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以后，我回到了家乡的小城，开了一家小店，成为了一个油腻的中年小店主，每天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推开嘎吱嘎吱的卷帘门，简单扫个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离开了北京，我回到武汉，从高耸入云的CBD回到了工地一般的小城，不是衣锦还乡，只是待不下去了，那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待不下去，又离不开。我时常会想起在北京的日子，朋友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一样地年轻，一样地朝气蓬勃，一样地胸怀理想。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都穷，即便是住在蟑螂老鼠横行的地下室，我们依旧觉得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觉得我们注定会成为与众不同的那一类人，成为明星成为工程师成为老板。
老张，一个长着络腮胡子，梳着辫子的西北汉子，今年三十多岁，来自西安下面的一个小城，因为音乐梦，他只身一人带着一把吉他从老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北京，他觉得他终于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了，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在经过地下通道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高兴地弹起了吉他，结果意外的是很多人以为他是要饭的，纷纷给他扔钱，他第一次对北京的感受就是：热情，讲究。可来北京的十一年，他并没有成为明星，只是成了一个酒吧的歌手，一晚上跑几个场子，他相信会有星探发现他。他从前是个很懒散的人，来到北京后突然某一天以后他变得异常地勤奋，只要有时间他从来不闲着，他怕错过某个星探，他的觉悟来自一张包着油条的作业纸张。这应该是早点摊老板儿子的暑假作业本，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小概率事件：由于发生的可能性极小(把发生可能性很小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而忽视了它的存在,其实利用小概率事件可以解决一些看似很难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小概率事件作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老张在北京的头几年真的很苦逼，抑郁不得志，他发现当明星真的很难，一度想放弃，灰溜溜地走他又挂不住，他很苦恼。直到那天吃早点，看到那张油条纸，让他燃起了希望，他觉得他得端正认识，争取小概率在他身上发生，多唱，这样才能被发现，所以他不挑活儿，多年下来业内口碑也好，人称救场王。这张油条纸，老张没有丢弃，小心翼翼裱了起来，挂在了床头，每天一醒来就能看到的地方，每次看到这个他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扫萎靡和懒惰，精神抖擞地去酒吧了。后来纸都快烂了，于是他拍了照片，当成了屏保，这屏保总能激发这位摇滚青年的热情，唱的时候也爱翻出来看看，很多人以为老张是岁数大了，爱忘词儿，其实他是在看那张油纸，它就像一剂吗啡，总能够瞬间激活老张。
临走前我去后海的酒吧找老张，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灯红酒绿，络绎不绝的男男女女，每一天都在变换，不变的只是那一株株柳树和平静的湖水，无论如何怎样的酷热冰寒，老柳树依旧能按时发芽长出新叶；无论怎样的风吹浪大，湖面终究会归于平和，最终归于普通。
没多久老张就过来了，他给我点了瓶啤酒，我抬起头，看着他，眼神复杂，我来北京五年，他十一年，结果我坚持不去了。本来我打算发个微信，或者一通电话，但还是觉得当面告别，在这里没亲人，他很照顾我，我抿了一口酒，我刚要开口，他一抬手止住了我。他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不用说，来，碰一个。于是我们碰了下酒瓶，声音清脆，仿佛是什么碎掉了。在酒吧多年，他早就养成了察言观色的技能，，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自然瞒不过他，我很感激他懂，我终究不擅长告别。昏暗的灯光，撒在他布满老茧的手指，那一节被烟熏得发黄发亮的手指格外醒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沉默但并不尴尬，这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好处。他很平和，主动打破了沉默，讪讪地笑了，打趣的问，不想当企业家了。我丝毫不尴尬，回答道，岁数大了，该回村儿娶媳妇儿生娃了。他点了点头:是的，娶妻生子，我们注定都是普通人。我身子一震，细细咀嚼，对，普通人，我们的归宿，我们大部分人的归宿。他点亮屏幕，放到我眼前，我们都笑了，小概率事件，那亮闪闪的油条纸照片详尽地解释着。我们都没有成为那1％的幸运儿，只是沦为了99％的大多数，我问老张怎么还留着。老张点了一根烟，明灭间熟悉的烟草味蔓延开，他微眯着眼睛不紧不慢地说，是它，让他坚持了下来。刚开始的几年，他觉得他会成为那1％，再后来他觉得他可能只能成为那99％，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事，他父亲中风，巨额的医药费让他无力承担，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因为梦想而忘记你身上的责任。他正视着我，认真地说，只是成为那99％普通人就很不容易，活着就是个奇迹，那99％也是个奇迹。我诧异地看着老张，这个一直以为小概率事件是鲁迅说的西北汉子，居然能说出这番话，我猛喝了一口，那一口酒似乎冲开了我心头的一道闸门，我那一刻原谅了自己。
对于别人而言，我们都是普通的，普通的外表，普通的工作，每天为生活奔波，周而复始，没有香车宝马，没有别墅和灯光，我们大部分成了混在人群中没有人能认出的那一类。我们被这个世界教导，要出众，要不一样，要做金字塔顶端的人，我们把它认为是理想，推向高台，以为它会指引我们幸福，可它却折磨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焦虑，失意，彷徨。我们还怕被抛弃，害怕沦为普通人，觉得那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可我们忘了我们其实很厉害的。对于膝下的孩子而言，我们是超人；对于妻子而言，我们是盔甲；对于父母而言，我们是他们的希望，我们又是如此的不同凡响。只是角度的转换，世界就不同了，有人说我这是阿Q主义精神，也有人说这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和不思进取找借口，我不想辩驳，我觉得这没有答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看自己，怎么定义自己。
再到后来老张也回了西安，我去西安看了一次老张，他开了一家羊肉泡馍店，店里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员工和妻子，因为他爱吃他做的泡馍，她爱听他的歌。他早就剪去了长发，只是脸显得更大了，我找了个位置坐下，他的妻子并不认识我，麻利地收拾桌子，数学并不好的他在收银台笨拙地用粗大的手指拨动计算器算账。墙上还挂着那把吉他，很干净，应该时常还在弹，我合上菜单，冲着前台喊:老板，给我来份普通的羊肉泡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