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珠·新书推介】马召平:《冷热交织》

遗珠传媒 2019-11-07 16:08:22

“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丛书

马召平:《冷热交织》

著者:马召平

出版:西安出版社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作为诗人的转型之作,小说集《冷热交织》 朴素真诚,有着鲜明的艺术追求,说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安与疼痛。书中十篇故事的叙述是线性的又是时空模糊的。孤独而又喧闹,琐碎而又离奇,如同冷热交织的季节轮回,不可抗拒却又刻骨铭心。作者杂糅了不同类型的写作手法,阅读性强。尤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困境的洞察读来令人掩卷沉思。



马召平小说选读:


饿



 

他没牙,坐在炕沿上,喝着面糊糊。两只眼睛肿肿的,像是眼袋把眼珠子包了起来,眼睛里看不见一丝的光亮。吃,他对着我说,吃、吃、吃。我坐在他的对面,土炕上的一张四方餐桌上有一盘红薯,刚煮出来的,细长细长,像一根根冻胀的手指。他已经80岁了。他的嘴一直咀嚼着。似乎在咀嚼一粒没有碾碎的麦粒,又像一头牛在挽留咽喉间的一根草料。他一会儿流口水,一会儿流鼻涕。吃、吃、吃,他说。喝下一大缸子浓茶后,就起身到墙角晒太阳去了。

 

冬天的太阳没有多少温度,冷冰冰地贴在土墙上。他裹着一件厚重的棉袄靠在墙角晒太阳。在太阳下,他用手甩着鼻涕,在我面前含糊不清地低声嘀咕着。他是我的表姨夫,姓张,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从小我就知道他家的祖业大,他家在镇西边的一处高地上,院子的外墙全是由青砖围砌,门楼不大但高而挺拔,有翘起的檐角和伸进去的檐壁。他家的门楼口有石刻的两只大狮子。门槛用沉重的梨木做成,高而厚实,小孩子没有大人抱起是进入不了的。在爬山虎缠绕的青砖大院里,是深而狭长的庭院,庭院里有十多间厢房,厢房的门楼窗户上雕饰着许多花纹,每道门上都挂着龙凤呈祥的刺绣门帘。他家的后院子里也有着品种繁多的果树和成片的葡萄藤,有青石打磨的茶桌和石凳。我小的时候曾经在他家的后院里打过黄杏和花果子。他家的后院还有一棵多汁的桑葚树。那时候他20出头,中等个儿,脸白皙而圆润,像个女孩子,两只眼睛提溜提溜的很有神采。他是镇上为数不多的读过中学的年轻人。他会打算盘,毛笔字也写的好。他年轻时似乎不爱说话,经常抱着书在后院的石凳上看。在浓密的树荫下,他深藏大宅院,显得清秀而又孤傲。那时,他的母亲开始到处托人为他找媳妇。而他还像个孩子显得贪玩,除了读书,就是去河里捉大头鱼。夏天的时候还喜欢去北山下的玉泉河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要潜很长的一段水才上来。我记得他母亲到处托人说,给她的儿子赶快找个媳妇。他的母亲似乎很是迫切找个实在点的姑娘,不论长相,只要顾家就行。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没有人家愿意把自己家的姑娘给他。虽然他有学识也一表人才,但谁愿意在那个以贫穷为无上光荣的年代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地主的后代。后来我母亲就介绍了她的小表妹——我的小表姨。我记得在乡间,男女相亲叫遇面,我那小表姨每次与表姨夫见面都很紧张,似乎有种深深的自卑感。每次见面后,她都要来我家告诉我的母亲,说我表姨夫见了她不说话,走路不是慢就是快,似乎对她极不满意,就连正眼看她一眼也没有。但是他母亲对我小表姨还是挺满意的,觉得是守家过日子的人,订婚的时候,他的母亲特意把自己手上戴的一只晶莹剔透的玉镯给了我小表姨。结婚那天,我表姨夫被他的母亲拿着扫帚打哭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去迎亲。他躲在后院的马厩里不出来。那时候,对于我表姨夫来说,不是娶媳妇好像是在出嫁自己。对于婚姻他也许是恐惧的,他恐惧的大概是一个他不喜欢的女子要和他共度一生。也许在他的心里,才子是要配佳人的……后来,村里的几个汉子把他拉出了家门,一伙人就那样连推带搡地帮着他娶回了我的小表姨。其实,我的表姨除了个子低,额头和颧骨突出而已,其他的条件还是可以。重要的是她家是贫农,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她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庄稼人,曾经做过长工。按照当时的时代形势,仅此一点,就会给我表姨夫家带来好运,起码,他们的结合稀释了镇上人对于富贵的偏见和仇恨。后来我才知道,镇上人对我表姨夫家有偏见,不仅仅是因为我表姨夫的爷爷是个地主,而是因为我表姨夫的父亲从小好吃懒做,抽大烟。他去县城的戏楼里看戏,认识了个唱青旦的,要纳那个青旦做妾,结果被新政府作为封建余孽抓了典型,没批斗几次就跳进镇子边的大水渠里淹死了。后来,他家在镇上的几处铺子也都被充公改造了,有布匹铺、铁皮铺,还有米面铺。只留下了一座大院子。他有一个姐姐,政治运动一开始,就嫁到异乡一个贫下中农家里去了。后来我也听说,我表姨夫的爷爷虽然是地主,但为人很好,他宁愿吃黑面馍馍也要给长工做白面干粮,他的爷爷说过,下苦人不吃好,我会遭到报应的。


 

结了婚的表姨夫倒是和我的小表姨相处融洽。那时候共产主义的春风在小镇上四处吹拂,人民公社热火朝天的景象让许多年轻人兴奋不已。事实上,我们所在的小镇就是一片广阔农村,镇上有国营的商店、食堂以及手套厂,门面都不大,经营得也一般。因为我表姨夫家成分不好,县上的一些工厂招了几次工都没他的份。所以他就和镇上的很多人一样干农活种麦子挖玉米,但他干不了吃力的农活,挣不了多少工分,倒是我的那小表姨,干起活来赛过男人。那些年,镇上最多的活就是修水渠,造农田。虽然工分挣得不少,但一年到头,杂粮粗面还不能吃饱肚子。时间长了,一些人的胃里就会伸出贪吃的欲念。我表姨夫就是一只饥饿的蚯蚓,对于从小吃惯了大肉细粮的他来说,胃里的渴望太强烈,强烈得大概要使他眩晕了。他偷偷地去撅春天刚刚冒绿的红薯叶子,豆秧苗,掐喂养马匹的嫩苜蓿,折吃榆树上的小叶子。我听说过他的许多遭遇都和吃有关系。比如偷桃子时,被看园子的狗咬伤;比如挖地瓜掉到崖下把腿摔折了;比如摘嫩绿的玉米棒时,被公社的民兵殴打;比如烧吃蝉蛹时,被火烧了头发和眉毛。他最为拿手的是吃初夏时节时刚刚爬出泥土的蝉蛹,用湿泥一包,在灶膛的火里一烧,蘸上干辣椒面和盐,吃得津津有味。他曾经在镇子旁的黄豆地里套过三只野兔,镇子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和他抢夺,他竟然拿了菜刀挥舞不休,结果还是被那些人抢去了两只兔子。一段时间里,他在公社浩浩荡荡干活的队伍里显得游手好闲,见人便说东庄子苜蓿地里的兔子多,他还建议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兔子肉先腌一腌然后再炖最好吃。那时候,公社的土地里庄稼收成一般,但野兔子不少,一窝一窝的繁殖得极快,镇上的人经常会看到我表姨夫像做贼一样,在秋天的玉米地和黄豆地里神秘地隐现着,镇上的许多老人心疼地看着我表姨夫在追赶兔子时压倒了不少豆秆子,老人们放声喊骂着。公社的武装专干为此警告过我表姨夫,再到地里抓兔子将会被抓起来。因此,我表姨夫的好吃在镇上是出了名的。他的母亲为此长吁短叹过,说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母亲多次唠叨着这句话。在镇上行走常低着头,似乎我表姨夫的所作所为让她难堪。但我表姨夫不懒,他早上起得早,起来后在院子用凉水洗脸,漱口,跑步,写毛笔字。他勤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是镇子上为数不多的识字人,镇上的庄户人家过红白喜事写对联都有人叫他,他有很多烂熟于心的楹联句子。他因此在镇上有了一些脸面,常常安静地坐在礼桌前,工工整整地写礼单。有时候,他也去后院搭建的临时灶台前,看人煮肉,做甜米丸子,炝臊子汤。站在一锅泛着大片油花肉汤前,他会不由自主地建议大茴、肉桂、丁香什么时候放最好。大概是他小时候见过家里的厨师怎样煮肉,他喜欢建议煮肉的厨师在肉里放不少的陈皮和椒粒,在他的建议下,加了这些调料后的肉味还真是不错。让人称奇的是他建议调制出的拌凉菜的料汁奇香无比,受到很多人的称赞。慢慢地,我的表姨夫不再写礼单了,他加入了乡间厨师的行列,帮着一些厨师做饭。因为之前他在厨技方面没有什么名声,所以他一般是做帮手。蹲在灶台前,煮肉蒸馍。在乡间婚事不断的腊月里,他不仅在镇子里跑,还在外村跑。他因此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常常会获得一条毛巾、一瓶酒、两包烟的酬谢。在乡村腊月的寒气里,他的耳朵根上总是夹着烟,浑身散发着肉香在镇子周围的几个村子里跑来跑去。当然,他只是个帮手。他对调料的配制有着自己独到的掌握,他还很谦虚,总夸奖那些乡间厨子炒的菜不仅味道好,而且懂得替办事人家考虑,懂得节俭。所以,大厨们喜欢叫他,他自然乐意。一整夜地守在院子里盘起的大锅旁,兴致盎然。我几次目睹了在繁星满天的夜空下,一塘的灶火照耀着他油乎乎的脸,他昔日白皙圆润的脸已经渐渐毛孔粗大起来,两腮的胡子也长起来了。他那时候多少岁?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作为一个随处可见的乡间大厨帮手,他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生机。我听母亲说过,我表姨夫那时间已经是镇上一个小人物了。

 

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我表姨夫的人生因为做了乡间厨师而发生了改变,而他又是那么满心欢喜地做起了厨子。在镇上,我表姨夫固有的知识人身份和厨子身份相互交织,加上他身居深而幽静的大宅子,他的出现总是有些引人注目的。就在他帮厨的时候,一个姑娘也和他突然好上了。那个姑娘主动地和我表姨夫好上了。其实那个姑娘同我表姨夫一样也是个帮厨,她的父亲是我们镇上有名的王大厨,有人也叫他王大拿,他不仅做菜拿手,帮助庄户人家筹划红白喜事的议程和方式也很在行。凡是大摆筵席在几十桌以上的人家做红白喜事,王大厨是必请的。而且能请到王大厨是件有面子的事情。王大厨年龄不大,50出头。常年光头,因为油气熏蒸的缘故,他的印堂特别光亮,看起来特别精神。但王大厨的媳妇心脏不好,过了三十岁,才给王大厨生了一个女儿。大概因为媳妇身体的原因,王大厨的女儿自小就跟着王大厨走街串巷吃百家饭。后来读书读到初中就不读了,就做了王大厨的帮手。王大厨的女儿矮胖,但心细手巧,择菜蒸馍都很在行,尤其是在丧事上捏的馍花惟妙惟肖,那些馍花涂上色料,更加逼真,是乡间非常流行的一种面食祭礼。王大厨因此和女儿被认为是一对好搭档。而在这之前,王大厨和我表姨夫是好搭档。后来,王大厨女儿的正式入伙,使得他们三人手艺在乡间的礼俗仪式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王大厨的谢礼和酬劳因此也比别的大厨高。比如,给别的大厨是两包烟,两瓶酒,两条手帕,外加十块钱。那么,给王大厨就是四包烟,四瓶酒,三条大毛巾,再加二十块钱,基本上是双份。当然这些不包括另外给我表姨夫的。那时,王大厨的女儿十八岁,长相虽说一般,但十八岁的姑娘还是很水灵的,走起路来弹性十足。我后来猜想,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吃百家饭的王大厨女儿自然要比其他农户家的姑娘水灵。后来我也听说,王大厨的女儿和我表姨夫好上的事情是一点一点被镇上人发现的,比如有人看见他们从茂密的玉米地里钻出来,比如有人发现他们爬进公社那台东方红大拖拉机的车厢里亲嘴,比如有人看见在北山边的百雀寺的庙会上,他们磕头许愿,脖子上挂着红头绳……事情就这样被抖搂出来了。王大厨不露声色,叫来女儿和我表姨夫。那时间,在我小表姨努力地表现下,我表姨夫家庭成分的阴霾正在慢慢淡去,而且那时间,我小表姨已经怀孕。为此,我表姨夫怎么都不承认有这事情。我表姨夫不承认的理由和镇上后来流传的说法一致。那就是:我表姨夫和王大厨的女儿并没有实质性的身体接触。在镇上,成年男女开个玩笑,摸个屁股捏个腰其实算不上是有伤风雅的事情。但是王大厨不罢休,他提了一根鞭子,把我那表姨夫拎到镇子的街道上,专挑人多的地方,对着我表姨夫一顿乱抽。抽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王大厨的鞭子对我表姨夫伤害有多大,当时有多少人围观,有多少人去劝阻,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听说:王大厨在大庭广众之下抽完我表姨夫后的第三天,我表姨夫就出走了。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那时候,到处集会搞批斗,异乡人很容易被遣送回来,但是我表姨夫出走后,一直没有消息。他出走了大概有一年时间。听母亲讲,我那表姨夫出走后,王大厨的女儿上吊了两次,跳河了三次,都没死成。王大厨的女儿之所以要寻死,一是我小表姨找过她,向她要自己丈夫,并用庄稼人最恶毒的语言侮辱了她。二是镇上人知道她和我表姨夫的事情后,都在背地里议论她,这也意味着在那个闲谈碎语能淹死人的年代她很难嫁出去。事实上,王大厨的女儿还是嫁出去了,而且嫁到了县城的一个工人家庭。那个吃商品粮的工人和王大厨的年龄差不多,他的老婆因病去世,他有两个儿子需要人做饭照顾。他找了王大厨的女儿做媳妇,是占了很多便宜的。事实上,多年以后,王大厨的女儿也是很幸福的——她为老工人培育的两个儿子都做了大老板,她和老工人生下的女儿在省城里成了知名的大学教授。王大厨的女儿后来一直就住在省城,再也没有回到镇上。镇上的老人有时候提起这事,就觉得世事难料,感慨不已。


 

王大厨女儿出嫁后,我表姨夫回来了。他的儿子出生了,而他的母亲去世了。在他母亲去世的前一夜,他回来了,他一直在深夜的街道上徘徊。他听到了儿子的啼哭声,也听到了母亲凄迷的呼唤声。对于小镇上的人来说,那一夜跟平常的夜晚没有任何区别。可是对于我表姨夫来说,充满着生死的煎熬。我想他疯长的络腮胡已经让他的模样变得憔悴和落魄,长时间的漂泊也让他饥饿难耐。他像个幽灵一样在镇子狭窄的街道上徘徊着。等他在天亮时忐忑不安地迈进家门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咽气了。他那远嫁异乡的姐姐狠狠地瞪着他,像看仇人一样。我的小表姨神情木然,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惊喜。尚不满月的孩子在她的怀抱里安然入睡。那天的黎明是怎样迎接太阳的,太阳又是怎样照进那座大宅院的,我那身心交瘁的表姨夫是怎样发出自己愧疚的哭声,谁也不知道。大家记得清楚的是,在我表姨夫回来后的一个月,公社里办起了大食堂。饥荒时代来临了,那一年,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没有五谷丰登。土地变得异常干旱,愈发贫瘠。像是地狱的大火卷进了尘世,人和植物都在变形扭曲。镇子上有了很多外地人,其中最多的是河南人。听我母亲说,镇上的民兵都拿着枪出来驱赶逃荒的人了。外地人太多了,他们明目张胆地抢镇上人的饭,为一个馒头撕扯在一起。有一个人的耳朵就在撕扯中被扯了下来,后来自己又粘了上去。那些外地人还在镇边的地里撕扯刚刚露出一点点绿芽的萝卜苗和油菜叶充饥。来自外地的消息是,已经开始死人了。更为恐怖的传言是,外地已经开始人吃人了……

 

我那表姨夫就是在那样混乱的状况下走进了公社的大食堂,他刚刚用一卷凉席掩埋了母亲。他家本来是有上好的棺材木板,但是在一次运动中被抢走了。他的母亲倒是有私藏的几件首饰,但是在那个年代,精美的首饰没有地方兑换急用的现金。他用凉席掩埋了母亲,抱了抱自己的孩子,然后,走进了公社的大食堂,他对看着一锅开水犯愁的师傅们说,今后的饭我来做。食堂的几位师傅吃惊地看着我那表姨夫,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就在大家准备驱赶他时,我表姨夫扛进来一袋子的玉米芯,扔进食堂的磨盘里碾了起来。玉米芯被石碾子压扁然后成了一堆堆淡黄色的粉面,在微风中飞扬着。这不是在碾糠吗?喂猪呢!公社食堂的师傅们喊了起来。去舀些黑面来,再拿盐来。我那表姨夫神情镇定地指挥着那些心存疑惑的师傅们,并把碾碎的玉米粉面倒进大锅里,然后再拌进半勺的黑面,一锅充饥的饭就这样熬了出来。那天,一锅至今无法命名的饭填充了多少人饥饿的胃,无法统计。尽管不少的人开始无法下咽,尽管后来有人便秘大骂我表姨夫,但这样的饭他在公社食堂做了半年多。后来,他又把谷子皮碾成粉状加入一点面粉,用手捏成馍片形状,烙成谷皮饼。我母亲说她吃过谷皮饼,咽不到喉咙里就扎得人心发慌。但是不吃谷皮饼心里更发慌。好在那年的苜蓿还有一点长势,我表姨夫就在谷皮饼里掺加了苜蓿,谷皮饼的味道才顺口了些。就这样,我表姨夫在公社的大食堂一直做到来年秋天。在这期间,他还发动大家找树叶熬菜粥,他家后院的众多果树也被撕扯下了很多的叶子熬进了锅里。他还组织大家挖已经没有叶子的曼菜根做菜团,没有油,就在菜团里加些盐。这些食物一块一块地填到那些饥饿的胃里,让因饥饿而浮肿和心慌的人熬过了恐怖的日子。我不知道表姨夫是受到红军两万五千里的故事启发还是突发奇想,总之,在食物供应紧张的日子里,在各地饿死人的事实下,我们镇上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养活了很多外地人。这些让我的表姨夫开始赢得了一点尊严和威信。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表姨夫成了公社大食堂真正的大师傅,他所创造的充饥食谱在镇上的其他村子广为流传,一时间,周边的县里也开始做这样的饭。我的表姨夫因此也有了一些张扬的气势。那时间,因为持续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也有了浮肿病,走路摇摇晃晃的。但他没有倒下,他一直坚持着在公社的食堂里做一锅一锅的大锅饭。公社为表彰他的贡献,奖了五斤苞谷面,他提回家后又提回了食堂,最后倒进了大食堂的大锅里。他的儿子在屋里饿得哭不出声,而他却将奖励他的苞谷面提回了公社食堂。他因此被评为先进分子。我听小表姨讲过,评为先进的表姨夫回到家里像个委屈的孩子,抱着公社的奖状哭了大半夜。

 

 

最为饥饿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后来,地里有了收成,公社的大食堂也随之解散了。大食堂解散了,我表姨夫就回到了家里。虽说他救了镇上的许多口人,虽然在这之前他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厨子,但不知道为什么,镇上一些人家办红白喜事却很少叫他。有一年,我们村子的姜大能给儿子办喜事,作为远方亲戚,我小表姨提着一包挂面和白糖前来贺礼。那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小表姨的儿子留着长长的口水,眼睛斜斜地瞪着大家,与喜庆的气氛很不相配。吃饭的时候,我小表姨一直抱着儿子,饭没吃完就急匆匆地走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我小表姨的儿子脑子不好使,七八岁了,只会喊吃吃吃,母亲叹息地说着。从母亲的话中,我知道,小表姨在表姨夫那年出走后伤了胎气,加上持续两年的饥荒年景,儿子刚出生后的几个月与其他小孩一样,但是后来就出现了异常,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会说话,到了该走路的时候不会走路。小表姨没少找医生,但没有人治得了。有人跟她说,上海有家医院治这种病治得好,但他们哪里有钱去上海看病。小表姨带孩子看病最远去的是地区医院,去地区医院也是鼓足了勇气借了娘家的钱去看的病,她无法承受再多的压力了。我小表姨的脾气也出奇地变坏起来,经常当着镇上许多人的面,骂表姨夫没出息,窝囊废。后来我也知道,自从家里分了责任田后,我那表姨夫连最简单的拉牛耕地的活儿也不会干。都是我小表姨在干活,一干就是多半夜。家里做饭的事情则留给了我表姨夫,虽然镇上的人讥笑他,说一个男人家靠老婆养着很伤脸面,但我表姨夫不吭气。后来,随着镇上的集市热闹起来,我表姨夫逢集就去卖菜盒。他应该是镇上较早出来做饮食生意的人。他做的菜盒馅是韭菜鸡蛋加粉条,虽然菜料大众,但味道好吃,五毛一个,小生意做得还算不错。后来,他又卖起了面皮。半夜里起来蒸面皮,擀面皮,泼辣椒面,调制盐水、生姜水、蒜水和炝醋汁,然后在清晨挑着桌凳到镇上的农贸市场。记得我上高中去镇上街道经过他的面皮摊时,他常喊坐下坐下,姨夫给你调碗面皮子。我吃了几次,因为他不收钱我就不好意思起来。往后,我就躲避似地绕着他走。但我记得他鲜明的模样:常年戴着顶白布帽子,眼睛上挂着副石头镜。他的脸消瘦了下去,黑而发黄,双手常常是沾满着油气,夹杂在镇上其他的饮食摊子里。我表姨夫不苟言笑,我也很少见我小表姨来给他帮忙。逢年过节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小表姨也是不苟言笑,她和我那表姨夫就像两个哑巴,在越陷越深的生活里沉默不语,似乎各怀心事。只有他的儿子含糊不清地说着话。那时候,我小表姨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个子长高了,吃饭也利索了很多,但说话还是断断续续的。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他收藏了在街道上捡拾的糖果纸片,烟盒。他还会捡拾一些玻璃球和西瓜皮。他啃那些西瓜皮的时候,我小表姨就追着打他。鞋子、笤帚甚至捅火棒子都用上了。他跑起来不快,常常被打得哭声连天,直到嗓子哭哑。

 

后来,我小表姨死了,是跳井死的。我记不起来当时的场景,只记得掩埋我小表姨的场面很平静,所有的人都保持着沉默。后来我知道小表姨的死和表姨夫的一场争吵有关。我表姨夫说我小表姨和镇上粮站的一位工人搞不正当关系。他说他曾经在寒冬的夜里跟踪过我小表姨。我小表姨说那个工人的父亲是个老中医,在治疗孩子病情方面有秘方。她去找那个工人就是给孩子看病。而就在之前,我表姨夫一度认为我小表姨和镇上一个下派的干部有瓜葛,说我小表姨如何积极地参加扫盲班培训,如何在培训班中争相发言,带领妇女们去县城参观等等,就是为了和那个下派干部多一些厮守的时间……争执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小表姨就跳到家里的那口深井里了。掩埋我小表姨的那天,她的儿子高兴地抓着花圈上鲜艳的纸花,一朵一朵地装在自己的小兜里,我表姨夫大声地咳嗽着,像是肺里藏了块石头。那是个春天,麦地里已经泛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绿色。我小表姨的坟显眼地扎在麦地里。麦地的地头,一棵柿子树正在发芽,我小表姨的新坟显眼地扎在麦地里,让不少路过的人难过。

 

此后,关于我小表姨跳井自尽的事情,镇子上有很多说法。大家觉得我小表姨虽然脾气不好,但人好强能干,是个守家的妇道人家,绝不会干出羞人的事情。大家后来就一致认为我表姨夫有晦气,所有的问题全出在了他的身上,他是上辈子造了孽的人。没有多少人同情他。渐渐地,他的面皮摊子前也很少有人来了。后来,他收拾了摊子回到了家里。似乎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很少露面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表姨夫的儿子终于长大了,虽然比别人晚上了几年学,他还是走进了学堂读书。他的名字叫张天祥,关于他在学校的事情,我只是听说他吐字不清的模样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他斜眼的表情使得他没有一个要好的伙伴,甚至老师们都在暗地里嘲笑他……结果自然是小学没毕业就回家了。那时间,小镇上越来越繁华,公路修了起来,一直通到了省城,镇上的楼房盖了不少。镇子旁边的土地一块一块地被卖给了工厂。我表姨夫也分到了一些卖地款,后来,他们成了镇上的居民。他们家的老宅子像一个传说在镇子里显眼地矗立着,有一些爱好摄影的人在门口拍照,但没能进到里面去。据说,我那已经年迈的表姨夫每天把门关得紧紧的,有人敲门他就里面大声地骂。他似乎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浅薄而又自卑。他不知从哪里弄了把唢呐,滴滴答答地吹着。苍凉而悠远的唢呐声时断时续,使得本来就幽深的宅子变得阴森让人无法接近。后来,我表姨夫的儿子张天祥在家门口搭了棚子卖羊肉泡。张天祥那时间30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有一些人来提过媒,但张天祥不着急。张天祥不着急是因为那些说媒的人都把他当成了傻子。比如,给他说的姑娘不是北山里的因呱呱,就是背上或者脖子上长着大瘤子的姑娘。还有人给他说的是带着几个孩子的寡妇。那些说媒的还说了,张天祥要娶回人家姑娘,还要一笔数目不小的礼金,一岁要一千元。张天祥眼睛斜瞪着,但心里清楚。他和气地谢过媒人,就去打理他的羊肉泡馍摊。

 

看似傻子的张天祥是个有厨师证的人,初中没上完,张天祥就去县城的职业学校学厨师去了。张天祥对我说过,表姨夫说了,会做饭的手艺是最好的手艺。对于我表姨夫的说法,张天祥很是赞同。自从他母亲去世后,家里的饭都是张天祥做,他会蒸面皮,摊油饼,做荷包蛋,擀得一手好面,尤其是扯面做得好。那些年,我表姨夫靠着那点卖地款,吃喝是不愁,但好光景只是几年的时间,那时间,征地款只是一点象征性的补偿。几年之后,我那表姨夫生活开始艰难起来。买面买米都要钱,有几次,张天祥提着面袋子到门族的大户人家去借粮食,没有几家人借给他,倒是有人给了一些凉馒头和剩饭。张天祥脑子有点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成熟懂事了起来。那时间,镇上很多人家孩子外出打工,张天祥没有跑远,他选择去县城的职业学校学厨师,张天祥学得很认真,一年后就拿到了厨师证。按理说,张天祥应该留在城里的大酒店做厨师,挣大钱,但张天祥回到了镇上。张天祥回到镇上的理由是家里有父亲需要照顾,事实上他还是因为脑子的问题在城里一直被人有意无意地欺负着。他先是在县城的一家面馆里做拉面,压肘子肉,干了没几天就被店老板辞退了。后来,他就回到了镇上,在自家门口搭了个油毛毡棚子,摆了两张桌子,几条长条凳,盘了一口大土灶,架了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开了家露天的羊肉泡馍馆。天祥实诚,煮肉用木柴火烧整整一个晚上,羊骨髓都熬进了汤里。肉烂汤香,镇上的人来吃肉,他给得多,羊肚子、腰花、羊血,一抓一大把,再撒上葱花、香菜,泡着锅盔馍和麻花,味道极好。他在镇上极有名气,外村子的人来镇上赶集,都要到他的摊子上吃一碗。一些庄稼人生活仔细,有些人背着自己烙好的锅盔,只是舀一勺羊肉汤。舀一勺羊肉汤是不好意思要钱的,但张天祥从不说什么,把馍一泡,满满地盛上来,有些人不好意思,丢下几毛钱。我记得遇上阴雨天,张天祥的泡馍馆是不开张的,因为一下雨,棚子里就漏雨水。在炎热的夏天,张天祥的泡馍馆也是不开张的,因为羊肉有膻气,乡下人在热天里是不吃羊肉的。我还记得,我那表姨夫从不抛头露面,给儿子帮摊子。他只是在后院里给儿子喂羊,打扫羊的粪便。那些羊都是从南山里赶下来的,挤在后院,吃几天青草,就被杀掉。有很多羊骨头被堆弃在后院里。从门口到后院,那座幽深的宅子里到处弥漫着浓烈的羊膻气。只有在炎热的夏天,这种味道才会随着几场暴雨短暂消失。


 

李迎娣是在午后明媚的阳光里出现在张天祥羊肉泡馍馆里的。李迎娣是镇上一个年轻的寡妇。李迎娣长得很是瘦弱,裤腿总是落在脚踝之上。在午后明媚的阳光里,李迎娣的气色看起来并不怎么好。她在张天祥的泡馍馆里跑出跑进,显得十分忙活。她是张天祥泡馍馆里唯一的帮手。她用滚烫的开水洗涤着油乎乎的碗筷,用宽厚而又锐利的菜刀切着一盆又一盆的葱花。她是一个爱干净的女人。虽说张天祥的泡馍馆是个简易的棚子,但是地面上,桌凳上经常被李迎娣收拾打扫得干干净净,很是整洁。李迎娣的丈夫前年出车祸死了,在她丈夫出车祸前,她是镇上最幸福的女人,她常年穿着一双洁白的旅游鞋,似乎一尘不染。她很少和镇上那些邋遢的妇女们在一起纳鞋底说闲话。她家里有台崭新的拖拉机,丈夫农忙时节帮着各家各户耕地碾麦子,平日里贩卖瓜果,一台拖拉机带来的收入足以使她的生活无忧,她因此也很少下地干活。但是,丈夫出车祸了,惨烈的车祸让崭新的拖拉机报废了,车祸也夺走了丈夫的命。丈夫的死没留给她殷实的家底,反而让她背上了债务——丈夫买拖拉机是借了钱的。大概也是因为孩子大了,李迎娣没有改嫁也没有招男人入赘。她一改先前的富贵气势,带着两个儿子过起了苦日子,并表示要把丈夫欠的债都还清。李迎娣的两个儿子都在镇上的学校读书,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起初,李迎娣到张天祥的泡馍馆是带着孩子吃饭。孩子嘴馋,闻见肉味就闹着要吃。李迎娣咬着牙给孩子端了几次羊肉汤。后来,就端不起了。张天祥不吭气,见了她,总是热情地撕些肉片让端给孩子吃,并一再说不要钱。但李迎娣不答应,后来她就帮着张天祥洗碗筷。有时间也给张天祥洗衣服。慢慢地,张天祥也习惯了李迎娣的帮忙。后来,这种帮忙就成了一种默契,孩子上学去了,李迎娣就来给张天祥帮忙。对于许多来镇上赶集的人来说,李迎娣就是张天祥的媳妇。一些吃泡馍的人常喊李迎娣:掌柜的,汤里多撒些葱花。掌柜的,有没有要扔的骨头给我带回去喂狗。李迎娣不吭声,张天祥也不吭声。葱花撒了不少,骨头也给了人,但就是不吭声。有时候,张天祥也斜着眼狠狠地瞪那些嚼舌的人,但他就是斜眼,很多人依旧是这样那样地说着。有些人话多,说着说着就喊着李迎娣赶紧给张天祥生小孩。

 

大家取笑之间,我表姨夫出现了,已经明显驼背的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泡馍馆里引起了大家的一致关注。引起大家关注的主要原因是他愤慨地数落了李迎娣,他对李迎娣说你以后别来了,别糟蹋了我家天祥的名声,我家天祥还没有娶媳妇呢。关于我表姨夫是怎样听到别人的风言风语,他那天的数落是大声的还是暗示性点拨,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李迎娣就再没有来泡馍摊子帮忙。从那天起,张天祥也和他父亲的关系一下子成了敌人。后来,张天祥找了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帮忙。张天祥和李迎娣还藕断丝连着。每隔一两天,张天祥就会差帮忙的小伙子端着一大碗肉汤给李迎娣。但李迎娣从来没来过泡馍摊子。李迎娣在家门口也摆了个小摊子,她把家里靠近街道的那间房子腾了出来办了一个小摊点。每天下午,镇子上的孩子们放学了,就把李迎娣的小摊子围了起来,五分一毛都能买到可以塞口的零食。时间大概过了半年了,镇上的人似乎已经懒得再说起李迎娣和张天祥的事情了。

 

但是后来,张天祥却把李迎娣杀了。

 

张天祥杀死李迎娣是在深秋的一个晚上。当时,忙于秋收的镇上显得萧条。在寂静的夜里,镇上的人听见李迎娣的小孩在哭闹,是那种极其恐惧和伤心的大哭。李迎娣的大儿子已经读初三了,长得高大而结实,但哭声却是那么的怯弱和无助。住在近处的人去了李迎娣家里,看见李迎娣被人抹了脖子,头耷拉在一边,血把上衣全糊了。


 

张天祥是用剔骨刀杀死李迎娣的,刀背钝但刀尖锐利。那天晚上,张天祥刚宰了一只羊,剔完骨头,在锅里煮上羊肉后,张天祥就去找李迎娣。李迎娣刚洗完头,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张天祥对李迎娣说,你身上有我妈的味道。李迎娣笑着说,胡说什么呢,没点正经。张天祥紧紧抱住了李迎娣。李迎娣低声说,孩子在做作业。张天祥不说话,紧紧地抱着李迎娣,解开她的衣服,用力地吸吮着李迎娣的奶头。李迎娣急促地喘着气说,你每次都是这样,不像个男人。我不是你妈。你要和我好,咱们就结婚。张天祥说,我爸不同意。李迎娣推开张天祥,你要和我不结婚,我就告你,说你强奸我。把你说的跟你老爹一样臭。那晚的月亮很圆很大,似乎比中秋的月亮还大。李迎娣说,你今晚不答应我,我就到街道上去喊。要不你以后就不要来找我了。张天祥就顺手从裤兜里摸出杀了羊的那把刀子,他本来是要吓唬一下李迎娣的,没想到刀子就那样锋利地割破了李迎娣的喉咙。

 

这是张天祥当晚在镇上的派出所投案时所陈述的作案经过。这个一直说话不利索,眼睛斜瞪的男人,在镇上的派出所里,浑身战栗,但却清醒而冷静地向民警描述自己犯罪的过程。他说,我只是吃了她的奶,她就说我强奸她,她怎么是个无耻的女人。民警问他,你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情。张天祥说,李迎娣曾经多次对他说过,说你爹藏着不少的金元宝。李迎娣说,你真是个傻子。你爹藏了那么多的宝贝都不告诉你,你天天一身羊膻气的从早干到晚有啥意思。


 

 

初冬的阳光是那样的美好,我表姨夫家的前院厢房的厅堂里洒满了阳光。表姨夫在院子里走来走出,走走停停,摸摸这里摸摸那里。那些日子,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比一道深了。他一天熬一锅面糊糊,他的牙齿出奇地脱落完了,只有前面的两颗大门还残留着。他决定卖老宅子,他想用这些钱救儿子张天祥出狱。因为有人给我表姨夫说,请个律师,给法官些钱,天祥一定能减刑的。天祥是个智障者,开个证明、请个好律师是不会要命的,或许还能不蹲监狱。

 

律师请来了,也保证如果能凑一笔钱,天祥保出来问题不会太大。关键是要一大笔钱,要打点法官。我表姨夫问要多少,律师伸了伸手指:十万。我会最快把钱给你,我表姨夫像个胸有成竹的商人。在送走律师后,就用舒展的毛笔字写了一份告示,大意是要卖宅子。卖前院的宅子,自己搬到后院去住。

 

告示贴出没几天,就有一些买家来了。大家在院子里端详了半天后就开始讨价还价,竟然将价格翻到了五十万。但我表姨夫还是以二十万元的价格将宅子卖给了一个来自省城的画家。因为那个画家说,他要开发这个院子办一个写生基地,不会破坏现有的房屋布局和结构。

 

我表姨夫搬到了后院的一间房子。那间房子在他祖父时代是给长工们住的,后来做了放置杂物的柴房,后来又成了羊圈。现在,他搬了进去。那个买了房子的画家热心地请人给他在房子里盘了炕,装了带玻璃的窗户。那间房子虽然在后院,低矮狭小,但采光还好。在一个早晨,当一缕缕阳光照进那间小屋子的时候,那些正在收拾房子挖地基的工人惊奇地看到,在移动房子墙角一件笨重的大立柜时,竟然出现了七八个粗瓷罐子。在那些粗瓷罐里,有金条也有哗哗作响的银元。但是,那些粗瓷的罐子被抱出来的时候。我表姨夫面无表情。他像在看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面无表情。当即,就有人对我表姨夫说,挖出了宝贝,就不用卖房子了。但我表姨夫还是把房子卖了出去。他说,应承人的事情不能食言。


 

张天祥还是被宣判成了死刑,宣判时间不长就执行了。那个信誓旦旦的律师没有扭转乾坤。他说李迎娣的亲属到处上访,说张天祥不是智障,智障人怎么能开泡馍馆做生意。他们还说张天祥有明显的作案动机,为什么去见李迎娣还要带刀子。因为事情没有办成,律师按照约定把钱退还给了我表姨夫。随后不久,表姨夫塞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去看看他的儿子张天祥。表姨夫说,我走不动了,你去吧。看看天祥还有什么心事,还想吃些什么。在张天祥执行死刑前,我去了监狱看他。我问他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张天祥没说什么,他说他就想吃腊牛肉,县城东关老刘家的腊牛肉。他还想吃八里居的地软包子。我买了一斤牛肉一笼包子,张天祥一口气吃完了,抹抹嘴就说你回吧。我说姨夫把宅子都卖了,为了救你,但是事情没办成。张天祥一直没吭声。后来他说,我爹成了有钱人,哈哈哈哈。他咧着嘴笑出了声。但是我看见他眼角淌出来的泪水。

 

大风在天空旋转着,刮走了满地的落叶。时间继续在安排着白昼和黑夜交替进行。我在镇子上走着,远远看见表姨夫在老宅子门口晃悠。他的棉裤还是多年前的黑棉裤,现在,我那曾经还算新潮的表姨夫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头子了。我知道他在等着李迎娣的孩子放学回来。他心里有些话想给孩子们说说,但是孩子们都绕着他走,从来没正眼看过他。自从李迎娣死后,他就多次托人说要是孩子没人照顾,就到他家,他来照看孩子,他给孩子们做饭吃,但是孩子们哪里肯来,孩子们的眼睛里满是仇恨。孩子们已经寄住到镇上的亲戚家了。他们不知道,我表姨夫已经将卖房的大部分钱给了寄养他们的亲戚。至于那些挖出的金银宝贝,他也是一个不留地交给了国家。当然,政府部门也给了他钱,但不是很多。为此,他也招致了门族里一些人的嘲讽和讥笑,说我表姨夫真是脑子有问题,老糊涂了,他因此似乎愈发显得孤寂和落寞。

 

老宅子的门口被粉饰的全然一新。重新挂起来的大红灯笼在傍晚就亮了起来。大红灯笼下,现代工艺制作的张家大院牌匾格外醒目,醒目的牌匾凸显出了这座老宅子的风雨历史。但是,宅子里寂静无比。宅子的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替那个画家守门。宅子的后院,住着我的表姨夫。宅子的重新设计和规划开发还在酝酿之中。有一次,来了一个画家,留着长发。他没支画架,而是端起照相机对着我表姨夫一阵子的拍摄。

 

在后院里,土墙,堆放在墙角的瓦砾,一些枯树枝和我的表姨夫一起进入画家的视野之中。那天的阳光很好,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在阳光下是多么的安静。他眯着眼睛,衰老的头颅低垂着,好像在沉睡又好像在思考。只有我清楚,他是饥饿的,他已经没力气给自己做饭了,一颗细长的红薯在他的胃里软绵绵地躺着。他大概希望自己就这样被持久的饥饿带走,陷入永恒的沉睡之中吧。

马召平,陕西岐山人,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出版有多部诗集、散文集。曾获得第三届柳青文学奖、孙犁散文奖、首届瓦蓝湖文学奖等奖项。


本期责编:秋子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