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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艺分享:品味中国人的“玩”---千年风雅今流连 葫芦领风骚

2020-08-06 22:08:30

  对于中国人来说,“玩”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主题与乐趣。在古代,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玩的语言是共通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人玩的也越来越高雅。更多的人开始追寻古代人淡泊明志的生活方式,学着揣摩古琴中的音律,静下心来品味沉香中的宁静。


  如果说在之前国内经济并不发达的时期,国人对玩的需求一度消退,以满足基本温饱,那么在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今天,追求玩的乐趣则是人们在生活与工作双重压力下的一种释放。不仅如此,人们还希望通过玩来重组社交圈子,提升所谓的品格。本期的重磅专辑,就将为读者带来中国人当下最时兴的十种“玩意儿”,分为“听觉”“视觉”“味觉”三个部分呈现给大家。


      养鸣虫 玩匏器

民国 李六制 模制荸荠扁黑虫葫芦


模制四美图鸡心瓶葫芦


      鸣虫,指善鸣叫的昆虫。一般包括蝈蝈、油葫芦、蛐蛐、蛉子等。自清代以来,从官宦到百姓,都喜爱聆听鸣虫嘶鸣,享受虫鸣带给人们的那份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乐趣。真正玩鸣虫的讲究在冬季蓄养。蝈蝈、蛐蛐、油葫芦,都在立冬以后开始蓄养直到来年立春之后,所谓“百日虫”正是如此。中国传统驯养玩赏的鸣虫有蟋蟀、油葫芦、金钟儿、梆子头、金铃、竹铃、蝈蝈、扎嘴儿、纺织娘等。蓄养鸣虫有许多“家伙式儿”,其中各式葫芦必不可少,饲养蝈蝈、蛐蛐、油葫芦所使用的葫芦要符合鸣虫的生存方式,利于鸣虫发音,故大小制式都不近相同。


  葫芦谐音“福禄”,古称“瓠”、“匏”、“壶”,汉以后称“壶卢”、“蒲卢”、“葫芦”。最迟在宋代,已出现通过栽培技术改变颜色和形态的观赏葫芦。匏器约创制于明末民间,养蝈蝈等鸣虫的葫芦罐是匏器的一种。此后传至清代宫廷,康乾时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宫廷匏器的制作规模大减,这一培植风尚转向王公府邸,且以蓄养冬日鸣虫的虫具为主。因这种匏器产于官府,所以它们与宫廷葫芦统称“官模”。官模葫芦器形较规整,多有吉祥纹饰或文字,也有不加纹饰的,称为“素范”。清中期以后,匏器开始盛行民间,除北京、天津外,还有著名的“民范”葫芦产地河北三河和安肃(现徐水)。很多玩家喜欢“素范”葫芦,认为它更利于鸣虫出音。


  由清康乾时期官模制成的葫芦罐,品质最好。乾隆皇帝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曾建含经堂,广植葫芦。近年在含经堂遗址就发掘出一批葫芦虫具的陶模,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康乾时期的葫芦器上也多有“康熙(或乾隆)赏玩”款识。存世清宫葫芦以康乾年间的居多,嘉庆之后不但数量少,工艺也较差。清中期以后,宫廷葫芦罐制作衰落,而此技在民间兴旺起来,范制鸣虫虫具和鼻烟壶等小件物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清代潘荣陛所撰《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当时京城养虫习俗:少年子弟好蓄秋虫……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藏之……20世纪初,天津渐成匏器产地之一,出现了“旋大爷”、“李六”、“史老启”、“陈摆设”等名家,称为“天津四大家”。建国后,葫芦器培植一度濒于灭绝,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北京、天津、保定、聊城等地恢复。葫芦色黄如金,时间愈久,颜色愈重,那些经过长期把玩摩挲的传世葫芦罐,更富古朴凝重的美感。


  曾经绝迹的葫芦种植


  葫芦的种植条件,除水浇园地外,还要具备制模的能力。种植葫芦从秧苗、分栽、扎架、引条、选实、套模、系吊直至收获,也需很多技术能力。解放以后,粮食种植在农村逐渐占据了突出位置,被视为“玩物”的文玩葫芦种植则逐渐趋于绝迹,即便在曾以范制葫芦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无人再种。20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出版了《谈葫芦》一书(199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葫芦》),天津的王强受此书启发,开始以书中的记载和图录为依据,大规模范制葫芦。由此,葫芦种植范制技艺开始真正推广开来。


  市场行情


  目前市场上,一个清代镂空玳瑁盖官模云龙纹葫芦,已超过8万元。从功用上来讲,文玩葫芦大致可分为陈设器和虫具葫芦两大类。陈设器葫芦以模制葫芦为主,一般认为起源于明末,到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宫廷中发展到第一个鼎盛时期。而虫具葫芦则可看作葫芦作为实用器的自然发展,并受到清代宫廷葫芦器的影响。宫廷葫芦向民间流布,相互影响,所以文玩葫芦中也有官模(也称官范)和民模之分。北京和天津长期流行的葫芦就以官模葫芦为主。


  鉴别老葫芦罐的真伪主要看三点:


  一、色泽。老葫芦颜色较重,偏暗红色,也有黄色或淡黄色的,表面“包浆”生成一种由内而外的厚重油润感。

  二、声音。老葫芦以指轻弹,声音清脆,而新葫芦胎质疏松,声音发闷。

  三、查胎里子。老葫芦外壁和胎里子浑然一体,做旧的葫芦里子用普洱茶浸泡,外表虽呈黑色或深褐色,但里层仍为白色或淡米色,没有厚重感。葫芦罐的保养:平时要将葫芦罐装在套中,精品要订制小匣,并定期置于通风干燥处,以防霉变。经常摩挲擦拭的葫芦罐,表面会愈加光洁,色泽深润,价值也更高。


    听鸟鸣 赏鸟笼

清晚期 戴耀忠制紫檀金丝诗文鸟笼


民国 松藤鸟笼架配紫檀鸟笼


    养鸟,一直是中国人的一项娱乐活动,养鸟之风,古已有之。史书曾有记载,唐代杨贵妃就喜饲鹦鹉。因养鸟而制作鸟笼,由鸟笼而衍生的笼钩、笼爪、顶齿、顶圈、站圈、站杠、笼罩、食罐几乎成了一个系列。到了宋朝,玩风兴盛,为鸟配套的器具面广量大,近乎成了一个产业。因养鸟而产生的相关诗书典故层出不穷,明清随笔中有不少写鸟的文章,还成为了名篇流传至今。


  北京人玩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当时满八旗入关,除了军队外还带来了满洲人的生活习惯,这其中就有“养百灵”。百灵也称云雀,满人视其为“龙兴之地”所产的“龙鸟”,只有皇亲国戚才可饲养玩赏。也正因此,养鸟的风潮在清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鸟笼,也以宫廷造办处的作品为最佳。


  鸟笼有实用和观赏两种功能,材质有竹、木、铜、银、铁、象牙等,用途分为百灵笼、画眉笼、绣眼笼、八哥笼等。从外观来看,鸟笼上顶是一个圆形木钱,为笼顶、笼条聚结之处,形如车轮轴心,为美观起见用顶棚盖布遮挡。那些粗制的鸟笼使用紫黄漆板或漆布,而高档的全用布缎。靛颏、画眉、百灵笼子,顶棚多用素布精绘花纹,粗制鸟笼多为白漆布上绘三个蓝花。鸟笼盖布多用牡丹纹等黑缎面。红子鸟笼的顶棚盖布,年代早的用铁制,粗笼用薄铁片,细笼精铁细制,或磨刮光亮,或刻花纹。清末出现铜质刻花纹者,普通笼用红铜,精品用白铜,錾刻花纹。铁质盖布顶棚有花纹的很少。鸟笼除饲养南鸟以外,均有布制笼罩,为月白、深蓝二色。红子笼用白色罩。行笼多为单罩,定活笼为夹罩,冬天只有靛颏和苇柞子改用棉罩。夹罩顶帮为复层夹制,棉罩用黑色缎面,上缉苤蓝罩。单罩为夹罩顶,罩帮分三截,只中截为单层,上下两截仍用双层,称“贴边”。


  鸟食罐的讲究


  作为盛食之器的鸟食罐,在诸多养鸟器具中显得更为讲究,鸟食罐和水罐多为瓷质,敛口鼓腹,后有双鼻卡在笼上。讲究“五罐一堂”的配置,即两食罐、两水罐、一个吃软食的“抹儿”,还有“单杠双罐”、“双杠四罐”或“两罐加一抹儿”的。所装硬食有谷子、苏子、小米等,软食为羊肉屑拌鸡蛋、鸽食面等。有些鸟在脱毛时加软食,称“加一抹儿”。靛颏和柞子都是“一罐一抹”。百灵笼另有一个水门子,笼外设一铜水罐,笼中的双罐全盛食。画眉笼内设两个较大的鸟食罐,有枕形、鼓形等几种。


  鸟笼的种类


  鸟笼按种类分为“定活笼”、“行笼”两种。定活笼制作比较精细。饲养不同的鸟,需使用不同的笼子。现依老北京人的玩法,作简要介绍:


  一、靛颏笼:靛颏鸟以项下颜色得名。红者为红靛颏,蓝者为蓝靛颏,鸣声亦有不同。定活笼皆用白茬水磨细竹,尤以多年陈竹为佳,另有漆笼。晚清有个专做紫漆笼的,姓傅行三,制作的靛颏笼最为有名,人称“傅三紫漆”。传世的靛颏笼,以直径八寸五分者最早,清末为九寸,民国以后是九寸二三分。鸟笼竖着的竹棍称“笼条”,必须双数。横用的圆竹谓之“笼圈”。有土挡的三道圈,没土挡的四道或五道圈。土挡就是底部加一道柳木圈,宽寸许,用于夏日贮沙土。


  二、红子笼:“红子”即“自自红”,喜用嘴爪剥剔笼子,所以红子笼须特制。清代红子笼有铁丝质地的,名“丘子笼”,据说丘姓所制最佳。但较好的仍是圆竹笼。在规格上,清末民初是直径九寸,后改为九寸二三分。笼条分60根、64根、72根。早年多用条底,后为了兼养黄鸟,也有使用板底的。板底常用三合板,也有漆底(即“腻子底”)。


 三、画眉笼:养画眉的笼子也有兼养鹦鹉或鹩哥儿的,所以又称鹩哥笼。年代稍早的直径一尺一寸二分,年代较晚的直径一尺二寸,高度是靛颏笼的一倍,笼条更粗,条数在50至60根之间。画眉笼是条底,条底下加活板底,有两枚铜螺丝,可随时将板底拧上或捻下。


  四、百灵笼:百灵鸟较靛颏、红子体大,所以百灵笼也稍大,三道圈加宽土挡,内无鸟杠,中心有一圆土台。土台为木质,有些土台面上还加一层沉积岩质石片。因百灵笼的水罐在笼子外面,所以土挡上单留了一个上圆下平的“水门子”。


  市场行情


  目前清末、民国名家制作的材质贵重的鸟笼,在收藏市场上很走俏。如一张民国徐钟明制竹鸟笼,四壁竹丝编制,挂钩錾刻花纹,笼身盘一口含宝珠的龙,挂盘铜托描绘三国故事,笼中带原配鸟食罐、鸟食杯,其市场参考价已超过50万元。而且名家制作的鸟笼,还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上涨,但普通鸟笼收藏价值不大。


  有人会问:“一些玩家能准确地说出何笼为何人所造,而出自名家的鸟笼价格不菲。人家是怎么通过一样尺寸的笼腔看出来的呢?怎么才能不‘打眼’呢?”这就要看笼腔的细部特征了。所谓的细部特征,是指笼门、笼条、接口、销钉等处不同的安装、加固方式。这些细微的不同体现了制作者的匠心独运,也成为了他们的“名片”。老北京玩玩意儿自古就认“品牌”,清末民初时讲究的是“老赵家的钩子,王攥的笼儿”。“老赵家的钩子”指的是清宫造办处领班“老小赵”及其传人所制的钩子。“老小赵”则是因为其辈分、手艺值得人称个“老”字,又因为在皇上眼巴前儿当差,任你多大也是“小”,于是就有了“老小”这种奇怪的称号。“王攥”则因为他好琢磨玩意儿而得名。除了这两派名家,还有“老小郭”、“老小张”、“涿州马”、“老吉”、“三河乔”等不同时期造钩、制笼的名家。


      西洋钟表 奢华钟鸣

约1686年至1759年制 法国 LEROY 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嵌玳瑁及牛角菱形布勒天文座钟


1896年制 瑞士 拉斐尔名作《阿尔巴圣母》影对微绘珐琅表壳 18K金 表冠上弦怀表 罕有自鸣及三问报时功能


      西洋钟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舶来品“玩意儿”了。明中叶,随着欧洲传教士入华及广州贸易的开放,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开始进入中国。到明朝末年,西洋钟表不仅已广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知晓,且国人开始学习钟表技术并仿制生产。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 曾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生活多年,1640年他回到欧洲后,完成一本《旅游记》,其中记载:“他们( 中国人) 最欣赏的工艺品是齿轮钟。他们现在已经造得很好了,可以摆在桌子上。如果出和我们一样的价格,他们可以造出最小的。”


  中国人对于西洋钟表的喜爱不仅仅体现在仿制上,众多的皇家贵族一样对西洋钟表青睐有加。据曾为慈禧太后画过肖像画的美国画家凯瑟林·卡尔撰写的《禁苑黄昏》一书中的描写,慈禧太后的储秀宫里存放着87 架西洋钟,她在颐和园的卧室,面积虽然不大,却也放了15架钟。凯瑟林写道:“它们滴滴答答地走着,报时信号又绝不同时敲响,这足以将一个神经质的欧洲妇女逼得发疯,可是太后好像一点也没有神经质。”能够欣赏奢华的钟鸣,或许使慈禧太后十分得意。


  西洋钟在中国的流行,与清朝皇帝的兴趣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充满了兴趣,来华的传教士投其所好,将钟表与望远镜、放大镜、测绘仪器及其他科学仪器一起作为礼品献给他,以谋求在华传教并建造教堂的许可。自然,西洋钟表也被当作科技成果受到康熙重视,他不仅收集赏玩,而且在清宫造办处自鸣钟处下设做钟作坊,聘请西洋“有技艺之人”专门仿制、维修欧洲机械钟表。


  西洋古董钟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机心,二是表盘、表针、表壳、表玻璃等外观件。通过外观件断定古董表的生产年代,既要对不同时期的特征有准确把握,又不能僵化地拘泥于某些时代特征之中,因为钟表制造的某些设计元素会跨越时代,这需要藏家在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考察。


  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是西洋古董钟的发展期,钟的外形有椭圆、圆柱形等,1550 年以后出现了几何形状的设计,再演变出花鸟、贝壳等形式。当时一件钟表是由钟表师、雕刻师、表壳制造匠等工匠共同完成的。金属表壳和表盘多有风景、人物、花卉等雕刻图案。佩戴方式是悬挂胸前,所以表壳上方有一个穿连绳索的金属环。这些钟表走时精度非常低,更多起到装饰作用,所以表盘上只有一根时针。从17 世纪中期开始,表壳变成圆形,为保护其不受损害,制作者又设计了一个外壳,就是如今所说的双套表壳。这一时期钟表外观装饰更丰富,如用贵金属或镀金金属制作表壳,其上采用雕刻、镶嵌、绘画等工艺。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珐琅绘画艺术蓬勃发展,此时期表壳上出现了宗教故事等题材的珐琅绘画装饰。受英格兰文学作品影响,1790年后日内瓦珐琅微绘画钟表多以田园风情、人物故事为时代特征。


  之后,摆轮游丝的发明使钟表走时精度得到提高,18世纪前半期出现了分针,表盘也开始使用珐琅材质,在表盘上使用罗马数字表示小时刻度,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钟刻度。18 世纪中叶的钟表技术已可以生产出精密的航海天文钟表,走时精确度达到了很高水平,使秒针的出现成为可能。1750年后,表盘上的小时刻度主要采用阿拉伯数字,分钟刻度数字变得小巧或只采用一定的数字间隔。1783 年,,被称为宝玑式指针和宝玑式数字。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指针造型,如路易十五指针和路易十六指针等。 从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帝国式艺术风格使怀表表壳设计更简洁,外观装饰更朴素,表盘通常是白色珐琅面。到19 世纪中期,双套表壳变得很少见,表盘上依然采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作为时间刻度,而罗马数字刻度更普遍,指针一般选用蓝钢或金等材料制作。


      文人雅玩——古琴

元—明 周鲁封藏灵机式怀古琴


明 “怀古”古琴


      文人与百姓的玩法是不同的,前文中提到的遛鸟与养虫,或许并不是很多文人的追求,他们所在意的是心灵上的沟通。也正由此,古琴,这个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风靡士族阶层的器物,在今天又被人们重新拾起。尽管“玩”古琴的门槛很高,但很多人仍旧乐此不疲。


  古人常以琴棋书画论及一个人的才华和修养,而琴作为四艺之首,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八音之首,其内涵不言而喻。而如果以拍卖纪录排名,目前世界上最贵的乐器,就是一把北宋的御琴——“松石间意”,1.36 亿元的成交价格至今无琴能够超越,这也带动了古琴成为近年来一个越来越热门的收藏板块。


  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分伏羲氏、仲尼式、连珠式、蕉叶式、落霞式等,有五十多种。其音乐品格寄托了中国文人的情怀和处事哲学。曲风多清和淡雅,强调“天人合一”的境界。一句“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不仅使伯牙子期的知音之遇传为佳话,也成就了《高山流水》这首千年名曲。


  除此之外,古琴还是继昆曲之后,第二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的中国艺术。在古琴的流传过程中,其演奏已经从技能变成蕴含文化的标志,古琴也从一种演奏乐器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收藏,其收藏也被定义为文人雅士的风雅追求。琴音在中国流传了三千余年而声声不绝。明人屠隆论琴曰:“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琴音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追求的雅乐和书房清供。现代为了与西方乐器区别,才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


  古琴分两种,一种是常见规格的,另一种比较小,为方便出行携带,称膝琴。古人外出访友、郊游和切磋琴技,携带的就是膝琴。断定一张琴的优劣,主要看音色,这与材质息息相关。制作古琴最好的老料多取自庙宇老屋或败棺的桐木、梓木。这样的木头历经百年,干燥清爽、坚硬如石,用手敲打,音色纯净清亮。


  鉴赏、收藏古琴应具备一定的知识和弹奏基础,古琴收藏分为老琴和新琴两种。收藏老琴,以年代划分,价值各不相同。老琴收藏大体分为三个档次:一是唐、宋、元琴和明代皇家宗室制琴,这是备受藏家关注与追捧的琴,目前市场上价格屡创新高的多为此类;二是明代文人制琴,此类尚有一定数量留存,市场价格也已不菲;三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琴,品质远逊于前两类,数量相对多一些。老琴的真伪可根据年代、断纹、材质、款式、工艺等鉴别。尤其是断纹,它是鉴别古琴真伪最有力的判断标准。由于长年风化和弹奏时的震动,琴面会出现断纹。断纹的种类繁多,不同琴款断纹也不同。真断纹纹形流畅,纹尾自然消失,而假断纹经过人工处理,有失自然。


  从材质上看,清代以前的老琴,常以杉木为材,而当代人做的古琴,往往以梧桐木为面,这是判断古琴与现代琴的关键。从漆灰上看,唐琴表面都用漆,里面为褐色,而宋以后灰胎琴都使用葛布,也使用瓦灰和石膏灰,由此可以将唐、宋的琴区分出来。从音色上看,古琴因制作工艺的优劣,音色各有不同。唐琴和北宋琴声音“宏松透润”,南宋琴和明琴“静逸恬美”,元代朱致远款琴的音色“清凉刚劲”。古琴颜色越深,年代越久,年份由远及近为黑色—褐色—黄色—白色。


  古琴的种种讲究


  唐代之前,弹琴的人一般自己都会制作琴,而后出现了专业的制琴人。有了制琴专家之后,制琴人都会互相竞争,使自己制的琴质量更高,名声更大。所以,在制琴材料选择方面,逐渐讲究起来,要用上等的好料。


  传说伏羲氏制琴十分讲究。他认为凤凰是百鸟之王,不是梧桐树就不会在树上栖落,于是认为梧桐是非常优良的木材。他制琴的时候,叫人把梧桐砍来,要选择三丈三尺高的,然后截成三段。这三段表示天、地、人三才。


  到了明代,古琴的地位被再次提升。同时,古琴渐渐变成了古董和身份的象征。从前被学者、文人自由弹奏的古琴,到了明代被正规化,固定了弹奏古琴的繁琐规矩,诸如可与何人弹奏,可为何人弹奏之类,甚至琴谱中还规定了什么时候适于弹琴。明代的《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中列出了好几条:“遇知己、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可弹。而不适合弹琴的也有好多处:“风雷阴雨、日月交蚀、在市尘、对夷狄、对苏子、对商贾、对娼妓、酒醉后……”


    炉色宝光

明清铜炉一组 (三十件)


    古代文人雅士曾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称为四艺,而作为焚香时必不可少的工具——香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生活品味的一个象征。中国人普遍有祭祀祖先和神佛的传统,香炉就必不可少了。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今天的香炉不仅具有实用的功能,更成为了人们手中经常把玩的器物。


  作为祭祀焚香的器具,香炉的制作早在汉朝就已经初具规模,不过宋朝以前的香炉多取材于陶瓷和青铜。从西汉早期的博山香熏炉的功能和造型看,它很可能就是我国香炉的前身。香炉的出现,同道教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汉后期随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论的出现,以焚香供祀神佛,寄托人们情感的风气日盛,由熏炉派生出的香炉,将礼佛祭祖的功用延续至今。


  而将香炉提高到艺术品层次的,则首推明代宣德皇帝。明宣德皇帝艺术天分相当高,色彩感尤其出众,在他的影响下,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亮点。宣德皇帝嗜好赏玩香炉,特下令从暹罗国进口一批风磨红铜,责成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皇府内藏的柴、汝、官、哥、均、定名窑瓷器的款式,设计和监制香炉。为保证香炉的质量,工艺师在原料中还掺入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铸炼。成品后的铜香炉,色泽晶莹而温润,精致美妙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宣德炉的铸造成功,开了后世铜炉的先河,宣德炉也因此成为铜香炉的通称。


  这一做法迅速引领了上流社会的时尚,那些追慕宣宗意趣的文人士大夫,效法他的生活情调,购买私家铸制的高仿铜炉置于自家书斋。而在铜炉停铸后,因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钟爱,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私家铸制的铜炉。曾参与宣德炉铸造的原工部官员吴邦佐,于宣德五年辞官,他雇佣一些原铸宣德炉的工匠,依照宣德炉的图纸和工艺流程进行仿造,这批仿器的质量堪比真品。晚明及清朝时期,各地仿制的“宣德炉”络绎不绝,作品良莠不齐。私家铸制的铜炉以文房用器的工艺为最好,在品位上追求精、逸、妙的鉴藏意境。形制端庄、铜质精良、皮色绝佳、款识规整的铜炉,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铜炉的分类


  铜炉在分类上使用古法,继承古制(古制分类以“耳”为标准),将一些名称较乱之炉,依“ 耳”、“ 形” 归宗,明确类别。因为在当时制作铜炉时,本来就依循不同的用途来制作,器型上虽有变化但不脱固定的仪轨。譬如说宫廷中许多地方都使用铜炉,庙堂祭祀用、书房陈设用、寝室熏香用,各有不同,也不会放错。皇室有皇室的规矩,文人则有文人的雅趣,文人用炉比较活泼。以款来说,又分纪年款、仿古款、私家款、人名款、斋堂款、诗文款、箴言款等。宫廷使用的多为“大明宣德年制”等纪年款;文人用炉款识多是私家款或诗文款,如“玉堂清玩”、“松月侣”、“琴书侣”、“乐琴书以消忧”款等。


      香具之美

清乾隆白玉雕缠枝莲纹镂花香盒


清 湘妃竹六方几连原装盒


      焚香、熏香、品香在古代是文人的一种修养,除了直接以嗅觉品赏之外,古人还精心制作了焚香的器具,这些器具在今天看来精美异常且设计得匪夷所思。可以想象,现代人在品香的同时还能通过把玩这些香具感受到古人的那份精致生活之美。


  唐代时盛行,熏香之风盛极一时。银制熏球是唐时随身佩戴的焚香工具,主体由上下半球体扣合而成,结合处装一个小合页轴,其余部分为扣合严密的子母扣,结合牢固,启合方便。下半球内置两个同心活环和一个焚香盂,焚香盂与内同心环活轴铆接相连,内同心环错90 度与外同心环活轴铆接相连,外同心环与下半球壁口也是错90 度活轴铆接相连,无论熏球如何转动,焚香盂始终朝上,香料绝不外溢。


  中国人使用熏球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汉代《西京杂记》卷上载,“长安巧工丁湲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丁湲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体常平”,称其为“卧褥香炉”、“被中香炉”。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唐僖宗供养“香囊两枚,重十五两三分”,称之为“香囊”。后人按其形状和功能,习惯称之为“熏球”。宋代制瓷技术高超,瓷香具产量很大。宋人焚香时常使用香炉和香盒,添香者以食指、大拇指拈出香丸,放入堆满白灰的炉具内。此时也流行燃烧“香篆”,就是将粉末状的香料用模子压出固定的形状燃点。


  元代时已经流行“一炉两瓶”的成套香具,明代绘画中出现“炉、瓶、盒”组合式香具,其中香瓶用来储放香箸、香铲。


  明清焚香雅玩时,使用一种细筒状、用以燃线香的用具,称“香筒”,又称“香笼”(区别于插香用的小筒)。造型多为长而直的圆筒,上有平顶盖,下有扁平的承座,外壁镂空各种纹饰,筒内设小插管,便于安插线香,质材多竹木、玉石或象牙。“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长七八寸者,用檀木做底盖,以铜作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名曰香筒。”香筒因制作考究,雕刻细腻,题材文雅,焚香之余亦可作案头陈设。


  香具的种类


  香具的种类除了香炉、熏球、香筒(又称香笼)之外,还有手炉、香斗、卧炉香插、香盘、香盒、 香夹、香箸、香铲、香匙、香囊等。它们用来燃置不同类型的香品,也是美丽的饰物。手炉是握在手中或随身提带的小熏炉,形如暖炉,多为圆形、方形、六角形、花瓣形等;顶面镂空,雕琢成花格、吉祥图、山水人物等纹饰;多为黄铜或白铜质地。香斗,又称长柄手炉,是带有长长握柄的小香炉,多为供佛之器,柄头常雕饰莲花或瑞兽,唐时已流行,所烧多为颗粒状或丸状的香品。卧炉用于横向点燃线香,也称横式香熏。类似香筒,但方向不同。


  香插是插放线香、带插孔的基座。基座高度、插孔大小、插孔数量各种式样,以适用于不同规格的线香。香盘又称香台,是焚香用的扁平承盘,多以木料或金属制成。香盒是放置香品的容器,又称香筥、香合、香函、香箱等。多为扁圆或方型,木制较多,大小不等。既是香品容器,也作装饰香案、居室的物品。 香夹用于夹取香品;香箸即“香筷”,多为铜制;香铲用来处置香灰,多为铜制;香匙用于盛取粉末状或丸状香品;香囊盛放香粉、干花等香品,随身携带或挂佩,多为刺绣丝袋,也有将绣袋再放入玉、金、银等材质的镂空小盒里的,系上丝线挂于颈下,这也称“佩香”。


      多宝串 组合之趣

宋 白玉鸳鸯坠


宋代 玉勒 龟形玉坠


      多宝串,这是近代人们对其的俗称。其文化渊源可上溯至西周以来的杂佩以及清代的朝珠和捻珠。多宝串以材质多样、佩挂随意。可把玩怡情等特点,赢得众多藏家的钟爱。常见的材质有琥珀、蜜蜡、南红、老瓷松、珊瑚、缠丝玛瑙、绿松石、象牙、老琉璃、青金石、白玉、碧玉、碧玺、砗磲等,只要是藏家喜爱的珠宝玉石,都可组合编成手串,持在手中把玩摩挲。


  在西周以“礼乐”规范社会的时代,明尊卑、别贵贱的“礼”就包括了珠玉的使用。早期西周贵族,佩戴珠玉串成的组佩,“以节行止”,达到礼仪上的有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组佩发展成杂佩,整个组合由繁缛华美趋向简洁硬朗,更接近列国争霸时的风格。杂佩往往摆脱了规矩,根据个人的爱好来串挂,这种随意性也使得杂佩深入到民间。《诗经》里多次提到“杂佩”。如“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这也是多宝串最早的记录出处。自古玩赏多宝串多有讲究。有人追求材质,有人偏爱俏色、沁色、皮色等,有人钟情雕工技法,有人青睐经典题材,有人寻找独特器型与纹饰,还有人看重高古年份等等。玩赏多宝串,主要注重的是材质俏色、沁色、皮色,以及造型与雕工、题材与纹饰,年份等。


  收藏多宝串的乐趣在于,藏家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搭配,有针对性地搜集各种题材、质地、年份的珠佩穿成一串。一件精致的多宝串,可能要经藏者多年搜集,数次搭配,才能完成。收藏者在玩赏中研究,在动手中感受着其中的乐趣。多宝串虽小,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传达的是藏家的审美品味,是一个小中见大的文玩门类。


      香气氤氲品沉香

北京匡时2012秋拍沉香拍品一览


      香在中国的文人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早期的驱蚊除瘴到后期的供养,香的角色一直在变化,但其重要性无可取代,在这其中,沉香更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中国人使用沉香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品香与琴棋书画相结合,文人士大夫们品味着熏香沐浴的氤氲和焚香抚琴吟诗的雅致。到了明清时期,以沉檀香为材料的香品成为宫廷朝堂、贵胄之家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盛装香品的各式用具更成为了艺术品。


  沉香具有纳气平喘、通气安神的药效,还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脏病。沉香不是一种木材,而是由特殊的香树结出的、混合了油脂(树脂)和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这类香树的木材本身无特殊香味,且质地松软。沉香分为奇楠、倒架、水沉、土沉、蚁沉、活沉、白木等几类,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奇楠香,它的油脂含量高于普通沉香,香气更甘甜浓郁。最好的奇楠产自越南境内。多数普通沉香不点燃时几乎没有香味,而奇楠不点燃时也散发清凉香甜的气息;普通沉香在熏烧中香味稳定,而奇楠的头香、本香和尾香却有明显变化;上等普通沉香入水即沉,而很多上等奇楠却半沉半浮;普通沉香大都质地坚硬,而奇楠却较柔软,有黏韧性,削下的奇楠碎片还可团成香珠;用显微镜观察,普通沉香中的油脂腺聚在一起,而奇楠的油脂腺却粒粒分明。奇楠质地较软,入口咀嚼,苦麻中略带甘洌;闻之清如蜜,香气持久;握之,热气即散,又称冰沉。


      文人品位——紫砂壶

清雍正 白釉菊花瓣盘/清雍正-乾隆 紫砂合菊壶


民国 铁画轩出品段泥方壶连八卦纹暖炉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称17 世纪进入英国的中国茶叶为“文明砥柱”,作为最悠久的文化之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已达六千年。从唐代陆羽的《茶经》,到清代的茶叶出口,茶文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今天的人们已经将品茶作为文人生活的象征之一,而作为品茶的器具——紫砂壶就成为了承载这份文人品味的最佳载体。


  长久以来,紫砂壶即被人们推崇为理想的茶器。紫砂壶优良的实用功能,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就有所记载。明清两代的人们认为茶壶之所以“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陶”,是由于紫砂壶能发出茶之色、香、味,并且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关于“越宿不馊”的说法也有其道理。


  紫砂壶以宜兴紫砂最为出名,宜兴紫砂壶泡茶既不夺茶真香,又无熟汤气,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紫砂茶具还因其造型古朴别致、气质特佳,经茶水泡、手摩挲,会变为古玉色而倍受人们青睐。


  通常认为,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正德至嘉靖时的龚春(供春),据清代吴梅鼎《阳羡瓷壶赋序》称:“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缸,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所谓供春壶也。”时人称其“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 供春聪明过人,他向寺人、僧人学习制作紫砂的技术,并在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前人单纯用手捏制的方法,改为木板旋泥并配合着竹刀使用。供春充分利用泥陶的本色,烧造的壶造型新颖、雅致、质地较薄而且又坚硬,在当时就名声显赫,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石的说法。正是这位民间紫砂艺人最早地把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境界,自此供春壶成为紫砂壶的一个象征,供春也是中国工艺史上最杰出的工匠代表。目前,对于宜兴紫砂壶的起源,多按此种说法。


  供春之后又招收了两个弟子,也就是被后世认为是紫砂大师的时大彬、李仲芬,时、李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明代三大紫砂“妙手”。时大彬所制的壶高雅脱俗,造型流畅,不追求工巧雕琢,徐友泉晚年曾自叹:“吾之精,终不及时(时大彬)之粗也。”徐友泉擅长按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做紫砂壶,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传说徐友泉幼年拜时大彬为师学艺,恳求老师为他捏一头泥牛,时不允。此时一真牛从屋外经过,他抢过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对着真牛捏了起来,时发现他很有才华,便欣然将全部绝活传授给他。就这样,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有泉成为了第一代紫砂壶巨匠。


  在这之后,陈鸣远、惠孟臣对前辈继承发展。陈鸣远擅长以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菇、荸荠、荷花、青蛙等仿生造型入壶,使紫砂壶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他始创壶底书款,盖内印章的形式,对紫砂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代大师则是清嘉、道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陈鸿寿主张制壶创新,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要见“天趣”。他将这一艺术主张,付诸于紫砂陶艺。他对紫砂壶艺术的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是即兴设计诸多新奇款式,为紫砂壶创新带来生机。嘉道年间的邵大亨则是陈鸣远之后的一代高手,其它如邵友兰、邵友廷、蒋德休、黄玉麟、程寿珍等人也都堪称名家。而当代紫砂大师,则首推顾景舟。


      空纳万物——鼻烟壶

错银螺钿、端石、蓝料烟壶 (四件)


套红料双螭捧寿鼻烟壶


      很难想象,一种印第安人的习俗会在全中国风靡,并且时至今日仍旧流行。据历史记载,吸鼻烟的习俗起源于烟草发明者印第安人。14世纪时意大利人选用上好的烟叶,掺入薄荷、冰片等药材碾成粉,密封入窖陈化数年后,生产出了商业化鼻烟。中国人吸闻鼻烟始于明末,此时进口量少,且仅广东人吸闻。清康熙时期开放海禁,西方传教士携带大量鼻烟和盛装鼻烟的玻璃瓶而来,吸鼻烟渐成风尚。葡萄牙、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先后向中国进贡鼻烟和玻璃制鼻烟瓶,乾隆皇帝也以鼻烟赐赏王公大臣。


  虽然历经百年,鼻烟已经从当年的风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鼻烟壶却凭借其本身的艺术欣赏性和收藏价值,被历代收藏家珍视。从存世品看,顺治时期程荣章造的铜雕云龙鼻烟壶20 余件,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鼻烟壶。康熙皇帝对西方艺术品情有独钟,他吸纳了一批通晓玻璃烟壶制作和画珐琅工艺的西方人,在宫中制作鼻烟壶。乾隆时期玩赏收藏鼻烟壶成风,使用功能渐至其次。清代鼻烟壶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辽宁、西藏、内蒙古等处,材质有水晶、翡翠、玉石、玛瑙、象牙、犀角、牛角、珊瑚、珐琅、瓷、铜、玻璃料等。工艺采用内画、浮雕、阴刻、阳刻、套色等,几乎囊括了绘画、书法、烧瓷、施釉、碾玉、冶犀、刻牙、雕竹、剔漆、套料、荡匏、镶金银、嵌螺钿、贴黄、珐琅、漆器等全部工艺技法,是各类工艺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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