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堂是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正做实验,我一扭头,见平隔着一排课桌,朝我挤眉弄眼。我看会老师,看会平,一节课下来,老师讲的什么自然云里雾里。下课铃一响,老师刚宣布下课,还没走出教室,平冲过来,一把拉我马路上。我正纳闷,平说,看戏去吧。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双眉皱成了个问号。她一兴奋就是这副模样。铺里这段时间并没文工团来,哪有戏看?平神秘地说,大段在演杜鹃山。杜鹃山是第八个样板戏,广播里天天都在放“家住安源萍水头”,公社宣传队也排练过柯湘教育赤卫队长雷刚的戏。语文老师说,杜鹃山正在拍成电影,杜鹃花的铺排都是某个大领导亲自指挥的。我不知道语文老师的消息从何而来,但我相信杜鹃山肯定比以前看过多遍的沙家浜,红灯记更精彩。
平两脚伶仃,高我半头,她微微弯着腰,双手搭在我肩上。“不骗你,我大姑来了,她说要唱三天呢”。平的大姑确实嫁到大段去了。她又催我“去不去?太阳都快落山了”
我心里有点犹豫。大段远呀,整整二十里路呢。我个矮,不像平身长脚长,再说,母亲肯定不同意啊。平看我不说话,松开手说,你不去算了,菊反正会去。一转身,走了。我见她迎上了刚出校门的菊,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甩着双手,过了石桥。冬天的夕阳照在她们身上,薄薄的亮亮的,透出阵阵寒意。风很凌冽,割得脸生生地疼,怕是要打霜。平和菊迎着夕阳走去,她们都结着齐肩的短辫,辫梢上扎着绿色的空心牛筋。
据说那座山开满杜鹃花。漫山遍野呀,杜鹃花到底会开成啥样子?我追上去,三人相视而笑,顾不上说话,急匆匆往前赶。
到底没赶上。一扇窄窄的门把我们挡在杜鹃山外。三个人如河水枯涸时的一尾小鲫鱼在礼堂外的人群里毫无希望地蹦来蹦去,没看上戏的人太多了,又都舍不得离开。大人、孩子挤做一团。身上虽然不怎么冷,但双脚已经冷得不行,穿着单鞋的脚,似乎踩在冰地上,先是刺痛后来就麻木了,似乎不是自己的。
其实是知道进不了礼堂的,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晓得窗户是不收票的。我们长途跋涉十公里,在夜幕的开启声中奔窗户而来,谁知窗户已有人捷足先登,四五个人扒在几根窗柱间,连缝隙都没给我们留下。
戏看不到,唱腔也听不清楚,只隐约有锣鼓声,偶尔有砰砰的枪响,被墙和人群消解后在深冬的夜空飘飘忽忽,显得特别不真实,犹若梦境。
奇怪的是并不失望。墙内有戏,墙外热闹,南瓜籽包成粽子般五分一包,对面的小饭店有炸得金黄的油汪汪的油饼,我们花三毛钱买了三个油饼,又买了一包南瓜籽,慢慢消磨掉,好像是世上最美的食物。
终于等到终场。潮水般涌出来的人流又潮水般散去。夜应该很深了,相比于人群里的黑,天空有着一种清朗的神韵,一望无际的深蓝里缀着寒光闪闪的星星。一条隐没于黑夜与山峦间的公路,九曲回肠般泛着微微的白光,那是我们的来路,现在它十分安静,只剩几点灯火、几声犬吠,连绵的群山在夜里变化成曈曈暗影,每一处幽深的皱褶里似乎都隐藏着鬼魅,我们从小听惯的鬼故事,发佩红花的月烂鬼,口哨撩人的守桥鬼、面目狰狞的吊死鬼,个个都做鬼做得冤,做鬼做厌了,只想快点找到替身早日投胎。我的心咚咚咚似乎要跃出咽喉,腿肚子软得迈不了步,平和菊平日里胆子虽然比我大,也明确表示不敢走二十里夜路。
礼堂外已经空无人迹,礼堂里的最后一盏灯光骤然熄灭。却没见演员们出来,想必还有别的门供他们进出。三个人商量又商量,最后决定去平的大姑家住一晚。
平的大姑家离公社还有两三里路,一条窄窄的田埂路卧在田野里,如一条僵死之蛇,夜风呼啸,寒霜已然落下,路边的茅草在脚下索索作响。迷迷瞪瞪走进村里,摸进平大姑家,被惊讶的主人安排上了床,褥子下垫着松软的稻草,头一挨枕,瞬间沉入梦乡。
家里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我们以为这并不重要。而且实在太困了,连明天还要上学的事忘在了脑后。
第二天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母亲并没责罚我,只轻声问过我昨天住在哪里?倒是我见了母亲,心情复杂,似乎有几分委屈,心酸酸的,却是脚落在地上般的踏实。
记得鲁迅的社戏,他钟情的是撑船、摇橹、煮吃偷来的毛豆……一句话,钟情某种历险。其实小孩子看戏,戏永远都是恍惚、迷离的,好似隔了一层什么。倒是戏外的一些片段留在记忆里纵然时光涓涓也无法湮没。
也许我看过不止一场戏,独独不能忘记这场没有看到戏的看戏。
人生或许也是如此。一本正经想做的事,未必能够如愿。倒是那些边边角角、枝枝蔓蔓,不经意中有了桃红柳绿之象,呈现出盎然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