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1 02:50:25
来自故宫武英殿张伯驹藏品展。
晋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临摹）
一上来即是晋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说他善章草，为文名所掩。
《平复帖》是存世名家法书（法书：传世著名书法作品之堪为楷模者谓之法书）中最古的一件，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
比法书更吸引人的竟然是一大堆印章，比如宋徽宗赵佶的双龙小印，“宣稣”、“宣和”、“政和”以及张伯驹先生的“京兆”葫芦印、“张伯驹珍藏印”。
奇古书法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陆机《平复帖》是在1935年北平举办的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上。
多年后，他在《春游琐谈》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感慨之余，他发现自己甚至看不懂帖上的文字，“此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
实际上不只张伯驹，从《平复帖》有明确记录的唐以后1000多年间，许许多多文人学者试图解读，却没有一人能够读懂全文。全帖一共9行86个字，其中两个字因为纸张损坏脱落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也就84个字。而时至明朝，收藏此卷的张丑仅仅认出了其中的14个字。到了清代，收藏家安岐曾试图在张丑的14字基础上进一步解讀，努力了几十年，也没再多认出半个字来，后来他在《墨缘汇观》里无奈地说：“其文苦不尽识。”近代，日本人梅园方竹在张丑的基础上试着又解读出6个字，但把第4个字“瘵”误读为“虏”。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众人仅认出了19个字。
启功曾说，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追溯到晋人。而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多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也多为摹迹了。董其昌在题跋中评价《平复帖》说：“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这里的右军指的是王羲之，元常则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但清乾隆年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风早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遭毁坏，无从得见。《平复帖》因此成了如今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早60多年。
“我们所谓宋代书法那么好，都是从王羲之的变革开始，如今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一个标准。王羲之变革之前，章草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而陆机的字是从章草向今草，从规矩写法向随意写法转化过程中的书法，启功管这种章草叫草隶，就是隶书的草写。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更多出土的简牍之后，更相信陆机的字更接近于原始状态下的章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告诉本刊。
王亦旻说，《平复帖》不仅书法高古，所用纸、笔也同样高古。“专门研究纸张的潘吉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研究过《平复帖》的纸张，认为其书写所用的是一种麻纸。结合文献记载，这类麻料是当时制作纸张的主要原料，有的还辅以树皮、渔网等其他植物纤维，经过打浆、抄造而成，当时的工艺还不够成熟，因此纸面比较粗糙。还有，当时所用毛笔多是硬毫制成，且有硬芯，秃锋，写在这种纸上会比较涩，行笔速度也很慢，有一种古拙之感，如今我们使用的软毫笔要到北宋末年米芾的时候才有。此外《平复帖》是一封私人信札，有些内容表述隐晦难懂，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此帖文字的辨识和理解难度。”
更直接的原因，是《平复帖》太古老了。古人说“纸寿千年卷八百”，而《平复帖》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因此帖本身的保存状况并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平复帖》是展览目录的第一件作品，被放在了正对入口的最显眼位置，但展台里的并非真迹，而替之以高清照相影印的一件复制品。
《平复帖》的休眠时间极长，最近一次真迹展出，要回溯到13年前，在2005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上展过两周。再往前是2002年秋，故宫博物院收购隋代章草作品《出师颂》后，社会上对该作品的真伪有争议，故宫于是组织了一场“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其中《平复帖》等真迹展出了9天。
据王亦旻介绍，一般来说字画修裱一次可以保持两三百年，《平复帖》最后一次修裱应是在明末，该帖的部分前隔水就是那时被裁换成了新的。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对一批重要古书画进行了修裱，由于当时《平复帖》状况还不算最差的，所以并没被划入那批修复文物中。“如今它的伤况比较严重，每次开卷合卷都会增加其损伤的程度，重新再修裱难度很大，既要保存书卷上面所有文物痕迹的完整性，又要把各种伤况修补好，这需要对其做详细的论证和周密的准备，并请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书画修裱师傅进行指导把关。目前，故宫正组织相关专家对这一类需要修复的国宝级书画作全面的评估。”因此，像《平复帖》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宝书画，目前原则上尽量不开卷。
1935年北平举办的那次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不仅是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也是《平复帖》1700多年来第一次面向公众。
当年6月下旬，汉江平原遭遇特大水灾，灾民高达700多万人。为了救济灾区，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当时溥儒将自己收藏的《平复帖》拿了出来参加展示，在文化界、书画收藏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观者如云。溥儒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全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畲。他的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成为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而溥儒则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被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他的画价高居琉璃厂第一位，与张大千一起被人们称为“南张北溥”。
尽管《平复帖》在元明期间被古董商拆配过，明董其昌之前的题跋都没有了，但作为清内府收藏，它依然被视为流传极为有序的古代作品。
北宋末年，书画鉴赏大家米芾就曾记载，陆机的《平复帖》是其所见《晋贤十四帖》中的一件。此帖前部月白绢条上有宋徽宗瘦金体题签，证明其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藏，如今该帖是否真为陆机所书，徽宗皇帝的题签是主要判断依据。《平复帖》从宣和内府流出后，直到元代初年一直在民间，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此卷后曾有元人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等人题的观款。明朝万历年间，此帖曾被韩世能、韩逢禧父子收藏，他们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展子虔《游春图》、周昉《挥扇仕女图》等书画巨迹皆为其所藏。韩世能曾让很多人鉴赏过《平复帖》，董其昌的题跋就是那时所写。之后，此帖又经过张丑、、安岐的收藏，最终在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
然而，酷爱书画的乾隆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平复帖》既未经题写，也无内府诸印，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据成亲王永瑆《治晋斋记》载，此帖乃乾隆皇帝母亲孝圣皇后钮钴禄氏所藏，据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乾隆就不便来欣赏题写。钮钴禄氏去世后，《平复帖》作为“遗赐”被赏给永瑆。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并传到第五世孙载治后，转被恭亲王奕訢收藏，奕訢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继承了《平复帖》。
1911年清室不存，，为了筹备经费，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给了日本山中商会，但将《平复帖》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溥儒从此以“羲皇上人”和“西山逸士”自号，纵情书画。
湖北赈灾书画义展的同一年，溥儒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
溥儒讲究排场，当时府中丫鬟、嬷嬷、仆夫之外，还有家务总管，有里外通报的门政大爷。出入汽车，除了加油、维修之外，司机、跟车、长随，一应人事费用花费极多。据台湾作家王家诚所写《溥心畲传》记载，溥儒对拜门的学生林熙说，当时他在北平艺专每月400元的薪水，外加自己画作的润笔，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两三千元，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单笔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
像其他遗老一样，变古书画收藏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溥心畲传》中写道：“他（溥儒）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主。”
同一年底，参与伪的溥伟在长春一个旅馆内去世。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打算将手上所藏名作，唐韩幹的《照夜白图》以1000块大洋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叶是定居欧洲的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卢芹斋曾把唐太宗皇陵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到美国。
当时正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希望宋哲元阻止叶叔重转给外国人，以免国宝外流。可惜这封电报没能起到作用，《照夜白图》被叶叔重走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为了阻止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给外国古董商，张伯驹在1936年底找到了北平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托他转达，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平复帖》，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也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到盐业银行。韩博文转告溥儒的回复：“心畬（溥儒）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
一年后，在文物收藏家叶恭绰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平的张大千，他托张大千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平复帖》。
张大千与溥儒交往极深。1927年春，溥儒在北平老字号“春华楼”宴请张大千及其兄弟，被视为“南张北溥”会面之始，此后张大千每每向友人赞叹这位“旧王孙”的身世风仪，并以“老师”相称。三四十年代张大千更是经常借居颐和园溥儒的“听鹂馆”，两人相约赏画，互题作品。但溥儒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到张伯驹收藏《平复帖》，张大千后来回复，溥儒依然开价20万大洋。
20萬大洋是什么概念呢？1921年，，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就是8万大洋。再看，就在张伯驹通过张大千二求《平复帖》的同一年早些时候，张伯驹购包括《三希堂》晋帖中的王羲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李白《上阳台帖》，加上唐寅《王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轴和蒋廷锡《瑞蔬图》轴，袁世凯庶务司长郭世五一起打包出让，要价也就20万。
张伯驹明白，《平复帖》叫价20万大洋，显然溥儒并不想。
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准备出售《平复帖》。
溥儒14岁丧父，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虽然当时北平沦陷，社会秩序混乱，但以他的孝顺，母亲的丧事必须得办得有排场。像《照夜白图》一样，溥儒只能通过出让《平复帖》换钱。
根据后来傅增湘的题跋所记，其实当时消息灵通的白坚甫比张伯驹更早知道溥儒母亲去世的消息，托傅增湘购《平复帖》。白坚甫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把多件国宝级书画文物介绍给日本人，溥儒家藏的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就是被他转给日本人的，如今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傅增湘自述怕国宝外流，本就打算马上去找张伯驹商议，没想到在火车上偶遇。
张伯驹听后表示并不想乘人之危，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在他那里，他先借给溥儒1万元办丧事。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溥儒要价4万元断，不用抵押。
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的开幕研讨会上，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还复原了那一场景。作为傅增湘的孙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傅熹年记得《平复帖》是在他们家进行交割的，张伯驹用来《平复帖》的是4万元，装了满满四口袋，而不是一些传记书中所写的4万块大洋或金条。
张伯驹购得之后，是傅增湘先把《平复帖》带回家欣赏。“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玩，古香馣蔼，神采焕发。”后来傅增湘将《平复帖》送还张伯驹，并在帖后作了1300多字的跋，对此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考证，说自己与溥儒相识20年，见过后者所藏珍贵书画无数，但是从没见过《平复帖》真迹，助张伯驹购《平复帖》，是为了防止国宝外流。他写道：“余深惧绝代奇迹，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视冯涿州当年之值，殆腾昂百倍矣。嗟乎，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余不仅为伯驹赓得宝之歌，且喜此秘帖幸归雅流，为尤足贺也。”
傅增湘写下长跋后，张伯驹也在后面作跋：“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不能不谓天待我独厚也。”并还一连在卷上盖了7枚印章，足见他的欣喜之情。兴奋之余，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还专门请人刻了“平复堂”的印章。当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当头，前程未卜，张伯驹用“平复”二字来祈平安之意。傅增湘也曾详细描述了《平复帖》所产生的“平复”心理作用：“不意垂老之年，忽观此神明之品，欢喜赞叹，心怿神怡。半载以来，闭置危城，沉忧烦郁之怀，为之涣释。”
溥儒转让《平复帖》给张伯驹的事，很快就传到白坚甫的耳朵里。白坚甫直接找到张伯驹，明确表示有日本人想购此帖，愿意出5倍的价格，20万元，但张伯驹拒绝了。
而得到4万元的溥儒，后来确实大办葬礼。《溥心畲传》中写道：“项夫人丧事，在锦萃园中办理。喜庆宴客、娱乐用的大戏楼，用素布遮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做过七七后，移灵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开吊，丧礼之隆重，，依然轰动一时。丧期，僧、道、番尼群集念经，超度亡灵。”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偷渡至舟山群岛，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溥儒后来很少提到他文物的事，《溥心畲传》中只写道：“为办理项夫人丧事，溥心畲将珍藏半生的无价之宝陆机《平复帖》质押于人，此后永远与他绝缘。”
而收藏《平复帖》，迅速奠定了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书画收藏界的重要地位。得到此帖的张伯驹，将功劳送给了傅增湘，晚年他在《素月楼楹联》里说他会将《平复帖》“除夕日取来于沅叔（傅增湘）家同观”。每年清明，也會约傅增湘“去旸台山大觉寺同看杏，于花间共筑二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张伯驹送挽联：“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花重金完成收购，但有人读懂此帖全部文字，还要等到1942年。
收得《平复帖》三年后，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经历了著名的绑架案。历史上始终有一种说法，绑匪索要300万赎金，就是看上了他的字画，尤其是《平复帖》，希望他通过字画来赎身。但张伯驹特别向妻子潘素表示，他所藏的字画不能动。
1942年2月，潘素通过各方借款交了40万元赎金，张伯驹获救。不管借绑架取《平复帖》的传言是否属实，绑架案确实使张伯驹的内心产生了变化。他立下遗嘱，让潘素成为自己所藏字画继承人。随即又请清苑郭立志摄影，通过琉璃厂豹文斋纸店，将《平复帖》的照片录入《雍睦堂书法帖》一书中。这是《平复帖》第一次影印出版。
《雍睦堂书法帖》选辑了自晋唐至清末39位书法家的墨迹，编辑郭立志委托启功审定全书。借着这次机会，启功将自己研究多年解出的《平复帖》释文刊登在《雍睦堂书法帖》中。他不仅译出全文，还把偏旁残损的5个字补读出了3个。这是《平复帖》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释文，尽管张伯驹对释文提出了多处不同见解，但他还是大体上肯定了启功。60年代启功又对释文多次做出调整。他在1961年《〈平复帖〉说并释文》中写道：“我在前二十年也曾释过十四字（张丑所识十四字）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尽准确。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笔，大致可以读懂全文。”
1700多年来，人们头一次知道《平复帖》中写的是什么内容。全文大意是：彦先身体瘦弱多病，担心他很难痊愈康复，刚得病的时候，如果及时救治，不致如此。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值得庆幸了。现在又有儿子照顾，可以无虑了。吴子杨第一次来我家，没尽到地主之谊。这时临将西行，再来相见，言谈举止，器宇轩昂，与以前大有不同了。思想前卫，应是他具有的，应予称赞。夏伯荣因为寇乱阻隔，得不到他的消息。
（ “彦先羸瘵 ，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平复帖》影印并刊登释文3个月之后，张伯驹从王绍贤处借了3000元钱，潘素变了首饰，夫妇两人带女儿和全部书画藏品，逃离抗日战火中的北平，举家搬去了西安。临行前张伯驹让潘素把《平复帖》缝在衣服里，自己随身携带。
1947年，王世襄向重回北平生活的张伯驹借阅《平复帖》，作《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在王世襄《〈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他回忆道：“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他的赞许，并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仁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
由此，王世襄这篇介绍递传的文章，与启功、徐邦达的释文，一起成为《平复帖》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
“老一辈学者基本已经把《平复帖》研究到一个极限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介绍说，“与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很难有突破性的研究。关于释文的进一步确认，以及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到底是不是陆机所写，这些老一辈学者们难以解决的疑惑，我们现在也解决不了。”
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的《平复帖》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后来在《陆士衡平复帖》中感慨地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参考资料：《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张伯驹、潘素卷》，中国文物学会主编;《国宝传奇：张伯驹》，荣宏君著;《烟云过：张伯驹传》，郑重著;《溥心畲传》，王家诚著;《张伯驹年谱》（未出版），荣宏君编著〕（完）
读罢这里，再翻阅傅儒楷书《心经》，感觉好赞叹好美！
李白《上阳台》帖
宋徽宗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同样，是满满的、让人目眩神迷的印章。以及主文后无数的题跋。
右一：“太白此帖语文集所不载，宋徽宗跋乘兴踏月云云，别是一帖，见于《宣和书谱》，盖泛论白书，非专指是帖也。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张晏以下诸跋，亦皆可据其为青莲遗墨不妄耳。”（乾隆）
右二：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名)也。（宋徽宗）
再过来，赫赫上下两枚印章，乾隆印“八徽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翻阅这位十全老人的玺印资料，转载如下：
乾隆帝一生拥有玺印1800多方，独冠帝王之首，是他爷爷康熙的15倍，是他父亲雍正的11倍。
乾隆在位时，刻的第一方皇帝玺印，内容就是“乾隆御览之宝”。作为富有四海的君王，乾隆一生拥有“乾隆御览之宝”共有8方，其玺印材料极为丰富，仅玉就有碧玉、白玉、青玉、墨玉等等。
现存最有价值的还是“八徴耄念之宝”。它是乾隆在位55年，为庆祝其80寿辰制作的，在乾隆玉玺中算是比较大的一枚。
元代张晏跋曰：“谪仙(李白)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时沉香亭，待醉，高力士脱靴，宜多时？大德九年岁在乙巳正月二十五日，集贤学士张晏敬书”。
元代书法家欧阳玄：唐家公子锦袍卷,文采风流六百年。不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
有关主作品后数目繁秩的题跋，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解释：
转——
作者：知乎用户
书、画，题跋、印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增益，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是中国书画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种题跋是书家的互捧，典型的宋三家苏黄米，他们都私下关系不错，苏东坡写一《寒食帖》，黄庭坚在旁边写一观后感，说写得不错，文采风扬。米芾写一《苕溪诗帖》，黄庭坚在旁边大赞牛逼啊牛逼超常发挥，黄庭坚写一作品，米芾也在旁礼尚往来捧一下。这样子作品的艺术价值也翻了一番，都是名家，相映成趣。几人抱成一团力量就强大了，如黄庭坚，是以诗出名的，字一般般，若自己单干，在宋这种遍是牛人的时代就湮没了，因为在苏米作品旁边看到他的字，觉得风格强烈，黄就被后人发掘出来了。后世的书家也是这么回事，在那时代，字写得好的人太多了，在一流层面有一万人，水平都差不多，真正流传后世就一人，为什么呢？埋头苦练是不行的，像米芾，他的行书技术在历史数一数二了，皇上点的书画博士，他喜欢利用职务之便收名帖名画题个跋，他喜欢二王，所以后世二王的作品，经常会看到他的影子。董其昌，为什么被称为「帖学之王」，他身居高位，手下过去的东西不计其数，玩得很炫，每拿到一帖，就把其风格吃透，用同样的风格在后面写一跋，所以在书画史上想不出名都难，经常会碰到他。
二是藏书跋，有种到此一游的味道，有大财主特有钱，想在历史留个名，怎么办？一个法子就是巨资收名书名画，用发抖的手在上面歪歪扭扭写上自己的名字，有自知之明的，会送给名家高官题，，有的会在月圆之夜邀一群有文化的朋友，赏花吟诗喝酒后，把作品摆出来在上面写某年某月某某某某人共赏。方寸之间的争夺激烈到白热化，有人把作品弄过来一看，没地方可题了，瞧一名气弱没水平的，刷一层浆糊用纸一盖继续。
历史上最大的藏家是皇帝，内府藏的东西，不计其数，有名的「淳化阁」「三希堂」等，皇帝对某位文臣的肯定，就说我这有一羲之的帖，帮朕题个跋呗，这对大臣来说是件祖坟冒青烟的大恩赐，吃素焚香三日沐浴更衣，毕恭毕敬用最工整的小楷最端正的文词把这跋写了，这种题跋水平最高，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儒臣。康熙雍正的字算不错的，但是自己题得少都让给大臣。但后来就出了二逼皇帝弘历，这靼子自认为文采直追李后主书画能比宋徽宗，其实水平是狗屎还比不了其父和祖父，御藏的字画就遭了殃任他涂鸦，他最爱的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他这辈子看过这帖三十多次，每看一次就写个几百字的读后感，快雪帖总共28字，乾隆在上面写了上万字的感想，冯版兰亭，他的字是最扎眼的。他用的印章是最大最霸气最扎眼的，碗那么大一个，古稀天子之宝、三希堂精鉴玺、乾隆御览之宝，糟蹋了许多东西。
总之，就像BBS的帖，主帖很精彩，跟贴更精彩，有皇帝、名臣、大儒、大书家、大藏家、富商捧场，它才会火有身价。再是这种东西内容底蕴丰富，多重保险基本赝不了，拿上拍市场也是很放心的东西，所以，题跋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补充：对于黄山谷，前面的评价偏颇了，真正了解后，黄山谷在宋四家里排第二名副其实。黄山谷文学上开创江西诗流派，书法上，黄山谷是宋唯一的草书大家，他是草书流变的一个分水岭，有「草书至山谷一变」之说。（完）
唐杜牧《张好好诗》（复制品）
行书。杜牧传世墨迹仅此一件。
双龙小印、宣和、乾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等都很清晰。
历代印章的流传变迁，以下摘自《国宝传奇——张伯驹》（作者:荣宏君）
晚唐杜牧的诗稿《张好好诗》，穿越了300年的风雨，流传到了北宋一位著名的书画皇帝手中，这位皇帝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诗人，他对小杜的诗喜爱有加，把杜牧的书法更是当成宝中宝。徽宗用泥金题写了“唐杜牧张好好诗”的题签，并在题签下面盖上双龙玉玺。还在诗稿上加盖了“宣和”“政和”“内府图书之印”等5枚收藏印章。在宋徽宗主编的《宣和书谱》卷九中，更是称赞杜牧的书法：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就是说，杜牧写的行草书，气韵和风格雄浑健美，与他文章的格调是统一的。
南宋的时候，《张好好诗》卷又被一代奸相贾似道收藏，贾似道在手卷上留下“秋壑图书”的收藏印章。到了元代，《张好好诗》被收藏家张金界奴得到，张金界奴是元代的收藏家，身世不可考证。《张好好诗》卷上盖有“张氏珍玩”和“北燕张氏家藏”两方收藏印章。
进入明朝，著名的收藏家项元汴收藏到《张好好诗》。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浙江嘉兴人，明代最为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项元汴曾经得到过一架铁琴，琴上刻有“天籁”两个字，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天籁阁”。项元汴出身名门望族，富甲一方。他博雅好古，醉心翰墨，厌倦科举考试，天性不喜欢做官，所以就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收藏和鉴赏上，比如李白的《上阳台帖》就曾被他收藏过。项元汴得到《张好好诗》后经常拿出来欣赏，他先后在卷上加盖了“天籁阁”“项元汴印”“项子京家珍藏”“项墨林鉴赏章”和“项墨林父秘籍之印”等十多枚收藏印章。
明代的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对杜牧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评价很高。董其昌字玄宰，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就是今天的上海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擅画山水，是山水画“南北宗”的倡导者，“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画和画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董其昌年轻的时候在项元汴家当过家庭教师，所以他曾经有机会多次鉴赏《张好好诗》，董其昌后来摹刻他平生所见到的晋唐以来的珍贵墨迹《戏鸿堂帖》，特意把杜牧《张好好诗》收入帖中。董其昌对《张好好诗》非常推崇，他认为杜牧的书法，深得六朝人的神韵，书法大家颜真卿和柳公权以后，晚唐真正称得上书家的只有温庭筠和杜牧了。
进入清朝，，当时大将军年羹尧也曾经鉴赏过《张好好诗》，他还在卷上题写了：双峰积雪斋年羹尧观。
前些年，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把年羹尧刻画成飞扬跋扈的一介武夫，其实年羹尧自幼读书，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供职翰林院，曾多次担任四川、广东乡试考官。年羹尧政务之余，喜爱收藏，珍藏了许多古代书画精品。年羹尧被雍正抄家后，这些书画都被罚没收归内府。
，《张好好诗》卷就进入了乾隆内府，被乾隆皇帝收进《石渠宝笈初编》一书中。杜牧的手迹从乾隆朝开始就一直深藏在皇宫，直到溥仪把它带到长春，在小白楼文物流失案中被伪士兵抢劫，最终又被琉璃厂书画商人靳伯声到手。
靳伯声将《张好好诗》带回北京后并没有急着出手，而是秘藏起来待价而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的张珩得到消息，托了很多关系才把《张好好诗》卷拿到手。关于杜牧的这卷书法，著名文物鉴定家张珩在少年时期就看到过印刷本，印象极深。张珩对这件书法评价也很高：今世所传唐人墨迹，聊聊可数，如此确然无可置疑者，尤若晨星，况又是自书诗稿，经《宣和书谱》著录，传流有绪，真瑰宝也。——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面对着这件稀世瑰宝，张珩极力建议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希望由故宫购。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财政紧张，郑振铎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收购。张珩被迫把《张好好诗》退还给了靳伯声。眼看着国宝不知去向，而自己又没有财力挽留，张珩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老朋友、大收藏家张伯驹。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伯驹，希望老友能够留下这件国宝。张伯驹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往琉璃厂，没想到，《张好好诗》卷已经由靳伯声让人带到上海兜售去了。张伯驹连忙找到墨宝斋的掌柜马宝山，在马宝山的积极斡旋下，靳伯声从上海追回了《张好好诗》。他向张伯驹开价40两黄金，因为当时政府管制黄金，最后折算成5000元人民币，张伯驹才将《张好好诗》卷收藏到手。
得到了杜牧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张好好诗》卷，让张伯驹兴奋不已，甚至一连好几天他都和这卷诗稿同床共眠。张伯驹并对这件书法做了详细的考证：樊川真迹载《宣和书谱》只有此帖，为右军正宗，五代以前、明皇以后之中唐书体。——张伯驹《丛碧书画录》
伯驹先生认为，杜牧传世的书法真迹只有《张好好诗》这一件。杜牧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正宗继承者，他的书法也是标准的五代之前和唐玄宗之后的代表的书体。张伯驹在手卷上加盖了“京兆”和“张伯驹珍藏印”等收藏印章，夫人潘素也第一次在丈夫的收藏品上加盖了自己的名章“吴郡潘素”。
张伯驹收藏古今书画众多，但他把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和陆机的《平复帖》以及展子虔的《游春图》看做他平生最得意的三件藏品。所以他还特意浓墨重彩地填词《扬州慢》，在《张好好诗》卷尾题跋以抒怀。
张伯驹亲题《扬州慢》：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剩薄幸，一段风流。我亦武陵年少，如是梦醒青楼。奈腰掺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北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复制品）这是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所录写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全文系佛家禅语。如下：
诸上座为复只要弄唇嘴，为复别有所图，恐伊执著。且执著甚么?为复执著理，执著事，执著色，执著空．若是理，理且作么生执?若是事，事且作么生执?著色、著空亦然。
（转）此书学怀素的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宕，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
黄庭坚《山谷自论》云：“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20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
转网络：禅宗是融入了中国道家，儒家的传统学术内容的纯粹士大夫的；书法则是依靠运动的线条在有意无意之间，表现作者内心秩序，创造独特意味的艺术。他们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点。“禅味书法”就是两者自然结合的产物。禅与书法得以实现融通的契合点，比较突出的观点有“境界说”，“入定说”，“禅味书法说”，“本心说”等。所谓的禅味书法，就是主要依据禅宗思想创作的，注重表现书家‘禅家式’心灵的书法。”（杨谔《书法研究》）
贯古通今，可以说禅味书法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空寂绝尘；二是清丽潇洒；三是狂放纵逸。禅与书法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正是很多书法家参禅悟道的缘由。
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
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一扫早年仿苏习气，找回了黄氏自家面目。
可以说，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狂草，一扫僧家温文和雅、清淡圆逸之“僧气”，代之以粗犷豪放，老辣恣肆的文气。黄庭坚是具有艺术自觉意识的书家。他在进行草书创作时，并非照袭古人笔法，而是融会贯通，将古人的笔法灵活运用，使用笔灵活自如，更显自然率意之趣。
他的狂草作品内容大都是别人的诗文和禅家语录。从内容来看，黄庭坚是参禅之人，其对禅道的理解自然耳熟于心，同时，由于抄录禅语，自然在抄写过程中，内心得到净化，从内心深处感知禅道。
他狂草的书写可谓一波数折，尽抖擞之气，令笔画游动有余，从而使他的作品更加狂纵，更显其豪放的性情。（完）
少时因课本中的《核舟记》，除了记得“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以及“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外，对苏轼、佛印、黄庭坚有莫名好感。长大后读东坡诗，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台。
再如他的——
溪声尽是广长舌，
山色无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
他日如何举似人。
第一次听到：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听到叶曼先生讲到这些有趣的偈子和故事，比如：
【谒护国此庵元禅师，夜语次，师举东坡《宿燕林偈》（原偈中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
庵曰：‘尚未见路径，何言到耶？是门外汉耳。’
师通夕不寐，乃晓钟鸣，去其秘畜，以前偈别曰：‘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
庵曰：‘向汝道是门外汉。”师礼谢。】
——《五灯会元·天竺证悟禅师》
还有最后那首偈子——《庐山烟雨》：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再分享两首东坡居士的诗——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在《语录》后黄氏又作大字行楷书自识一则，结字内紧外松，出笔长而遒劲有力，一波三折，气势开张，一卷书法兼备二体，相互映衬，尤为罕见，是其晚年杰作。
此是大丈夫出生死事，不可草草便会拍。盲小鬼子往往见便下口，如瞎驴吃草样。故草此一篇，遗吾友李任道。明窗净几，它日亲见古人，乃是相见时节．山谷老人书。
范仲淹《道服赞》
因这手小楷实在漂亮，百度查找了书者董誥，大大牛人一枚。
董诰，（1740－1818），浙江杭州富阳人。董邦达之子。工诗古文词，书法宗王羲之、献之，又能於一粒芝麻-[天下太平]四字。山水禀承家学，雅秀绝尘，晚宗宋、元。为人和易，一时寒畯多得其授画法。
乾隆 二十八年（1763），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进士，殿试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为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纂修。散馆后，改任编修。
董诰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以至文华殿大学士。
四十四年，任军机大臣，旋任户部尚书，两次图形紫光阁。其时，和珅用事，排除异已。董诰支拄其间，遇事多所救正。及嘉庆这即位后，又襄赞之，卒能歼除巨憝，朝纲不坠。
董诰位极人臣，出入禁中40年，供职勤恪，进止皆有常度；熟谙掌故，政事得失，皆能洞鉴本源。朝见时，凡有献纳，皆面陈之，不用奏牍。平生所学，在一“诚”字，以为天下无不可与外之人；而人亦未有敢侮之者。
亦擅绘事，其所进呈画本，均经乾、嘉二帝亲笔题咏，收于《石渠宝笈》第三编。作有《西湖十景图》。
清嘉庆时，给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湖源乡窈口村潘氏友于堂（新厅）题写对联一副，内容为“古今来几许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件事还是读书”。
嘉庆二十三年（1818），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学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剧而卒。嘉庆帝亲临祭奠，御制哀诗有“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之句，赐谥文恭。墓葬蛇浦村（今属新桐乡），有御制碑文，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楹联丛话》卷十有这样一则记载：富阳董诰身为太平宰相三十年，两次被画像于紫光阁中，勋名之盛，一时罕有伦比，而身后情况，乃似寒门。侍讲学士潘芸阁，名锡恩写有一副挽联云：“珠玉自天题，计两番紫阁图形，早有丹青传相业；楼台无地起，综卅载黄扉翊化，惟将清白表臣心。”
这则挽联确确实实是对董诰生平业绩的真实概括。在紫光阁中两次图形画像，可以说是“圣德伟望”，青史留名了；但三十余年历事朝廷，身前死后，而家境仍似寒门，惟有两袖清风。难怪嘉庆皇帝要去亲自祭奠，并作挽诗悼念。
“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命刻诗于墓，以彰忠荩。”（见《清史稿·董誥传》）
黄山谷的题跋
呜呼道服非儒也 而文正有取焉 其自清自洁之谓岂诬也邪 然则纡青曳紫面自蒙 不洁者诵此多芒刺矣 弘治十年夏四月朔后二日刑部郎中 赤城卢濬拜题于姑苏□馆
转——《国宝传奇——张伯驹》（作者:荣宏君）
范仲淹的《道服赞》本身珍贵，但上面的一段题跋尤为罕见。
1946年的一天，张大千匆匆忙忙从上海赶到北京，一到北京就直奔琉璃厂。他来到琉璃厂的论文斋，要找老板靳伯声，可是靳伯声却让店伙计撒谎，说自己外出，避而不见张大千。靳伯声和张大千这两人可是认识多年的朋友，这靳伯声早年还是因为贩张大千作伪的假画，而淘到人生第一桶金，两人虽然只是生意上的朋友，但是毕竟认识多年，不至于闭门不见吧。那么张大千找靳伯声到底有什么事？原来，靳伯声刚从关外购了一批“东北货”，什么是“东北货”呢？就是民国时期琉璃厂书画商对长春“小白楼”流失的清宫旧藏书画文物的简称。
我们常说在商言商，靳伯声是一位很有心机的书画商人，这次东北之行收获满满，不但到了晚唐杰出诗人杜牧的书法《张好好诗》，而且还幸运地收购到北宋第一名臣的一件重要书法作品。靳伯声同样把这件书法高价给了张伯驹，发了一笔横财。、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这件书法作品也就是范仲淹的《道服赞》。
《道服赞》，小楷，纸本，纵34.8厘米，横47.9厘米，共8行，97个字。《道服赞》中所说的“道服”，顾名思义，就是指道士所穿的服装。“赞”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庄重的文体，常用四言韵语写成，主要用来颂扬人和物，以情调激扬、风格精炼为标志。《道服赞》就是范仲淹为他的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
《道服赞》自身珍贵性不必多说，但张大千却同样看重这件书法作品后面的一段题跋，这是谁的题跋呢？他就是张大千的四川同乡，北宋的一代画竹大师文同。文同字与可，是北宋的著名画家，尤其是以画竹名扬天下。
文同一生最爱竹子，他认为“竹如我，我如竹”，作画强调“意在笔先、神在法外”，文同画竹，注重写生，对竹子的生长规律和特征了然于胸。他曾总结自己的画竹经验：“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出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喜欢画竹，文同与苏东坡是至亲表兄弟，两个人经常相互唱酬，诗词往来，在美术史上正是他们两人确立了“梅、兰、竹、菊”的文人画传统题材。文同一生画竹无数，苏轼曾称赞他为“诗、词、画、草书”四绝，但遗憾的是，今天文同仅有一件《墨竹图》传世，这也是世所公认的唯一真迹。更加遗憾的是《墨竹图》上并没有文同的书法落款，只是在画面上留下了一枚“文同与可”的印章。
就目前所知，文同书法墨迹传世极少，存世的文同书法只有两幅行书的题跋。一件是写在东晋书法家王献之《送梨帖》后面的23个字：治平乙巳冬至，巴郡文同与可久借熟观。时在成都回车馆。但是，据说这段题跋只存文字档案记录，真迹至今下落不明。另一件就是范仲淹的《道服赞》手卷上的题跋。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词笔，观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凛然也。”
熙宁壬子孟夏丙寅，陵阳守居平云阁题，石室文同与可。（网图，与可是文同的字）
看展时不知道这件轶事，没有刻意留意文同真迹，资料说东坡画竹师自文同。
苏东坡《枯木竹石图》
贴一首文同的《山樱》——
岩壁自丛丛，年华寂寞中。偶因移晓雨，似欲占春风。
嫩叶藏轻绿，繁葩露浅红。孤根知幸否，从此对雕栊。
北宋蔡襄《自书诗》
宋高宗赵构小楷《节南山之什图题诗》
PS：整理照片，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内容来自网络。
赏字时眼里无章，观印时眼里无字。
嫩叶藏轻绿，繁葩露浅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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