石大街，很多天津人会提起三条石大街一带的秦记铁铺、金聚成铁厂、郭天成机器厂等，将三条石地区（南、北运河以及过去河北大街附近的三角地带）描绘成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铸造业的发祥地。
三条石地区位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南、北临靠运河上的“北码头渡”和“胜芳码头”，东临天津早期商业繁华的“大胡同”，西接城乡要道北门外大街、河北大街，形成一个三角地带，面积730余亩。这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是天津近代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中叶，这里开始出现打铁匠人。之后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在此“定居”，成了最早的铸铁手工作坊。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以铸铁和机械制造为主的工厂和手工作坊聚集地，成为华北地区机器、铸铁工业的中心。19l5至1930年，三条石地区铸铁、机器业迅速发展，到鼎盛期已明显分为两业——铸铁业和机器业。不少铁厂为了扩大规模，争相在天津和外地开设分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条石“两业”工厂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就是以铸铁业、机器业为主的华北民工工业的摇篮，孕育了数百个大小工厂企业，一百五六十户机器铸铁业。三条石是天津机器铸铁业的发源地，也是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颇具影响的机械制造及铸铁业的中心地区。
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
1860年，直隶交河县人秦玉清带领子侄在三条石开设了第一家铸铁作坊——秦记铁铺，主要生产大小铁锅，这是三条石地区的第一家铁铺，拉开了这一地区民族铸铁业兴起的序幕。
秦玉清本是“打行炉”出身，能用干模、硬模铸件技术制作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秦记的铁锅远近驰名。秦记的后人创造出的硬模铸锅法，铸出的铁锅轻薄省火，盛行至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家铁匠铺，再加上三条石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商业的初步发展，吸引了一些小铁匠铺来到这里。有打锯条、锯钮、枣核钉、铁锚的工匠来三条石设烘炉，制作砧子、榔头、车锏、药碾子、犁铧等，后来发展到打螺丝、铆钉、机器零件或刃子活。秦记铁匠铺不仅是三条石铸铁业的拓荒者，更是后来许多铁厂的人才培养基地，从这个铁匠铺学徒出来的铁厂经营者不计其数，而且这些人不仅在三条石办工厂，有的甚至把铁厂办到了外地，提升了三条石的声望。
三义公铸铁厂与三合生铸铁厂
三义公铸铁厂在当时众多的铸铁厂中也是赫赫有名。三义公铸铁厂的出现让这里的产品结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在此之前，三条石地区的铁匠铺主要单纯地生产铁锅和农用机器，三义公出现后，这个局面发生了改变。人们今天仍然能够看见的刨冰机最早就是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这台机器至今仍然摆放在三条石博物馆中，其样式与今天人们使用的刨冰机别无二致。
稍晚于三义公出现的三合生铸铁厂曾经一度在三条石地区独占鳌头，这个由三兄弟合办的企业与“秦记”铁匠铺有很深的渊源，三兄弟中的老大高庆兰和老二高庆溪都出自“秦记”铁匠铺。这个企业生产出的分解金、银等有色金属的锅成了众多钱庄争相购买的物品。当许多铸铁厂开始从事翻砂业时，三合铸铁厂再次走到同业前列，生产出的干模铸件不仅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能够让同业中有自主生产能力的企业放弃生产同类产品，而选择购买三合铸铁厂的产品。
金聚成铸铁厂
据资料介绍，三条石铸造业建立最早的是金聚成铸铁厂，创办于1897年，刚建厂时规模很小，没有动力设备，全部手工操作，生产工具只有一个不大的化铁炉和一个4人拉的大风箱，产品多是铁锅、犁铧、镐头等日用器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金聚成的产品有了变化，增加了为各租界市政建设铸造的电灯杆底座、下水道管、铁箅子以及为外国人铸造各式取暖和厨房用的铁炉子，还有为日本洋行铸造的机器底座、机器零件等。后来金聚成从东局子天津机器局学来翻砂制模技术，代替了中国古老传统的泥工坯子做铸模的旧方法，从此用手摇风箱葫芦代替大风箱，提高了生产力。1908年以后，金聚成开始铸造提供各机器厂加工用的整套轧花机和织布机毛坯，它的生产和机器制造业密切联系起来，得到很大发展。
郭天成机器厂
伴随着铸铁业的产生，机器制造业也相应发展起来。三条石建厂最早的机器制造业是郭天成机器厂。郭天成机器厂是1898年由河北省吴桥县郭庆年创立，原来叫做天成铜铺。1905年，郭庆年的次子郭天成从旅顺口船坞返回天津，带来机器制造技术。从此，天成铜铺开始制作机器零件，为经销轧花机、织布机的日本田村洋行做加工，打上日本牌号，当作日本货出售。后来，郭庆年就把新织布机打上“郭天成”的牌号，行销河北省高阳一带，由此改称为郭天成机器厂。
郭天成机器厂的发展则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当时华北地区的手工业迅猛发展，大量的洋纱洋布涌入，促使华北地区的手工纺纱业向机器纺纱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轧花机等机 器供不应求，在承接日本企业的配件业务后数年，郭天成机器厂开始生产独立的轧花机、弹花机，经过自主研制的机器比日本企业生产的机器更有竞争力，使得郭天成铸铁厂的业务发展如日中天，在三条石的机器厂中，一度占有领先优势。
郭天祥机器厂
1909年，郭天成机器厂的工人郭东波开设万顺成铁厂，专做织布机，后改做人力车零件。1918年改名为郭天祥机器厂，成为三条石地区规模最大的机器厂之一。如今在三条石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部机器，是上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普遍使用的轧花机。这部机器有自己的商标，叫“日光牌”，侧面印有“郭天祥机器厂制造”的字样。
随着郭天祥机器厂的出现，郭天成的优势地位逐渐弱化。从生产织布机的零配件开始，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生产轧花机、弹花机的企业，并在价格上与郭天成进行竞争，企业规模扩张很快，并在济南等地开设了分号。这两个由郭姓工厂主创办的机器厂，一直是三条石机器工业的领头羊，直到20世纪30年代。
福聚兴机器厂
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是天津地区现存较为完整、集中反映三条石乃至华北地区民族铸铁、机器制造业发展历史的地上文化遗存，也是迄今华北地区为数不多的重要工业遗产之一。
福聚兴机器厂开办于1926年，坐落在三条石大街中段北侧塘子胡同，场内为四合院砖木结构建筑，有一个110平方米的机器车间。车间内天轴皮带悬挂，各种机器密布交错，整个机器车间的设备体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机器业的概貌。建厂初期主要产品是钳子、扳子等铁工工具，后来工厂慢慢发展起来，春季生产水车等农耕用具，夏季生产刨冰机，秋季生产洗米机、榨油机、炒栗子机等供秋收使用的农具，冬季则有为农闲的农民进城营生用的爆米花机。福聚兴机器厂创建于三条石民族工业的兴盛时期，其发展速度很快，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已经拥有固定资产16万元，能生产机床等近百种机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是当时较有规模的机器厂。公私合营后，福聚兴机器厂扩建迁厂并改名为天津机床附件厂，而福聚兴机器厂旧址就成了天津机床附件厂的食堂和铸造车间。
提起三条石大街，也有人会想到李鸿章，据说这条街的得名和李鸿章关系密切。如今，三条石大街上的青石已经不复存在，但关于此地的那些鲜活的传说和记忆，却总能将人们带回到过去的时光。
关于三条石大街名称的由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一带水陆交通便利，又靠近老城厢，所以商业发达，往来客商很多。同时，这一地区地势低洼，一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于是常来常往的客商们共同出资，在这里铺设了三条大青石路——三条石大街由此得名。
另一种说法，和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有关。传说那时李鸿章在天津的府邸，位于总督衙门后面。某年，他的妻子去世了，灵柩要经过南运河运回安徽老家安葬。当时正赶上雨季，三条石地区道路泥泞，为了方便笨重的灵车通过，李鸿章下令在大路的中间并排铺了三条青石板。
关于三条石大街得名的各种传说都有其支持者，以至于谁也说服不了谁。唯一能肯定的是，早年间的三条石大街，确实铺有大青石。三条石博物馆建成后，有三块大青石被保存在馆内，青石上俨然可见车辙的印痕，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变迁
文史研究者张诚曾经研究过李鸿章的生平，他告诉记者：“这条街的得名其实与李鸿章无关。李鸿章的母亲死在武汉，灵柩直接运回老家，与天津无关。李鸿章的原配夫人死在老家，与天津也无关。李鸿章的继配夫人赵小莲虽然是在天津去世的，但出殡时走的是衙门后边的新浮桥，然后用船送到英租界码头，再装轮船运到镇江，换小船回合肥，并不经过三条石一带。李鸿章的第三位夫人莫氏去世时，李鸿章早已去世，所以也不可能和三条石有关。”至于这三块大青石的来历，张诚觉得现在下结论尚早。
张诚说，三条石的工业启蒙，和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早期，南运河上有两座浮桥，一座是北浮桥，一个是院门口浮桥。所谓的‘院’，就是督院，也就是后来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院门口浮桥，也就是老金华桥的位置。浮桥一天只开一次，其他时间船只是不能通过的，这样就在浮桥两端聚集了大量等待通过的船只。三条石就在这一区域内。在等待的时间里，除了歇息、装运货物，船上的人还要采购一些日用品和生产工具，特别是船上用的铁器，如锚、铁链子、船钉等，还有铁锅类的生活用具。有了需求，附近就有了生产、加工、贩运这类物品的作坊和群体。其实，这样的作坊，河两岸的聚落里都有，只是三条石地势较好，离这些船只较近，占有地利之便，所以相对更多一些。”张诚说。
最初时，铁匠们只是季节性地聚集在三条石地区。1860年前后，直隶交河县人秦玉清带着子侄在路边开设了“秦记铁铺”——这是三条石一带的第一家家庭作坊式铁铺。之后，秦玉清的很多老乡都来到三条石一带开设铁铺，自此，三条石铸铁业的大幕徐徐拉开。
据张诚介绍，三条石一带在很长时间内聚集的基本都是小作坊，“那里没有大的厂子。老板有技术，雇几个人，大都是本家亲戚或者本村的熟人，老板自己也跟着干活儿。这样的小作坊，有活干，没活散。三条石的工人大都是从交河县来的，那里是铸造之乡，村民们结伴在外边搞铸造。”
据张诚介绍，三条石一带在很长时间内聚集的基本都是小作坊，“那里没有大的厂子。老板有技术，雇几个人，大都是本家亲戚或者本村的熟人，老板自己也跟着干活儿。这样的小作坊，有活干，没活散。三条石的工人大都是从交河县来的，那里是铸造之乡，村民们结伴在外边搞铸造”
即使是规模较大的铸铁厂，最初建立时也是手工操作。1897年，三条石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铸铁厂——金聚成。这家铸铁厂刚刚成立时，生产设备是一个化铁炉和4个人拉动的风箱，全部由手工操作。1905年，三条石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机器厂——郭天成机器厂，为洋行加工轧花机、织布机、弹花机等。
在三条石地区，像这样的作坊、铁厂、机器厂到底有多少呢？1935年的《大公报》在报道中称，这条大街“长不过里许，街宽亦仅及丈，道路坑坎，尘土飞扬……大小铁厂、铁铺，一家密接一家”，当时共有80多家。
三条石地区的作坊、铁厂等，由原始作坊式生产模式转变为依靠现代制造技术，有个复杂的过程。
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东局子、西局子被摧毁，一部分熟练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工人流落到三条石一带，当年李鸿章从国外引进的“翻砂制模”“手摇风箱葫芦”等先进技术因而流传到了那一代的铁匠铺和铁厂中，使其制铁工艺和产品质量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
在张诚看来，三条石地区老一代作坊主学习先进技术的努力，也是促成三条石地区由原始作坊式生产模式，转变为依靠现代制造技术的重要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让孩子念书深造，以期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采访中，他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三条石地区曾有个叫“双聚公”的铁厂，老板叫陈朝信，是交河县人，从小在三条石地区干活儿，后来出师筹了点钱，自己开了“双聚公”。陈朝信在家行四，大哥和二哥在家务农，三哥也在三条石搞铸造。陈朝信的买卖越做越大，接连开了几家厂子。他和三哥所用的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和村里的老乡。
陈朝信的三哥有个儿子叫陈凤皋，从小不好好念书，三哥拿他没办法。陈朝信就叫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给陈凤皋补课，没想到陈凤皋也考上了南开中学。但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南开中学南迁，陈凤皋就随好多同学去了重庆，。在美国，陈凤皋学的是炼钢。据张诚说，那时天津的钢铁工业没有像样的厂子，只能回炉铸铁，没有炼钢厂，也没人会炼钢。
“日本投降后，交河县几位本来铸铁的人，在河西建了新兴钢铁厂，准备搞平炉炼钢。这个厂的董事会研究后，准备请陈凤皋任厂长，让他以技术入股。陈凤皋把他在美国学的转炉炼钢技术运用到生产中，这比平炉炼钢节省时间，炼出的钢质量也好。陈凤皋就这样将美国现代炼钢技术引入了中国。”张诚说。
在他看来，三条石对天津和全国钢铁工业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当地林立的作坊和铁厂本身，更在于其不断追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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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天津，竟然是这样的，看完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